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文化

对大陆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沪上沙叶新先生写过《“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和《“宣传”文化》，一时间洛阳纸贵。听说沙先生还要续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同好者翘首盼读。受沙先生启发，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写《“特色”文化》、《“姓社”文化》、《“代表”文化》、《“先进性”文化》、《“荣耻”文化》…等等。如果说有什么词儿可以高度概括这些“文化”，“整人”二字差可胜之。“整人”文化中最可畏、最可恨的当属与“棍子”文化配套的“帽子”文化。数不胜数的“帽子”为什么能在几十年间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收拾得俯首贴耳？值得研究。

考查“帽子”的分类，有须拼了身家性命去抢的，如“皇帝”、“真命天子”、“军委主席” …。有自己给自己戴的，如“XXX万岁”、“大救星”、“英明领袖”，如“伟大、光荣、正确”…。有用作钓饵笼络人心的，如“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唯我彭大将军”…。有的帽子如霍桑笔下的“红字”，那是专为异己“黥面”设计的，如“右派”、“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阶级敌人”…，此类帽子至今回想起来犹令人股战不止。

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整人者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整人，总是挖空心思，先给待整目标扣个“屎”盆子。满清入关第三代领导人雍正赐其八弟名为“阿其那”（猪），赐其九弟名为“塞黑思”（狗）。为了“名正言顺”，竟完全不顾自己与“猪、狗”一脉同源。真乃“从我做起”、大义灭亲的楷模。

毛泽东一边念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边就“炮打司令部”，给“亲密战友”送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顶“桂冠”。1968年11月24日，正值刘少奇70岁生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给刘少奇送来了贺“寿”词儿：“叛徒、内奸、工贼”！躺在囚室病榻上听着六字判决，想到自已不遗余力炮制的“毛泽东思想”如此了得，心中、口中翻来覆去不断喃喃自语的，恐怕只有“自作孽，不可活”这六个字。

兔死狗烹，彭、贺等一大批开国元勋惨死于谁手，国人已不屑再提。至于死在“右派分子”、“阶级敌人”、“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法轮功邪教”等形形色色“莫须有”帽子下的无辜者，那实在是一个无法计算骇人听闻的数字。

随便翻翻中共党史，充斥其中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刀光剑影，阴谋诡计，鲜血淋漓。冠冕堂皇的词句后面，掩不住整人者内心的龌龊和手段的残酷。要说感受，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握权者的心胸狭窄、嗜血和丝毫不宽容。但凡有一点点隔阂，就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会不会是中共的最后二场，殊难逆料。

隋炀帝杨广自称是“诗人皇帝”，却容不得臣子写出好诗句：“薛道衡才气益显，一时无比，炀帝即位，深忌之。拜司隶大夫，寻令自尽，缢杀之。”缢杀之，杨广意犹未足，还要加以嘲弄：“汝还能咏‘空梁落燕泥’否？”与后世相比，杨广的心胸就不见得窄了。法轮功初起，与论还是比较赞赏朱镕基的处理方法的。杨广只缢杀了一个能咏“空梁落燕泥”的薛道衡。而嫉贤妒能的江泽民，竟不惜给几千万练法轮功的普通老百姓扣上“邪教”的帽子，开动所有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予以专政。制造了人间至惨一幕，罄竹难书、擢发难数。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帽子定“性”，铲除异己。流毒所及，在“台独”这个伪问题上尤为拙劣。顾名思义，“独立”者，摆脱老主人管辖之谓也。“中华民国”既从未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独立”云云却从何说起？更何况，“青天白日”比“五星红旗”早37年。按“独立”本义和历史真面目，“苏维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是成功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现实。即使按照现在给民进党所扣的“台独”帽子，也是极其荒谬的。民进党的“台独”，首先是国民党“二．二八”血案的反作用力所致，又因邓小平的“六．四”而强化，继而又因江泽民的导弹“促进”而加速，不过是台胞为避秦而呼唤的桃花源。国人习惯于随大流，批“台独”，本意或不差，结果却不免正如江泽民的导弹，反而只能起到为渊驱鱼、为林驱雀的作用。陶渊明先生九泉有知，也必长叹人心之不古。

美利坚立国二百余年，为什么没有人闹“分裂”？夏威夷远离美国本土，为什么没人闹“独立”？美式民主也许有许许多多不如人意的弊病，但它能保证国家决不会成为“纸老虎”--一只连让人说真话也不敢的“纸老虎”、一只草木皆兵张开眼睛尽是敌人的纸老虎。西方民主犹如一面阳光下的筛子，它能筛掉鸡肠狗肚言行不一的无耻之徒，也从不给鸡鸣狗盗之鼠辈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机会。所以，吾土至今犹有畏惧“西方民主”、强调“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的“爱国人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六．四不翻案，统一不能谈”。陈水扁最近表示：我们绝对不反对中国人民，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极权、独裁统治。因此，中国本身不是问题，中共才是问题。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期间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今后仍将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持续进行政治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让公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的权利。”这些许诺不知能否看作是对马英九、陈水扁讲话的回应。
自秦始皇以降，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群雄逐鹿”抢“皇帝”帽子的历史。是历朝历代皇帝为了“稳定”自己“帽子”，而给不同政见者大扣“屎”盆子再予诛杀的历史。这种恶行，在台湾终于被台胞的选票终止了。

前不久，读钱钢先生“我所看到的台湾—— 一个大陆人眼中的台湾地方选举”，有一段文字印象颇深：“电视屏幕上是沙哑着嗓子奋力演说的陈水扁。忽然，他笑了。有个农夫摸样的人，挑着担子走上舞台。陈水扁接过担子，挑在肩上。这是满担青蒜。‘蒜’，是闽南语‘选’的谐音。在台湾常有‘冻蒜！’‘冻蒜！’的呐喊。‘冻蒜’，就是‘当选’”。
“冻蒜”，这个词使我想到北大一著名学者在“西山会议”上的发言：“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它行使的权力是什么权力？是法外权力。这是严重的违法。”在与论一律的语境中，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天津诗人江婴在题为《闻台湾拟将统一问题付诸全民公决感赋》的一首七绝中写道：

一小撮人何足忧，全民公决乃良谋。台湾举手森森日，统一岂须鲜血流？

诗人在注中说，常闻台独分子为“一小撮”，全民公决岂非自取失败？当举双手赞成才是。与“冻蒜”异曲同工。唯有“冻蒜”，才能使“装蒜”失“算”。 唯有“冻蒜”，才能使执政者得到合法的授权。唯有“冻蒜”，才能使“帽子”文化寿终正寝。

20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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