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在“主治医生：陈逸飞猝逝缘于肝移植未果”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对陈逸飞病情的最后几次专家会诊中，院方全面部署了给陈逸飞肝脏移植手术的计划，并准备了活体肝，医院已经为这位著名画家、导演做好了手术所需要的所有准备，可是陈逸飞没有等到移植手术的到来便告别了人间。”
哇！“活体肝”都准备了，谁的肝？还是活体的呢！！！
杨林文中还提到：“与在国外手术30万美元相比，国内做这类手术需要20万－25万人民币，重症患者则需要60万，手术后头一年患者的各种药费在5万－6万元左右。”
原来有这么大的利可图呀，那活体的器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请看看“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一文中是这么写的：
“2005年7月4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曲新久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有关部门应当禁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
曲新久说，他不反对人体器官移植，应当提倡和鼓励社会志愿者捐献器官。但即使死刑犯自愿，也不能被摘取器官，更不能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都不应当接受死刑犯器官捐献。未来立法时，应当禁止死刑犯器官移植─无论死刑犯同意与否，惟一可以考虑的情况是，允许死刑犯自愿将器官捐献给自己的配偶、近亲属。
曲说，目前的羁押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没有为死刑犯活体器官捐献预留空间。死刑犯活体器官捐献面临监管制度上的巨大障碍，死刑犯受严格羁押的状态，自然而合理地阻碍他正常行使这一权利。死刑犯活体捐献器官，将延缓甚至干扰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
死刑犯身份与其自由决定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即使司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劝导、引诱、威逼，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相反，应当原则上推定其为非自愿、非真实。不可否认，死刑犯中会有个别真实自愿的捐献者，但如果允许第一个死刑犯“自愿”捐献活体器官，且据此对其减轻处罚，随后更多出现的效仿者，则只能视为他人与司法制度的引诱，而不是真实自愿。
曲认为，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还存在一个隐性危机，此举将可能诱导法院松弛“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以扩大死刑犯基数，从而人为地提高“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刑犯绝对数。
2004年3月，《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一万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注目。
大陆民间一个诘问是，即便是可以支持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但接受器官的患者为此需支付数万、数十万的移植费用，医院凭什么通过器官移植牟利，成为最大受益方？”
乖乖！原来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难怪“中山大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肝移植走向新时代”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国开展肝移植较国际上晚，但近两年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年肝移植超过100例的医院已超过10家。2003年全国共做了1000余例，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2004年全国肝移植总例数超过 2000例，形成了一定规模，而且在手术方式、适应症选择、免疫抑制剂使用、围手术期治疗等诸多环节都有了明显突破。”
资料来源：
http://www.hbver.com/Article/gyhjqt/gyz/200504/3715.html
http://www.hbver.com/Article/gyhjqt/gyz/200504/3677.html
http://www.hbver.com/Article/gyhjqt/gyz/200507/4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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