“文革”前1958年我在北京三十五中学读书时，被学校党支部以“家庭出身”罪名定为政治“差”等，不能升学没有工作，为了生存到各处打零工糊口，我可以说是现在打工族的老前辈。“家庭出身”罪名祸及子孙牵连九族政治审查八代，因“家庭出身”罪名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绝非少数，而是全中国的几代人，妇孺皆知其残酷血腥恐怖可怕。有人说：“文革”前没有失业，“文革 ”后改革开放才有失业打工族，此言虚妄不实。
22年后的1980年北京三十五中学党支部给我一纸《复查结论》，结论说：“鉴定‘差’等是错误的，应为优等”。中共独裁暴政残酷迫害的中国中学生命运就是如此悲惨，并且中共只给遭受迫害的人一张纸名为“平反”，这就像打伤了人只给你一张纸，说把你打伤了打残了打错了，而对伤害的严重后果不复责任。
“文革”前我也到学校代过课，1960年4月我在北京西城阜内大水车小学代课刚满一个月，一天下课校长陪同一名警察叫我到派出所，路过我家我要回家放下书本警察不允许，最后到刘海胡同西城公安局拘留所进了几层高墙大院，搜查全身连眼镜腰带都被搜走。进入拘留室是十平方的小屋空无一物，四墙没有窗，只在门上有个像邮箱投信口大小的开口，我整天坐在地上，天黑后送来乌黑油腻臭熏熏的被子躺在地上睡觉，半夜突然被叫醒带我到审讯室，我坐在桌子前审问员坐在桌子后，他问我“有什么不法活动？ ”我回答“我在学校上课，回家备课看书，没有不法活动”。他拿出从我家搜查到的我的日记本问我 “你写的咏梅‘玉骨冰肌一枝横，无限生机破冰封’。‘不学群芳倚春风，丹蕊盛开向严冬’ 是不是对现实不满？”。又问我“‘岂为贪生未轻死，不信冬尽不是春’是不是想变天？”。叫我把写“反动日记”的思想根源和看什么书报与什么人来往都交代清楚。在小屋里关了我15 天什么没说放我回家。
我回到家没两天派出所警察来家叫我到“安定精神病医院”，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警察说“在那里没精神病可以帮助做事，你表现好可以在那里工作”。我拒绝到“安定精神病医院”。几天后警察不作任何说明没有任何手续，就送我到大兴黄村天堂河劳改营强制劳动，天堂河劳改营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的劳该营。这是不经审判的“劳教”，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警察就可以决定把人强制劳动。随便抓人关人送人去强制劳动，在“文革” 前就是如此，并非“文革”党政军对群众运动失控。
1980年公安局把日记本还给我，《结论》说：“日记中的诗词对现实不满，但够不上反动”。我看了怒火中烧，“够不上反动”为什么给我定为“反动”关进劳改营22年，我的一生都毁了，心中悲愤欲哭无泪。清楚看到：中共就是暴力恐怖集团
1966 年8月“文革” 开始，以“安置就业”为由送我到新疆红山煤矿劳改营强制劳动，这是不经审判的“劳改”。1967年2月春节我回北京，一路经过乌鲁木齐兰州郑州直到北京，我在各地学校教室看到门窗玻璃全被砸碎，但是令人瞩目的是，贴在墙上的毛画像和五星旗都完好无损，在“文革”打砸抢中，毛画像和五星旗却无一例外的全都端端正正的贴在墙上，可见“文革”打砸抢，整人抓人打人杀人都在党政军控制之中，“革命群众 ”不敢越雷池一步，绝非运动失控。
“文革”时期， 打扫党支部房间有一共青团员小青年摘下墙上挂的毛画像嘴里顺口说“请你下来”，为这句话招来批斗大祸，小青年跪在毛画像前请罪用剪刀把自己舌头剪断才得幸免判刑灾难。
“文革”时期，与我同班挖煤的张继芦原是剧团美工，妻子倒垃圾有一张毛画像被人举报，小张爱妻情深代妻承担责任，为此定为“反革命”罪遭批斗判刑八年，张妻成为“反革命”家属受歧视打击日子难过，把孩子送人改嫁给了剧团领导。小张恩爱夫妻美满家庭就为一张毛画像被判刑坐牢妻离子散只剩孑然一身，八年刑满后由“劳改犯” 成为“新生员”还是挖煤，变化就是由吃犯人的定量份饭改为买饭票，上厕所不用再喊“报告”。
这就是在“文革” 打砸抢中，毛画像和五星旗却无一例外的全都端端正正的贴在墙上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到：“文革”打砸抢，整人抓人打人杀人一切残暴血腥恐怖罪行都在党政军控制之中， “革命群众”不敢越雷池一步，绝非运动失控。
“文革”前，我家邻里张大妈的女儿小蕙，是空政文工团演员，演出节目时被空军司令刘亚楼看上了，立即调到身边做秘书，自此以后有半年多没看见小蕙回家，小蕙的弟弟小楠到我家说他姐姐被西城公安局关起来了，是他姐姐到西城公安局控告空军司令刘亚楼用手枪指着他姐姐的脸，在办公室长沙发上强奸了他姐姐，他姐姐到西城公安局报案，当时就被公安局关了起来，也不许和家人见面，每月只叫家里送钱和粮票。后来他妈到空军司令部给刘亚楼下跪求情，才放他姐姐回家，从此他姐姐不上班也不出门呆在家里。
此后，傍晚经常看见他家门口有军队的小汽车停在那里，早上汽车才开走。小楠说刘亚楼晚上常到他家来找他姐姐，小楠说刘亚楼是他姐夫。可是报纸广播上说到刘亚楼的夫人并不是他姐姐小蕙的名字，邻里们悄悄地说：“张家大院是乌龙院”。
有一天在街上我看到张大妈衣衫不整脚步蹒跚的走来，更让我吃惊的是张大妈的脖子和头是歪的，瞪着两只空旷无神的大眼睛怪吓人的。小楠说这是因为他妈用刀割脖子自杀，送到医院抢救缝上刀口，结果脖子就歪了。
1965年刘亚楼死的时候，报纸上头版头条黑体大字标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好战士，具有崇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刘亚楼司令员永垂不朽! ” 云云。
现在每当听到有人面对当前中共特权横行，欺压百姓包二奶种种丑恶，而说毛时代如何清廉时，我就想到刘亚楼举着手枪指着少女强奸，张大妈跪在刘亚楼面前求情，张大妈歪着脖子瞪着一双恐怖的大眼睛。
1984 年“人民日报 ”广告向全国招聘高中教师，并且空前绝后的“三不要”：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介绍信。我通过笔试、试讲、面试合格，聘用为高中物理教师评为中教一级，在长治屯留一中任教七年。物理实验室有位要玉清老师，从1955年到1981被专政了26年，是与胡风“根本无关”的“胡风集团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楚看到：“文革”前1955年的整人抓人打人杀人与“文革” 同样残暴恐怖没有区别。
要玉清老师给我看了他的平反文件：
《 山西省轻工业厅文件（81）晋轻人落字第7号 关于对要玉清胡风问题的平反意见及安排工作的报告》
“省人事局： 要玉清，男，现年4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山西省屯留县丈八庙公社丈八庙大队人，原山西省工业学校一九五五年毕业生，现为屯留中学代理教师。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山西省工业学校定为试点，要玉清所在班，学习班长段逢雨与胡风爱人通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捕，因要与段关系好，段又是要入团的介绍人，所以在毕业鉴定期间，多次逼要交代与段的‘组织关系’，因要有自杀行为，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派两名公安人员送回原籍至今。
经查，要玉清与胡风根本无关，太原市公安局查无根据。
根据中发（1980）76号文件精神，要玉清同志问题应彻底平反，恢复学籍，分配工作，请直接分配屯留中学任教。山西省轻工业厅（公章）一九八一年十二年十五日”。
要玉清老师与胡风根本不认识毫无关系，1955年却被定为“胡风集团现行反革命分子 ”，开群众大会批判斗争，揭发检举，关押逼供，要玉清老师吞针自杀，与“文革”批斗刑讯关牛棚残暴恐怖没有区别。并且这一切暴行都是由太原市委学校党委书记张艾如，太原市公安局张副局长亲自指挥的。1966年“文革”时期要玉清老师被批斗时说：跟 “文革”以前的批斗是一样的,早已领教过了。
中共毛泽东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党天下”“一言堂”,独裁残暴欺骗，抢劫杀人，整人害人，制造仇恨，都是中共谋划策动的滔滔罪行。“文革”中的罪恶如此，“文革”前的罪恶如此，“文革”后的罪恶如此，中共在延安的罪恶如此，在井岗山的罪恶如此，“反右” 的罪恶如此，“大饥荒” 的罪恶如此，“八九 ·六四” 的罪恶如此，从中共建党掀起抢劫杀人“到小姐牙床上滚一滚”的“痞子运动”，到今天中共“化公为私”掠夺全国资产权钱称霸骄奢淫逸，中共从产生之日直到今天，其罪恶是一以贯之的。 今天，《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和博物馆即将落成，人类已经把共产主义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附录：
《原山西省工业学校党支部书记，现北京电力实验所政治处办公室主任李步云提供材料：关于要玉清的情况》
“要玉清是山西省工业学校机械科一九五五年的毕业生，在一九五五年五到六月份，中央在全国开展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正好他们班有个学生叫段逢雨，曾给胡风老婆写信，表示支持胡风，当时山西省委就抓住这个案子决定在山西省工业学校进行试点，批判段逢雨，号召揭发检举，市委学校党委书记张艾如，市公安局张副局长亲自到校蹲点，解决这个问题，山西省委曾发过简报。
要玉清和段一班，和段关系较好，也动员他揭发检举，由于他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曾自杀，后来市里领导上怕他再发生问题，即由市局送往当地。
就从当时看要玉清同学本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表现和学习均不错，对于他的学籍和团籍的处理，不是因为什么罪行处理的，主要是根据他的自杀处理的。
事隔廿多年，公社党委认真解决和对要玉清同学澄清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在学校任党支部书记，主持学校工作，后来到1955年10月，中央地方工业部决定撤销山西省工业学校，并另外成立了四个专业学校，因此对要玉清同学的问题，也没有再进行甄别。
以上情况，请公社党委决定。
北京电力实验所政治处办公室主任李步云（公章） 1979年10月27日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