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婚姻”，外来媳妇成为新上海人
近几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户籍政策的松动，上海“两地婚姻”（特指男女当事人一方户籍为上海市的，另一方为外省市的）的数量呈大幅增加态势。 2004 年“两地婚姻”已占全市婚姻登记总数的三分之一。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城乡人口流动性将长期存在，“两地婚姻”和异地婚嫁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两地婚姻家庭这一群体的状况如何，与上海构建和谐社会及提高人口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据了解，1991 年“两地婚姻”结婚登记数只有 5211 对，占全市婚姻登记总数的 5.4% ； 2004 年，达到 39734 对，占全市婚姻登记总数的 32.2% 。因此，预计未来 5 年其占全市结婚登记总数的比例，可能会突破 40% 。
外男沪女模式的“两地婚姻”中，上海姑娘嫁给了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外来女婿，双方文化程度高，就业层次也较高，家庭经济情况好，双方对已建立的家庭很珍惜，因此多数家庭的婚姻较为稳定。
而沪男外女模式中，许多打工妹都成长于贫困家庭，外地的打工生活开阔了她们的眼界，她们不再愿意回老家结婚，但事实上许多打工妹在大都市里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由于“贫贫结合”，男方在城市里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他们有几种类型：家境底子薄、年龄偏大、残疾、身体不太健康的或是“吃过官司”。而外来媳妇又较多来源于外省市农村，一般无职业技能，加上文化程度等因素，难以找到较稳定的工作。其中有些婚姻基础不牢，属于速配型。有的外来女性急于“脱贫”而无条件嫁人，用青春赌博明天，婚姻具有功利性、草率性；有的外来媳妇把婚姻当成跳板，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后，熟悉了环境，就“另攀高枝”；上海也有少数患有疾病或遗传缺陷的男青年，亲朋好友帮着欺骗，外来媳妇知情后，导致家庭破裂；有的双方都是残疾人，生下的子女也是残疾人，造成家庭负担很重，婚姻家庭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即便是嫁入上海人家，等待打工妹的还有许多关口。如夫妻感情、婆媳关系、家庭经济、住房条件、户籍、社保医疗、与家庭成员是否融洽、就业关、邻里关系，还有世俗偏见和打工妹自卑的心理等。如果哪天其中的一关出了问题，打工妹处理不好就会给她的未来生活和婚姻蒙上阴影，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难过婆媳关，抱着孩子逃回老家
来自河南郑州某镇的李娜（化名），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家公司工作。有一段时间，公司的电脑老是出故障，于是请来一个姓李的电脑工程师维修电脑，李娜负责接待他。几次接触后，双方产生好感。恋爱期间，李先生是瞒着自己父母的，生怕他们反对。到了 2004 年底，双方决定结婚前，李先生回家告诉了父母，遭到极力反对，经过李先生“拼命”抗争，父母同意了。小两口结婚后，住在自己贷款买的房子里，与李先生父母也相安无事。不料，李娜生下一个儿子后，李先生父母非常喜欢孙子，事事抢在前面，整天把孙子抱在手里，冷落了坐月子的儿媳妇。
刚做母亲的李娜得不到公婆的照顾，连抱自己儿子的机会也没有，而且在育儿的理念上与公婆发生很大冲突。她既委屈又着急，说话难免“忘了分寸”，由此引起婆媳关系的紧张到恶化，后来甚至于反目，婆婆竟逼着儿子和她离婚，同时把李娜赶出了家门。
李先生夹在“三夹板”中，开始不停做和事佬，后来实在是拗不过母亲，只能提出与李娜离婚。但得知女方在哺乳期内，男方不能起诉离婚，所以只能拖到以后再说。李娜对先生的做法非常伤心，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2006 年 2 月 20 日 上午 8 时许，她事先叫了辆出租车停在李先生家附近。之后，走进了家门，婆婆当是小保姆买好莱回家，没有太注意，李娜一把抱起儿子跑出家门，跳上车子直奔火车站，连夜坐火车回了老家。孙子不见了，婆婆后悔了，整天催儿子去找儿媳妇。
自古以来，在处理家庭矛盾中，婆媳关系是其中难题之一。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家庭和睦，严重的会导致家庭破裂。李娜的结局，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我们希望经一过段时间，她们婆媳通过冷静思考，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重新回到和睦的家庭中来。
离婚后再婚，“婚龄”是不能连续计算的
喻芳（化名）今年 31 岁，皮肤白皙，打扮时尚，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嘴里还会时不时蹦出几句“洋话”。她现在从事的是一份创造时尚元素的美容美发师工作，有相对稳定的客源。一来是她的手艺好，二来是她嘴甜人缘好，所以她每天的工作很忙，双休日时也会忙得同时打理几个“脑袋”，剪发、造型、烫发、染发忙得不亦乐乎。忙是忙了点，但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使她感到付出这点辛劳还是值得的。
她从事这项职业已有 12 年。想当初，她初中毕业后，从老家安徽来到上海找工作。一开始她在一家小饭店里做服务员，每天工作时间长，没有休息天，本来工资就给的很少，每月到发工资的时间，老板还会找一大堆理由扣工资。她一赌气不干了，经打工时认识的小姐妹介绍，来到一家歌舞厅做服务员。不料，第一天晚上上班时，就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顾客对她动手动脚，当时吓得她跑出了歌舞厅，连押给老板的押金也不要了。之后，她到处打工，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有一次，她在无意之中听说美容美发师的工作不错。于是，她就跑到江苏南京的一所美容美发学校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学校推荐喻芳去了一家美容美发院工作。一天，她接待了一个 30 多岁的先生，这位先生对她的手艺十分满意。之后，他经常来到美容厅，点名让喻芳理发。时间一长，喻芳知道这位先生姓毛，上海人，还没结婚，自己开着一家公司，经常到南京来做生意。毛先生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他喜欢喻芳。
喻芳觉得双方的身份和地位相差悬殊，两人恋爱是不可能的，只当普通顾客对待他。随着双方交往深入，她看出毛先生是真心喜欢她，也就接受了这份感情。 1995 年 5 月，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喻芳来到了上海淮海路上的一家美容美发厅工作。此时，她感到很幸福，工作相对稳定，收入又不少，而且老公很疼她。最令她和老公高兴的是，结婚一年后，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坐完月子后，她觉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她想马上回去工作，老公也支持她的想法。于是，她就从家乡找来了一个 20 多岁的姑娘到家带孩子。有一天晚上 7 点多，店里的客人比较少，喻芳就提早回了家，平时她要工作到晚上 9 点下班。打开房门时，家中一幕让她惊呆了：老公竟然与小保姆睡在自己的卧室里。
事后，老公一再保证并苦苦哀求，喻芳虽然伤心欲绝，但最终原谅了他。这次“意外”事件，还是让双方的感情产生了隔阂。又过一段时间，老公称生意很忙，开始很晚回家。刚开始，喻芳并不介意，但后来喻芳听说了不少关于老公的风流韵事。于是，她几次下决心要与老公摊牌----两人离婚。但是，她发现自己有一个软肋，尽管自己的经济条件不错，但是一个“外来妹”，没有上海户口。根据有关户籍规定，外来媳妇要取得上海户口，就必须与老公的婚姻年满 15 年。
现在已结婚好多年了，离婚后不一定能找到理想的人，而且“婚龄”又必须重新计算。
喻芳左右为难，时常在无人时流泪，天天掰着手指过日子。就这样一转眼，她的“婚龄”已有 11 年了。她对记者说道，我再熬 4 年多，等报好了上海户口，我就重获“自由身”了。接着，她调侃道：“唉！实在没办法，‘婚龄'不能像工龄一样，失业后再就业，工龄是可以连续计算的。”
记者问她：为了取得上海户籍，苦苦熬了那么多年，这个代价如何来计算。喻芳闻言后，眼眶中顿时涌出了泪水，抽泣起来……
日子过得平淡充实，却有些担忧
陆红（化名）今年 42 岁了，到上海已有 12 年了。她本来在浙江宁波某乡镇企业做财务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男朋友。介绍人讲上海男人体贴又会做家务。于是，她到上海相了一次亲，一看对方 35 岁左右，在一家工厂做车工。男方当时讲每月有 1500 多元的收入，人又老实。小陆对他的印象不错，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年后两人结了婚。 1997 年底，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小陆辞去乡镇企业的工作，到了上海生活。由于没有上海户口，文化程度又不是很高，所以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好不容易找个临时工工作，但劳动时间长，而且经常会受气，老板随意扣工资，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小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进了当地的居委会。居委会的包阿姨仔细地询问了她的情况，推荐她参加居委会组织的电脑学习班。当得知她以前做过财务，又热心推荐她去自己朋友的公司做收银员。
小陆对记者表示，现在的工作相对稳定些了，心情也舒畅了许多。和许多外来妹相比，她们有些人还没地方住呢，可我还有 13 平方米的住房，虽然房子破旧，一家三口和婆婆挤在里面，好在与婆婆相处得不错。而且孩子学习成绩优良，还是班级里的中队长。因此，她家的生活很平淡却很充实。想想外来妹中不少人比我过得差，我心里还是很平衡的。
小陆对记者说道，她现在已考取助理会计师，同时还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学历。 2006 年春节前，上海在招考社工，她很想参加考试，但没有户口只能作罢。她已经嫁入上海 12 年了，要等到 3 年后才能申报上海户口，那时她已 45 岁了，要找到稳定的工作更困难了，也更难以享受到养老、医疗保险等待遇，这些使她非常焦虑。她想请记者呼吁一下众多外来妹的共同心声，单位招工时不要只招有本地户口的，我们只求劳动时间稳定，生活稳定，不要随意扣除我们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