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的压制和封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个体的良知匮乏，也不能推卸责任。特别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都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道义责任，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全国性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但仅仅是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把林彪和"四人帮"作为毛泽东替罪羊，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弊端。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各种托词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比如，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然而，直到现在，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借口而保持沉默。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文革回忆录，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最为疯狂。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标榜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要么诉说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基本不提他们那种"自来红"的特权傲慢，也不提他们造反来自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个体责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责归咎为极少数替罪羊（如四人帮），或者归结为抽象的时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体性。
比如，2003年12月，叶剑英的儿女儿叶向真曾向凤凰卫视谈到过叶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双重身份--中共元帅之女和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 -使她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连她自己也承认那时的她"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但她对自己的红卫兵领袖生涯的叙述，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她参加了那些造反活动，是否参与过"打砸抢"和"揪斗"，是否迫害过别人。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作为一场全民卷入的狂飚，遭到残害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那么，参与迫害的人数将几倍于被迫害者，却很少有人反省和忏悔。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造反派的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没见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
在此意义上，阻碍国人直面文革灾难的负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参与制造文革灾难的个体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正是这种不肯忏悔和反省的民族传统，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间基础。因为在网络时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于反省和忏悔，那么官方绝对无法封锁民间对文革的自发反思。
呼吁当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进行个体性的反省和忏悔，并非是要对他们进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审判，而仅仅是为了：1，还原文革大灾难的真相，并通过还原真相来总结文革的教训，以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2，逐步摆脱那种把所有灾难归咎为外在因素而不愿直面个人责任的传统意识，进而培育一种健全的个人责任意识；3，把文革这场全民参与的大灾难变成国人的精神财富，通过每个人自愿的反省和忏悔来提升国人的精神素质。
可悲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延续至今：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文革的最大祸魁毛泽东仍然是中国的"大救星"，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高干子弟变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
对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参与者而言，当绝大多数个人不愿面对历史真相之时，沉默或说谎的代价将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负面代价的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中国人再不知道何为个人诚实和何为历史真相，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放弃历史的机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开的清算和讨论，浩劫就一直没有过去，只不过变成另一场更隐秘的"浩劫"：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2006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