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六十八岁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从今年一月下旬起就从公开场合消失了。海外有媒体报道称，黄菊被诊断出罹患肝癌（也有说是患胰脏癌）晚期后，已经住院动手术，病情严重。坊间称他最多还能活一百天。无法出席今年两会的黄菊，依然躲不过记者们的追问，北京官方终于由政协会议发言人吴建民出面证实黄菊确实染病，正在住院治疗。以黄菊所患的癌症病状来看，即使不是危在旦夕，恐怕短时期内也难以康复。江泽民势力遭受这一重大打击后将急剧衰落。
“财神爷”与江泽民关系最近
中共第四代最高领导层成员──政治局九名常委中黄菊排名第六，并且是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理，在总理温家宝出国、生病期间──总理位置空缺的时候，通常也由他这个第一副总理代行总理职务。在政治局常委中，黄菊具体分管金融、财政、税务等工作，由于党政军特一切部门的开支都须经黄菊一支笔签发才能有效，也有人称他是中共的“财神爷”。
此外，因为他二００三年赴京之前是在上海政坛经营了整整二十年，而且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中与江泽民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又与后任上海一把手陈良宇的关系非同寻常，均为上海帮的核心成员──江与黄、陈构建了上海帮的“铁三角”。
练就“媚上”的独门功法
黄菊原名黄德钰，祖籍浙江嘉兴市嘉善县，一九三八年九月出生，父亲黄凤池和母亲金静默育有五名子女，黄菊排行老二。十八岁前他一直在家乡生活和求学，高中就读嘉兴一中。一九六三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人造板机器厂、中华冶金厂当技术员和车间党支部书记。八０年代初，适逢中共确定“干部年轻化”政策，培养第三梯队接班人，黄菊因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根红苗正”，在短短数年内连跳数级，从副厂长、公司副经理、机电局副局长、市工业党委书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一直升到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
在文革之后的上海政坛，素有太子党和平民党之分，前者以曾庆红、潘维明为代表，后者以吴邦国、黄菊为象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太子党出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多，一、二把手相对而言也比较倚重，曾经于八十年代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当然也难以免俗。
在中共官场，存有浓厚的血统和等级观念，太子党是天生的“老板”，而出生低微的平民党，充其量也只是经理或者ＣＥＯ。这就形成了两类官僚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的差异。具体表现在黄菊身上，心思细密，办事严谨；面对“两老”──老干部与老百姓，他选择的是尽其所能要让老干部满意，在上司和太子党面前夹紧尾巴，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即便老百姓怨声载道，只要上司满意，他就能“稳坐钓鱼船”；反之，就算老百姓感恩戴德，只要上司不满意，再怎么努力也没戏。因此，他从来不会与上级意见相左，更不会忤逆上司，．．．．．．久而久之，深谙此道的黄菊练就了一身“媚上”的独门功法，这为他后来赢得江泽民的青睐打下了基础。
被江泽民收为心腹的转机
黄菊真正成为江泽民的心腹还是由于一九八六年的一场小小政治风波后。思想保守的黄菊因禁演话剧《ＷＭ》，和当时上海年轻的宣传部长潘维明发生争执。潘请出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芮杏文看戏，芮表态支持公演。黄菊赶紧转弯，就把禁演的责任推给当时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刘振元，其实刘既没有看过这部戏，更没有表过态。黄菊嫁祸于人、对刘振元搞政治陷害的劣行，传到恰好在上海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耳中。“通天”的周杰将此事正式向中南海报告，中组部遂派人调查属实，做出“此人政治品质恶劣，不得重用”的结论。
黄菊得知中组部和上海市委正在考虑调动他的工作，便向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求助。为人处事的手腕以及在中共官场上攻于心计的权谋，使江黄两人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江泽民那时到上海不久，手下没有熟悉上海情况的人，恰好又遇上常务副市长朱仲宝突然患脑溢血，抢救后成了植物人，于是江就出面力保黄菊，将他调任常务副市长。黄菊“因祸得福”，从此就成为江的心腹。
埋怨朱镕基大权独揽
一九八七年，江泽民出任市委书记时，想安排黄菊接任市长，可是黄因在中共十三大上票数太低，落选中央委员，也就没有当成上海市长。北京另遣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到上海，接替江泽民的市长位子。
由于从政理念和施政风格的差异，时常导致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江泽民和朱镕基一度水火不容，开创了上海有史以来的先例──江泽民在康平路的市委大院办公，朱镕基则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外滩的市府大楼。夹在江、朱之间的黄菊，时常向人抱怨自己在北京没有大腿可抱（意即上面没有靠山）。
一九八九年江泽民被选进中南海以后，作风强悍的朱镕基全面主持上海的大局，作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因为在北京有了江泽民的靠山，一反常态的向人发牢骚说：“镕基同志给我的是一支没有墨水的钢笔”，言下之意是埋怨朱镕基大权独揽。
沦为“太监”式的家奴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赴京任职，黄菊接任上海市长。九四年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任中央，黄菊又接下市委书记一职，此后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整整八年。凭藉上海市委书记的资格惯例，黄菊于十四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黄菊为江守护上海帮的大本营。
黄菊之所以官运亨通，除了身怀“媚上”的绝技，后期主要是傍上了江泽民，也可以说，“没有江泽民，就没有黄菊的今天”。与上海帮的其他成员比起来，吴邦国、曾庆红还只是江泽民的旧部属，黄菊才是俯首听命的家奴。
江进中南海前期，因为不知中南海水之深浅，唯恐重蹈胡赵覆辙，所以把家人都留在上海，只身进京。黄菊当时对江留在上海的家属的关照可以讲是无微不至的。
后来江太子江绵恒决定以上海为甚地发展其“电讯王国”──创办中国第三大电讯公司“中国网通”，从申请审批到银行贷款，黄菊一路大开绿灯；鞍前马后，呵护备至。
早在江宣布退居二线之前，黄菊就在上海为江大兴土木，建了两处行宫，一处位于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内，另一处建于瑞金宾馆中未对外开放部份。与此同时，黄菊趁近水楼台的便利，也在瑞金宾馆靠近江宅处为自己建了一座楼，称将来退休后在此伴江养老。
黄菊千金代表上海帮进军海外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高干子女蜂拥出国，留学婚娶或经商定居，人数庞大，以致有太子党“海外军团”之称，但是这中间谁也不像黄菊的女儿黄凡这般招摇。一九九五年二月，在旧金山留学的黄凡，嫁给当地华侨方以伟。上海官方曾暗示此桩婚姻得到了江泽民的首肯，中共在当地领事馆官员亲自出席婚礼。当地传媒和侨界称这宗政治和金钱的婚姻为“国共联姻”。殊不知，黄千金肩负重任──代表上海帮出征海外也。
据当年的媒体报道，黄菊的亲家方大川，是随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的上海人，于一九五二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学习新闻，后来转学印刷。一九六０年与李邦琴结婚。方大川曾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社长，该报是由孙中山创办，属于国民党的党产，但是方改变了法人代表，将其注册在自己名下，以后便靠国民党的资源发家。方大川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其事业由其遗孀方李邦琴继承。
与黄菊联姻后，方氏家族几乎是一夜暴富。一九九八年，方氏家族将先前买下的旧金山七家英文地方报纸与旧金山的《独立报》（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合并，“独立”报系成为全加州非日报的英文报系。二０００年，以方李邦琴为董事长的方氏企业“泛亚集团”买下了旧金山地区两大英文报纸之一、有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英文《旧金山观察家报》（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打入美国主流媒体。方氏家族从一个小印刷工作坊、一间中餐馆扩展为包括英文报系、印刷厂、房地产、牧场、电脑公司以及影视公司等多种实业，怡恰是黄菊飞黄腾达、上海帮掌控中南海的鼎盛时期。
一九六一年出生的方以伟，由于岳父黄菊的关系，一九九八年被旧金山市长任命为旧金山──上海姐妹友好城市委员会主席、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主席等职，他还主持《亚洲人周刊》（方家在一九七九年创办的英文亚裔报刊），并以“亚洲周刊基主会”的名义主办亚裔传统摆街会等社区活动。从此，不但中共在旧金山侨社布下了一只重要的棋子，而且上海帮也多了一个多功能海外基地。
上海市最声名狼藉的丑闻
九十年代以来黄菊家族肆无忌惮的敛财，已经成为上海滩最声名狼藉的丑闻。“上海首富”周正毅获得国家银行上百亿的违规贷款，获得上海黄金地皮静安区东八块，再压低赔偿进行非法拆迁，强毁民居，全凭他与黄菊和上海当局的关系与金权交易。周妻毛玉萍更是在公开场合称呼黄菊夫人余慧文为“干妈”。周正毅东窗事发，社会上随即出现“黄菊老婆余慧文被捕了”的传闻，黄菊急令“辟谣”。余慧文的理财手腕在圈子里是有相当高知名度的，她差不多垄断了上海的大厦电梯业务，同时也没有错过上海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机会。黄菊五兄弟中，弟弟黄昔（黄德锡）曾任嘉善县副县长，其后仰仗黄菊也步步高升，先后在嘉兴、上海和浦东开发区政府部门作党官，并参与炒地产，获利甚丰。在上海的圈地交易中，黄菊家族可谓是一马当先，富得流油。如果要公开个人财富，黄菊家族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知情人士指出，黄菊在上海任市委常委有二十年，任市长、书记十一年。不但周正毅案与他有关，上海官商界的腐败，黄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后，江泽民巩固了权力，上海帮炙手可热，政策优惠和资源优势全部向上海倾斜，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遂从珠江三角洲转移到长江三角洲。浦东开发，市区重建，地产金融业大膨胀，黄菊领导着江泽民钦定的“面子工程”，把上海市包装得美伦美奂，上海帮大大小小的干将们，也在黄菊的关照下差不多都“先富起来”了。
妒贤嫉能搞不好同僚关系
像黄菊这种出身低微的官僚，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唯上司马首是瞻的习惯，然而他对同僚和下属则妒贤嫉能。
比如，在他接任上海一把手以后，北京安排由朱镕基提名的徐匡迪出任上海市长，精明干练、广受市民欢迎、并有“学者市长”称誉的徐匡迪，却处处受到黄菊的排挤。当年亚大经合会议（ＡＰＥＣ）在上海举行各国元首峰会，名正言顺的东道主政府代表──市长徐匡迪被晾在一边，而在政府并没有职衔的市委书记黄菊，却陪同国家主席江泽民频频曝光。当年江泽民与朱镕基在上海因为“政见”不合而公开闹僵的状况，又在黄菊和徐匡迪身上延续。
黄菊与另一位上海帮核心、江泽民的股肱之臣曾庆红的关系也一直不好。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介绍，黄菊与曾庆红关系紧张到有时互不说话的地步。在上海是因为太子党看不起他这个平民党，他已经心存芥蒂，到了北京以后自持有太上皇江泽民作靠山，也变得忘乎所以起来，加上曾庆红功高震主，江泽民也有意起用黄菊来加以制约。
黄菊是比贾庆林、陈希同更大的老虎，曾庆红在江泽民之后的时代要真的有所作为，以他目前作为太子党灵魂人物的实力，就要像当年襄助江泽民剪除北京帮的陈希同那样，从黄菊入手彻底解决上海帮的问题，这样，他进可以奠定自己成为第四代核心的基石，退可以让胡锦涛解除对他的戒备，确保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体制的稳定。没料到，还没有等曾庆红下手，黄菊似乎就剥夺了他的机会。
江泽民上海帮势力急剧衰落
江泽民退休后，主要通过黄菊和贾庆林对中南海政治施加影响力。目前的中共领导体制是政治局九常委集体决策的体制，总书记胡锦涛还没有确立一言九鼎的权威。关乎党国的重大决策，包括重要人事安排，都要先在政治局常委中讨论表决，然后再交政治局通过。在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也只有一票，与黄菊并无两样。而在政治局常委讨论表决时，往往一票就可能令政策改变。这正是胡锦涛上台后只能喊口号，难有实质性政治大动作的关键所在；也是胡锦涛欲去陈良宇和张德江之流而不能如愿的原因。
一旦黄菊从政治舞台消失，贾庆林在九常委中将孤掌难鸣，胡锦涛也就越来越不需理会江泽民的想法了。更不要说，自从黄菊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上海帮开始转舵，陈良宇似乎已经“缴械”，收起了与胡温对着干的架势，并公开表态要效忠胡锦涛领导的“全国一盘棋”了。不过江泽民人还在，心不死，上海帮沉浮，还要看黄菊之后的空缺由谁来顶替。
(动向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