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6日，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在衡水被执行死刑，一个巨贪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路…… 自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李友灿日均受贿7万多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疯狂受贿4744万余元，相当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以受贿数额衡量，李友灿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被查处的“第一贪官”。
多行不义必自毙，尽管他想方设法掩盖犯罪事实，乃至跨国潜逃，但仍未能逃脱法律的严惩。
本文作者经过近两年的跟踪采访，写成长篇报道。本报分两期连载的形式全景扫描李友灿疯狂敛财内幕及其“变质”过程。
妻子当场昏死
2006年4月26日，河北，衡水，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对于巨贪李友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日子。因为他罪恶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李友灿接到通知，上午他的家人将来所会见。早饭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同监号的犯人们玩牌，他本能地感觉出这个日子有些异常。8时30分，李友灿被带到了亲属会见室，见到妻子和远从河南老家赶来的侄子，他似乎明白了即将发生的事。隔着钢化玻璃墙，他面色平静地安慰妻子，大意是事情已经到这步了，就这样了，你们保重身体吧。妻子难过得昏死过去……
会见后，李友灿回监舍，把身上的休闲装换成亲属为他带来的一套藏青色西服和黑色的皮鞋，穿戴整齐，然后在看守人员的带领下来到院子里，听负责李友灿案一审的衡水市法院法官庄严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随后，李友灿在死刑核准裁定上签字，按下了手印。
整个过程中李友灿显得似乎很平静，但本来黎黑的面色透着死灰。
上午9时30分，李友灿被注射执行了死刑。
巨贪原是“苦孩子”
1952年，李友灿出生在河南省淮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3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相继去世。李友灿是跟姐姐长大的，姐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因为太穷，他们常常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十几岁的李友灿甚至穿不上鞋子，贫穷使他经常受别人的嘲笑和欺负。
艰难的童年生活在李友灿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养成了自尊而又敏感的性格。出人头地，发家致富，成了他苦苦追寻的人生目标。
因此，青年时代的李友灿做事认真刻苦，为人严格自律。而生活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 1970年，他中学没毕业就入伍参军，并很快入党提干。1979年，他随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因作战勇敢曾荣立军功。打完仗后，他又作为战斗功臣被保送到军校学习，毕业后，勤勉而扎实的工作屡屡得到上级领导肯定，不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正团职领导岗位。
1987年年底，35岁的李友灿转业到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从一名军人转型为政府官员。他依然保持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角色转换完成得相当顺利，一年多后，他就被提拔为计委办公室副主任。
从韩国贩卖领带获利6万元
李友灿到河北省外贸厅工作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脱离军营生活的李友灿很快就对聚敛财富发生了兴趣。不过这时候，他并没有打手中权力的念头，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商业天赋”。
有一次单位组织去南韩考察。上街购物时同行的人买这买那，每人手里都是一堆杂货。惟独他把省下的钱提了一包领带回来。当时这种领带在韩国折合人民币每条 7元，在石家庄的批发市场则可以卖到28元。李友灿买的这3000条领带回国后转手就净赚了6万元。另外，他还通过关系让自己的妻子为中国航空公司代卖机票,收入也是颇丰。人们说，李友灿有机会就能挣几笔钱。
同事眼中的他能干厚道
不过总体说来，还没有担任要职前的李友灿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一个人。据李友灿一个同在石家庄工作的老乡讲，那时候的李友灿诚恳厚道，不大爱说话，待人也实在。
1992年，李友灿担任河北省机电办的常务副主任，开始主持机电办的全面工作。
河北省机电办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审批全省进出口汽车的配额。
作为省机电办常务副主任，掌握着全省进口汽车配额的审批大权，李友灿很清楚手中权力的分量。但是在省机电办工作的前几年，他对自己的要求仍然比较严格。他行事低调，很少跟企业界的人来往，包括在外面请朋友吃饭，拿回来让公家报销之类的 “小事”，也基本上是空白。他还有多次拒贿、退贿的记录。
原外贸厅的人回忆说，在大家印象里，李友灿是个老实人，工作很认真负责。
一位同事回忆说：这个人很有头脑，心很细，在工作方面考虑周到，比如组织一个全省会议，如何安排、如何组织、甚至需要什么样的会议室等，他都安排得十分细致。
接触李友灿的人说，他肯下功夫钻研业务，总有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新思路。他对下属的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那些应付、糊弄工作的人，会受到他声色俱厉地批评。那几年李友灿分管的工作也有声有色，多次受到河北省政府的表扬。
1996年9月李友灿再次升职，被“扶正”为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成为副厅级的高级领导干部。2000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仍然兼任省机电办主任一职。
升任高位后，他开始飘飘然
李友灿当了机电办的一把手后，人们慢慢发现，过去那个为人憨厚、不善言辞的李友灿渐渐变了，说话多了，接触人也多了。
一个同事说，可能是贫穷出身的阴影，李友灿非常爱表现自己，最初还很策略，后来就比较放肆了。比如开会太晚大家聚餐，有同事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他就说，我是回家吃饭才给家打电话，这样就显得他应酬多。李友灿常常在副职面前表现出优越感，譬如“我的工作能力比你强，我提升得比你快，我比你们见世面多，朋友比你们多”等等。他特别喜欢表现自己，一个跟他接触比较多的同事说，他说话的内容总是表现他如何能干。
副厅长迷上了“高尔夫”
手中不断增大的权力，开始消解李友灿的自律和谨慎，这个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似乎觉得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原本低调的他开始周旋于汽贸界的大老板之间，而且对高尔夫球这些时髦前卫的高消费活动越来越有兴趣。一位原机电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李友灿后来打高尔夫球都“打疯了”，基本上每星期都去玩，单位里有时两三天看不见他。他的车后备箱随时放着球鞋、球帽、球杆,还时不时拿出来向别人炫耀。
李友灿整天出入于石家庄、涿州、北京的高尔夫球场，而为这些高额消费买单的则是那些汽车贸易行业的老板们，这时的李友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清廉”了，对老板们的“供奉”他理所当然地笑纳了。
灯红酒绿的生活越发刺激了李友灿对财富的渴望，后来他自己供称“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
李友灿这样剖析自己腐败的原因：一是认为政治仕途基本走到尽头，不会再晋升。二是当时中国正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旦加入，汽车配额制将很快取消，他就不能再利用这份权力来为自己捞取好处了。
20个月获“酬金”4700余万
和很多贪官们一样，在刚走上腐败之路时， 李友灿也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受贿数额也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开始的。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倒卖汽车配额的掮客，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拿到配额，再转手倒卖给有关公司。正是从这些配额贩子手上，李友灿收受了第一笔贿赂：一个大信封里的4万元钱。
在一次次“安全”受贿后，李友灿从最初的紧张惶恐慢慢转变得心安理得，他渐渐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了，他开始寻觅“大鱼”。
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但像李友灿后来那样无限放纵自己，疯狂敛财的案例，确实十分罕见。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李友灿大发买卖配额财，非法收入总数达4723万元，日均进赃7万元人民币。
从此，钓上大鱼的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惊弓之鸟落魄逃亡
有了钱的李友灿并没有感到多少金钱带来的“幸福”。相反，他收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惶恐不安，就越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发现。
李友灿自己供述说：“我觉得穷的时候根本不害怕，没负担，后来钱多了，特别害怕，我也不敢见人，不敢吃，不敢玩，真不知道自己是图什么。”
2003年4月，机电办一名工作人员自杀，有关部门进驻机电办调查。此时的李友灿已如惊弓之鸟，他匆忙销毁了自己所审批的有关进口汽车配额资料，然后化名“张建国”，通过一家旅行社，仓惶逃往俄罗斯。
惶惶不可终日时三次自杀
逃到俄罗斯后，李友灿藏匿在一个小城里。由于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担心被俄罗斯警方发现，他租了一套房子闭门不出，甚至连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货上门。与世隔绝的生活，从一个高官到逃亡者的落差，都使李友灿感到绝望，他迅速崩溃了。
在俄罗斯的8个月里，李友灿三次试图自杀。第一次他将皮包的背带绑在暖气管子上，想上吊自杀，可背带断了；第二次他换用自己的腰带，而且特意找了一个宽腰带，但命运似乎和他开玩笑，腰带居然又断掉了；第三次，他想用随身携带的药物自杀。他有心脏病，身上带有速效救心丸。李友灿一次吞下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结果没有任何反应。三次自杀未遂，李友灿只好继续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下煎熬。
2004年4月9日，当已逃亡8个月的李友灿准备逃往另一个城市时，公安人员在俄罗斯警方的协助下，终于在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将李友灿抓获。此时的李友灿再次选择了自杀。
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几十粒硝酸甘油全部吞进去，然后撞向厕所里的陶瓷便器尖锐的侧楞，连撞了两次，撞得头破血流，血肉模糊的他欲第三次撞击时，俄方警察冲了进来。
多次自杀未果的李友灿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中国法律的审判，他曾仰天长叹，“这是老天爷不让我便宜死啊！”
说明加入共匪是罪恶的根源。
(阿拉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