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一位退役老军官说。“首先，我们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对此不抱幻想。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些极少数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承受战斗造成的极度紧张的人，这不是侮辱他们的勇气，相反，这见证了他们的勇气。
苏联当局是冷酷无情的。“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能容忍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士兵和有关平民：“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如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
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开始是很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门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报告“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消除，叛国事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阵前当场执行与法庭审判后执行的处决案例共计13500件，表明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战士象对敌人一样绝不宽恕。包括未经许可撤退，自伤，逃亡（开小差），投敌，腐败以及反苏行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员们定义为“非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一群苏军士兵投降以后，德军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开进，以保护这些人免遭苏军射杀。
崔可夫最弱的部队是民兵组建的特别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在他们后面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 NKVD部队组成的“封锁组”，他们的政委都穿着黑皮夹克，拿着左轮手枪，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想起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北部的里诺克，第 124特别旅抵抗着第16装甲师的进攻，战线后方的“封锁组”迫使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逃向德军一方。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报告说，9月25日，包括两名军士在内的十名逃兵投向德军。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跑了。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亡者的审讯报告，他们的连队只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进攻中他们损失惨重，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前线后面是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第二条战线，装备有重机枪和手提轻机枪。”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却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顿河河曲战役中被俘虏，不久即设法从德军看管处逃脱。但当他向红军重新报到归队时，“他却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被视作逃兵抓了起来，”送进第149特别旅所辖的惩戒连。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国人产生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写信回家。“大多数投向我们的逃兵都是因为饥饿。也许今年冬天俄国人会遭受一场饥荒。”苏联方面的记录对这一时期苏军心态做了大量披露。第178后备步兵团三名士兵开小差，某中尉领命去抓三个人来充数，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逃兵中也有许多人是被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诺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有些人没有军装。由于动员太急，许多人的通行证没有收回。”这份呈交莫斯科的报告承认，没有收回通行证是严重错误。“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手里有通行证，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必须马上将所有战士的通行证收回。”
有谣言说德国人允许住在德占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政治委员们对此大为恼火。“德国特务发现我军缺乏政治教育，他们利用这一点对我军进行腐化，企图劝说不坚定的战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军暂时占领地区的人。”这些因德军推进而沦为难民的人对他们家庭的命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有时逃兵会在与其同一个师的数百名战士眼前被当场枪毙。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会由NKVD特科所属警卫部队带到战线后面某个舒服点儿的地方。那里，他被要求脱掉衣服，这样军装和靴子还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简单直接的任务有时也不能按计划完成。第45近卫步兵师处决了一名士兵，心存疑虑的卫生员发现那个该死的家伙还有一口气。他刚要喊人帮忙，敌人的炮击开始了。这个被处决的士兵坐了起来，摇晃着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德军阵地的方向跑去。“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给莫斯科的报告说，“他是死是活。”
第45近卫师特科射手的枪法之差，简直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他们多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绝活”。还有一次，他们受命处决一名因自伤而被判死刑的士兵。象以往一样，那人给脱去军装，毙了，扔在一个弹坑里。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土，行刑队就回师部了。两小时以后，这名本该被处决的士兵，内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绊绊地摸回了自己那个营。同一支行刑队不得不再次出动第二次枪毙他。
很多情况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根据第270号命令，家属会受到迫害，这是一种额外惩罚，更是一种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特科官员们将对家属的报复作为绝对必要的手段，来威慑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审讯逃亡案件时，肯定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集团军）第302步兵师的一名新兵被某个同志指控曾经说过 “如果我上前线，我就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中，”他据称承认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走，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但这可能是他在 NKVD的压力下编造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
政治委员们认为，对于部队中的逃亡事件，“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一种只针对红军军人不执行命令或从战场撤退的极端手段”，军官们运用手中权力枪毙下属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甚至当局也极其罕见地认为军官们过于严厉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团军 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失踪。团首长和政委命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十九岁的少尉五天前才来到这个团，根本不了解那两名逃兵的情况。“连长执行了命令。他到那条战壕，当着指导员的面，朝着排长的头就是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