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由俄罗斯音乐巨人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他的门生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的回忆录《见证》。这是一本充满了痛苦和忧伤的回忆录，肖斯塔科维奇称这些回忆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其范围囊括了回忆者本人从童年到晚年的所有重大事件：沉默而恐怖的“大清洗”，获得悲伤权利的卫国战争，与斯大林令人吃惊的谈话，险象环生的新国歌创作竟评，喧嚣一时的“形式主义”批判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告密、揭发、落井下石……自然，还写了在任何时代都属凤毛麟角的反抗者、不合作者和无所畏惧者。
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佯装疯狂的现代颠僧在回顾自己并不平静的一生时，说了一句令人心惊的话，“等候处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有好几次，他甚至收拾好了行装准备上路，但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死，也没有进集中营，“但是进集中营永远不会太晚。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新的领袖和导师对你的作品的看法”，他说。
这本回忆录里提到的，包括马雅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格拉祖诺夫、梅耶霍尔德、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许许多多俄罗斯文化界的中心人物，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悄无声息地从地球上消失，邻居们有好几天见不着他，就知道再也回不来了，但谁也不会问，也不惊奇。他说，“我在回忆朋友们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
在震惊苏联的“反形式主义”运动中，“文艺沙皇”日丹诺夫秉承斯大林的意志，在音乐界搞了一张黑名单。“没有人愿意上那张名单，因为那不是发奖名单”，于是作曲家们便相互撕咬起来。不光是为了不上名单，更多的是为了改变在名单上的排序。他们的哲学是：“今天你死，我明天再死”。只有两个人没有动，一个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是普罗科菲耶夫。因为他们俩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会议开完了，肖氏将行李放在门道，随时等待穿黑衣披风的克格勃上门，但意外的是，克格勃没有上门，倒是等来了斯大林的电话。原来是“反形式主义”的“历史决议”形成后，引起了西方人的怀疑，他们认为上了黑名单的人都被秘密处决了。为了和西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斯大林决定派肖斯塔科维奇到纽约参加“文化与科学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的音乐已被禁演，美国人问起不好回答。斯大林假装很意外：“你是什么意思？不演奏了？为什么？”接着故作关切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处理的，肖斯塔科维奇同志。你身体怎么样？”电话那头是一句惊心动魄的回答：“我感到恶心”。
正如音乐家本人的镇定一样，这本回忆录保留了肖斯塔科维奇本人惯用的简短、生动、充满冷嘲的语言风格，里面记录了许多令人难以释怀的好故事。在肖氏平静的叙述中，我打小竖立的，由官方报道和教科书构筑而成的帝国天堂轰然倒塌。在一个书信、文章甚至连日记也有可能造假的年份，恰好是人脑保留的“回忆”提供了历史的真实，令人晕眩的真实。在无数次的挑灯夜读中，我独独惊异于一个人，一个一生“等待处决”的人，能用一种冷静得近乎轻蔑的口吻谈论一个曾经使世界惊心的庞然大物；当然，更惊异的是，在一个残酷而肃杀的年份，一个灵魂高贵的人仅仅依靠从内心积聚起来的尊严，就可以和一个邪恶的帝国对抗，并最终将其击溃。
《见证》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伏尔科夫 记录整理 叶琼芳 译 花城出版社 1998年1月
作者为独立作家,居中国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