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躲在"城堡"里的中国富人

发表:2006-06-19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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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尽管事先有过思想准备,但一旦到了老赵所住小区的接待大厅,我仍然没有料到,要见老赵竟有这么难。

  “事先约好了吗?”门卫上下审视着我。

  “约好了。”

  “登记一下吧。” 门卫把登记簿递给我。

  我填完个人信息之后,动身往门口走, “等一下!” 门卫大声喊住了我。他拨了一个电话,口气顿时和蔼许多: “赵先生,楼下有一位名叫魏城的先生找您,让他上去吗?”

  门卫对着话筒说了几声“好,好,好 ……”之后,放下电话,又同样和蔼地对我说:“魏先生,您上去吧。”

  老赵是成功人士,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他住在上海的一个“高尚住宅区 ”。小区自成一个系统,自成一个社会,与外界的联系,则被森严的保安系统所隔绝。

  这次我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时发现,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住在这种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城堡式小区中。

  问题在于,这种森严、这种隔绝,却是为了保障小区居民的人财安全所必需的。老赵告诉我,在小区保安系统变得森严起来之前,的确出过几起陌生人冒充访客熘进小区作案的事件。

  小李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小白领,由于年轻,尚未买房,目前住在父母家。他父母是机关离休干部,住在机关大院中。大院的保安自然不像“高尚小区”那么森严,有时一些小商小贩、“闲杂人员”也会混进来,大摇大摆地在院内叫卖或游荡。

  但小李最近对我说,他父母住的大院现在也实行了严格的门卫制度,没有出入证的访客如欲进入,必须登记,并通过可视对讲系统确认身份后才能放行。原因是:此前发生过多起身份不明的外人在院内扒窃、甚至公然抢劫的案件。

  “我父亲就曾被抢过。那次,他在院内散步,碰到一个卖棉花套子的小贩,当他掏出钱来,正在数钱时,小贩一把夺走父亲手里的700块钱,飞一样地跑走了。”

  危险的接壤地带

  “本小区全封闭管理、24小时巡更监控,院区内配有摄像监控系统,并与门卫及管区公司监控系统联网,每户安装有彩色可视对讲系统……”

  ──这是我在网上随意看到的一则物业广告中的一段话。

  如今中国大城市的各类住宅小区、大院,都有隔绝外界的围墙,都有保安人员守门,而在新开楼盘的广告上,保安监控系统更是不可或缺、必须一提的内容。而富人居住的 “高尚小区”,更成了散落在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全封闭式”的座座孤岛。

  中国富人住宅区的“城堡化 ”,是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社会时颇感好奇的一个话题。例如,美国《地方志》杂志一篇署名内维尔·玛尔斯和萨斯基亚 ·温德尔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一现象:“这种新型小区就像是现代化的城堡,业主们拥有私人物业,享受个性化服务。一扇扇庄严的大门和站在门口的警卫,正是中国社会出现层化现象的征兆,这无疑对中国的城市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住在这种“城堡”内固然是安全的,但出了“城堡”,或在 “城堡”外不远、但保安人员鞭长莫及的接壤地带,“堡”民们的安全就不一定能保证了。

  前两天凤凰卫视播出的一个节目,戏剧化地揭示了这种接壤地带的危险性。

  节目说的是,广州中海康城小区是一个典型的白领小区,但居民们只有在公司内和小区内才有安全感,而最不安全的地带,就要算是靠近小区的接壤地带了:被称为“飞车党”的摩托车劫匪知道往返这个小区的人都是有钱人,但保安人员无法顾及接壤地带,所以一抢一个准。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抢。而广州公安部门的警力显然不足,无法为所有这类的白领小区提供全天候的保护,无奈之下,小区内的老板们、高管们和小白领们不得不抄起了家中能够找得到的梆子、钢管或其它器械,自行组成了一个 “伏击队”:白天工作累得臭死,晚上还得轮流值班,自行“执法 ”,擒拿劫匪。

  但后来该“伏击队”的核心成员意识到,这样的自救组织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这类组织“不但在法律上说不通,而且,在伏击过程中,或者伤害抢劫者,或者被抢劫者伤害,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背离原初保卫自己与家园的目的。”所以,“伏击队”成立几个月后又自动解散。

  富人小区“城堡化”现象和康城小区“伏击队”的尴尬处境,凸现了中国中、高收入阶层的生存困境: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社会分层随之出现;急剧的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形态的转型,导致城市居民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户口管理制度的相对放宽,又使得大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进城;但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毕竟有限,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某些生活无着的人或企望“另类”致富的人便铤而走险,劫富盗阔;公安系统警力不足,富人即使龟缩在城堡式的小区内,也无法保证外出安全,索性也铤而走险,自行“执法 ”;但由于“法律上说不通 ”,类似旧时代“民团”性质的“伏击队”便不得不自动、或被动地解散,富人们只好更深地龟缩在 “城堡”中……

  并非中国独有

  然而,如果说这种“城堡现象 ”是当代中国的独有现象,则未免有失公允。因中国富人小区“城堡化” 而大惊小怪的欧美传媒,大概忘了“城堡”这种建筑模式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欧洲,那时的欧洲也是贫富悬殊,劫匪横行,只不过二战以后,欧美各国开始注重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贫富差距才逐步缩小, “城堡”因而成为历史陈迹。但在欧美诸国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其大城市由于缺少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所以那些城堡式的富人住宅区和贫民窟之间的隔离、疏远、甚至敌视,与中国比起来,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表报告,称全球到明年就会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三分之一的人将居住在犯罪活动猖獗、居住面积狭小、服务不完善的贫民窟内。报告说:“世界上的富人都缩回到戒备森严的居住区内,形成了一种以恐惧为核心的建筑风格。”

  即使在嘲笑中国“城堡现象” 的《地方志》杂志所在的美国,尽管有形的 “城堡”也许只保留在游乐场中,但富人区和穷人区之间的隔离和疏远,仿佛仍然有着某种无形的围墙。

  我曾去过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初到时,很多好心的华人特意警告我不要去市中心贫穷黑人聚居的哈勒姆区,因为治安很差。但出于好奇心,我仍然去这个纽约出名的穷人区转了一圈。虽然当地治安没有像那些华人说的那么差,但很明显,你在哈勒姆区很少能够看到白人。至于富人聚居的长岛,则远离市中心,蓝天白云,海水沙滩,绿草洋房,栋栋豪宅之间的距离不小于一个足球场,尽管没有护城河、吊桥、城墙或守城的家卒,但你也很难看到黑人、穷人或“社会闲杂人员”: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公交系统,如果你穷得连车也买不起,那你也就基本上与这块远离都市喧嚣的“世外桃源”无缘。

  但中美穷富之间的隔离,至少有一点不同:美国的富人不需要自行组成什么“ 伏击队”。我的一位美籍华人朋友曾经告诉我:怪得很,美国那些治安不好、劫案频发的地区,大多都是穷人区,而非富人区,原因何在,他也没有琢磨透。

  我在美国只是游客,更无暇、无心琢磨个中原因,但我在加拿大和英国居住过多年,知道这两个国家比美国更注重社会公平,虽然也有富人区和穷人区的隔离,但不仅富人不需要自组“伏击队”,而且穷人也没有太多动机去抢劫富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贫富虽有差距,但作为穷人,只要你有工作,那你总能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如果你是没有收入来源或能力的失业者、残障人士或合法难民,那你也都能领到保证最低生活标准的失业金或福利金。

  我还记得,刚去加拿大时,对于该国慷慨的福利金制度,我曾感到有些不理解:中国人讲“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什么在加拿大,不劳动者不仅有食,而且食得不错?加拿大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富人缴税让穷人“不劳而食”,这样做对富人有什么好处?

  在西方生活了多年,至今我也没有完全搞懂。当然,我知道,任何制度均有利弊,福利金制度也会被漤用,也有奖懒罚勤的副作用;但同时我也知道,任何现象均有成本, “福利国家”的成本固然很高,而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缺失的成本也不低,仅仅对富人而言,这些成本至少就包括:盗窃、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等案件增多,富人没有安全感,或许必须躲进造价更高的 “城堡”之中,或许还得花钱增雇保镖、保安,甚至还得搭上时间、精力、甚至生命安全,自组“伏击队”,以手无缚鸡之力的躯体,与职业劫匪拼死相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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