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徒四壁卧竹床 “蒋委员长”孙子的少年生活


从小,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早就听说了不少祖父年轻时的过人事迹,让我对祖父有无比敬畏。尤其那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戎装照,英姿焕发,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当然,他更高不可攀,遥远得像挂在天边的星星。
  
   “蒋委员长”的孙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东门国小五年级,有一次放学,和孝慈从学校后门穿过陆军眷村走路回家,有几位老伯伯们正围在树下乘凉,当看到我和孝慈时,就有一位拉开嗓门指着我们毫不避讳地嚷:“来看来看,他们就是老蒋的孙子,蒋委员长的孙子!长得好可爱的一对双胞胎!”我们完全听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们一眼,加快脚步回家。但是“蒋委员长”这几个字,倒让我们记住了。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两三次,心中难免嘀咕,我们决定要问问外婆。有天吃完晚饭,我鼓足勇气问外婆,谁是“老蒋”?谁是“蒋委员长”?怎么我们会是他的孙子?外婆当时脸一沉,带着责难的口吻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台湾,喜欢胡说八道,不要听那些人讲的话,他们有神经病!你们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姨妈、姨爹一大家子,来不及逃出来,都还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到台湾,我们家跟什么‘蒋委员长’怎么会有关系!以后不要问这种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们放学后再经过那个眷村,要我们走学校前门绕一条较远的路走回家,避开那些老兵们的指指点点。回想起来,这些老兵似乎已略风闻我们的故事。
  
  这段经历是第一次有人,在我们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蒋家有某种关连,虽然有过疑惑,但一阵子就过了,毕竟年幼,被外婆编织的故事和她严肃的表情给隐瞒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外婆被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家徒四壁卧竹床
  
  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几年在新竹,过得还算平稳,没有任何异常,从衣着到每天的便当,以及上学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学没有两样。但是从一九五六年年后,家境突然变坏,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过。
  
  那段期间,新竹家里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电器用品,就是几盏悬在房间当中没有灯罩的电灯球。新竹的风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却闷热异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邻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电风扇在转,觉得既新奇又□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们知道家里买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带着孝慈和我祖孙三人睡在小房间,里头摆着两张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炉般闷热,晚上就寝时,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热的。家里买不起窗,只好去文具店买色纸把窗子糊起来,后来干脆用看过的旧报纸代替。
  
  二舅想出一个简单的消暑办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学后,到附近的东门市场去找鱼贩,向他们买几块用来冰鱼的便宜大冰砖回家,然后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块放进脸盆,摆在竹床上来回移动个把小时,把竹床冰凉一些,剩下的冰块就放在房中间,让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较好睡些。整个新竹市,应当没有第二家,用这种妙方来对抗热浪的。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体会什么叫“家徒四壁”了。我们睡的竹床一直到进了大学都还在用,陪了我们十几年,后来竹床不仅有个洞,还会夹肉,到了夏天都要垫上两层的床单才行。从这样的生活条件来看,街坊邻居怎么都不会相信,住在隔壁的这两个双胞胎会和“蒋总统”有任何关连!
  
  成功岭上见祖父
  
  我真正近距离见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三年在成功岭接受预官训练的暑假。从报上得知他每年都会到成功岭向大专学生兵训话,所以一进到成功岭,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们就整队在大操场集合,足足等了一个钟头。那年祖父已七十五岁高龄,向我们致训词时,声音宏亮、铿锵有力,虽然带有十分浓厚的奉化乡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气十足,而且逐字照着稿子宣读,可以听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体预官学员全程持枪立正听训,一动都不敢动,足足半个多小时。我内心是激动的,全场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训词后,他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缓步走下司令台来校阅学员部队。我个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数第四位,祖父会很接近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祖父了!我兴奋得在心中呐喊。
  
  自从外婆向我们解开身世之谜后,对祖父的感受,立即变得复杂又矛盾,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障碍要去克服。他那种历史巨人的身影,从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脑海里,突然间外婆却说他是我的祖父,这是何其大的冲击。对一个十八九岁的穷孩子来说,要接受它为事实,真是太残酷了些!对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必须不露声色地去面对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隐忍住不能说出自己是蒋家人,这不是“辛酸”两个字能道尽心里的委屈。
  
  回首过去,在那么严峻的环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发无伤并成功地把这项天大的密深锁心中数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弃,反而知所奋进,各自在不同领域里,走出一片天来,这是外婆艰辛的代价成全了我们,只要想到那夜她热泪盈眶的双眼,和那双轻抚我们面颊、微微颤抖且布满皱纹的双手,我们就会强忍泪水,潜心向上。当十六七岁时弄清楚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后,我和孝慈一下子变得沉静起来,甚至内向而寡欢。这是一种内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岭的队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蒋总统”,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爷爷的慈祥。
  
  他是我爷爷!
  
  祖父校阅时,学生队伍一律举右手扶枪行注目礼。我用眼睛余光看到他老人家从右边缓缓走过来,内心兴奋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三军统帅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风,带着白手套,面带微笑,步履稳健而轻快,神采奕奕,威仪慑人。当他走过我面前,接触到他目光的那一刹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唤他一声“爷爷”,但我不敢。他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异常红润,身材没有想像中高;他威严中不失和蔼,一直带着笑容,向我们颔首回礼。他眉毛很淡,唇上的胡须已白,身体却显得健朗。我感到他很亲切,我晓得他是我爷爷,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总统’”的感觉超过了“他是我爷爷”。
  
  我继续转首行注目礼望着他的背影,我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孙儿就站在这里,和所有优秀预官一样,认真地接受着严格的军训?”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诉他孝严在受训,他该会有多高兴和安慰?!
  
  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后,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后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后,一九七五年我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三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后,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三等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三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三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于是我找 “大使馆”的另一位三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三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三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后,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后,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于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于五点三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于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于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后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后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后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三个鞠躬后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后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于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于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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