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毛泽东年代和在共产党统治下，“持不同政见者”从来是个贬义词。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提倡，不赞成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极尽围攻、镇压之能事。可是，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是客观存在。且不说你中国共产党大小错误不断，人家当然要反对！退一步说，即使你的某一项政策对了，也不能要求十三亿人民都异口同声地拥护啊！这不是强人所难或自欺欺人吗？既然你如此不能容忍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那么好，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就不得不从公开转入地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省三十几户农民就包产到户问题签订的生死同盟协议。带头的就是村长和支部书记。他们发现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极左政策又不允许。怎么办？大家团结一致，阳奉阴违，表面上还是集体生产，夜晚各干各的，包产到户。结果果然收成喜人。事实证明他们做对了，后来成为抵制错误指导方针的好典型，名扬全国。试问他们不也是和当时的党中央不一致吗？他们不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吗？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阳奉阴违而受批评或处分。可见，所谓持不同政见主要就看你坚持的主张是对还是错？并不总是坏东西，尤其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所以要允许，要鼓励人民和党员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尤其是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地，诚心诚意地，而不是虚假地，引蛇出洞式地欢迎逆耳之言。身体力行“言者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政策，广开门路，共产党这个队伍才有可能起死回生！
与“持不同政见”相反的是“持相同政见”。也就是说统一认识，统一观点，统一步调，统一口径，统一行动等等。比如说，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在批判右派分子和反右倾时，在反胡风问题上，在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上，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在中苏论战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六四惨案的态度上，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完全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这样的党员干部应该算是最听话的党员干部了吧？可是他们对于这个党和对于中国的建设事业有什么好处没有？一点也没有！只不过是一批可怜的、自私自利的、随波逐流的、毫无主见的、吠影吠声的、后知后觉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应声虫罢了。
我曾在工厂劳动过三年，后来落实政策去大学任教。离开工厂前夕，和党支部书记有过一番谈心。她比我大几岁。她感叹地说：“唉，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指出毛主席有什么错误了，就连想也不敢这样想啊！”我也实话实说：“历年来，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像你这样的党员太多，而像我这样的党员太少了。”也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始终也没有入党。
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说党中央高层领导中90%以上都是卑鄙的呢？因为只有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紧跟党中央，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色，比方说，批斗右派不留情，打击阶级敌人手不软，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得到信任和提升，一步一个脚印地或者直升飞机式地升到最高领导核心层里来！而即使熬到了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这样的位置，你还是要继续紧跟党中央，事事处处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即使你暂时上去了，还是会被整下来！去世不太久的赵紫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论你是党员还是民主人士，或者普通老百姓，你提意见原则上是欢迎的，但是有个“度”的问题。就拿毛泽东本人来说吧。他就曾经当着数千名留苏学生的面公开承认过错误。什么错误呢？原来“除四害”运动中是包括麻雀的。后来有人提意见，说麻雀是益鸟，它们吃害虫。于是就进行了调整，不再号召消灭麻雀了。你看，谁说共产党不接受批评？像这类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很乐意承认的。
在人大代表会议和政协委员会议上代表们也是积极提出批评和提案的。有时还可能争论得慷慨激昂，面红耳赤。比如说哈尔滨市某代表发言说：“现在，祖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多了，逛商店的多了。百货大楼、秋林公司人山人海，这是可喜的现象。可是，人们往往找不到厕所。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像这样涉及家家户户的民生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太不像话了。”在讲话时要尽可能自然地逐渐提高分贝，作愤怒状。接着由政府代表发言，表示欢迎，说这样的意见提得好，提得及时，打中了要害。它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我们一定虚心接受，定期整改。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说民主党派是花瓶，为什么说各级人大是橡皮图章。共产党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花瓶”，它最希望人们向它提出的就是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各级人大和政府之所以非常欢迎这类意见，就是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同时足以证明我们的人民和人大代表是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说我们不民主、不自由纯粹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恶意中伤。
不妨再看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教师。后来他调到某省政协担任秘书。他的父亲曾被错划成右派，受过许多冤屈，后来得到了改正。当时批判他父亲最积极的一位同事，现在则担任该省政协副主席。他们之间叔侄相称。有一天，这位副主席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要吸取你父亲当年的教训啊！”这位朋友想不通，就反问他说：“我父亲是被错划的右派，已经得到了改正。他并没有犯错误。你要我吸取父亲的什么教训呢？”那位副主席很不高兴地说：“我是因为和你不见外，才和你说这番知心话的。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呢？”两人不欢而散。
这个朋友心里想不通，就去找省委统战部长谈心。可是，统战部长回答他说：“王副主席的话是对的。当初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批判右派言论，并没有错。把你父亲错打成右派，也没有他的责任。他只是按照党的政策和要求，具体负责处理你父亲的问题罢了。你不应该想不通。”这个小插曲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说明，党的一贯政策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始终紧跟党中央，紧跟上级领导，即使跟错了，也没有你个人的责任。反正有党替你兜着。大家一定还记得，胡耀邦说过：“毛泽东同志的确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作为他的学生和战友，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我们都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胡耀邦的这番自我批评应该算是最坦诚、最深刻的了吧！可是，如果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人人都不得不说违心话，不得不做违心事的局面呢？答案只能是：制度使然！你想说真话吗？你敢说真话吗？前车之鉴多的是！谁愿意在和平时期就因为说错话（其实并不是错话，仅仅是说的话不符合当权的一把手的心意），就落得个一败涂地，一落千丈，甚至波及自己的妻子老小跟着遭殃？相反，尽管明明知道是错的，只要你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跟着说瞎话，不惜颠倒黑白，同意指鹿为马，你就可以顺利过关，得以再次证明你对党的绝对忠诚，证明你的可靠可信，是真正的好同志！过了若干年以后，党承认了错误，纠正了错误，到那时你依旧是你，没有人会追究你个人的责任。你会遭到什么厄运吗？不会的。绝大多数人连个降级的处分都不会有！你也完全可以自我解嘲地为自己开脱说：“就连毛主席那么伟大，尚且也犯错误；党中央这么多有识之士，都没有看出来，何况我乎？”的确可以自圆其说，没有人会因此歧视你。你呢？可以暗自庆幸，当初没有像那些因为说真话而被打倒的战友那么傻，终于保住了乌纱帽，保全了身家性命。实践证明，这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求生之道，是成功的经验，是终南捷径。因此，以后遇到新的考验，你还可以再三再四地以不变应万变。“紧跟党中央，管它对与错？反正我没错！”所以说，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来的具体实践，已经完全证明，它是一个无情扼杀任何新思维的冷血组织。只准毛泽东一个人来“发展”毛泽东思想，谁胆敢说邓小平、江泽民半个不字，谁就是对党不忠，叫你吃不完，兜着走。据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民主。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在美国，一个著名导演，叫摩尔，在奥斯卡电影颁奖会上发言时抨击了布什总统。他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他说：“布什总统，你应该感到羞耻！”请注意，这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结果，没有人把他怎么样。可是，到了下届总统选举，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选了布什当总统。大家设想一下，这种事能不能发生在中国？如果在中国，有人敢说一句：“六四应该平反”或者“法轮大法好”，马上就抓你没商量。不是判刑劳改或劳教，就是塞进精神病院。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真”民主和资本主义“假”民主的“本质差别”！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说，资本主义搞的议会制或总统制，都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都是欺骗老百姓的。不论谁上台，代表的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可是，号称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等额选举制度。近年来中国搞了一点差额选举，其差额也仅仅在百分之五以下，纯属做做样子而已。而总理、副总理、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等职务则从来没有实行过差额选举，现在更是没有一个非共产党员当得上候选人的。换句话说，即使让有选举权的代表们在两个候选人（当然都是共产党员）里面选一个，他们也不放心。我小时候看报纸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每逢选举，其结果总是候选人个个得票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现在当然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前苏联流行过一个笑话，说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路上遇到一位农民。农民怀里抱着一只大西瓜。戈尔巴乔夫说，老乡你好啊，你的西瓜真大啊！那农民说：总统先生，你要是喜欢，你就挑一个好了。戈尔巴乔夫有点纳闷，你一共只有一只西瓜，我选什么呀？那老农笑道：“当初我们大家选你时，不也是一个里选一个的吗？”就这样，连走走形式、走走过场的差额选举都不敢实行，就连两个共产党员当政府总理的候选人都不敢实行。在这一点上甚至连中共的小兄弟越南都不如。他们却美其名曰，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民主！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回到问题的起点。既然这个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是是否坚持服从组织需要，是否坚持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么，最后有幸登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宝座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入党以后就是一贯这样做的。党对党员干部的上述要求已经被他们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 "Yesman"，即只会重复党中央的指示的机器或者螺丝钉!既然如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上台以后，还能有什么新意？他们又怎么可能不要求他们的下属，怎么可能不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也像他们一样服从组织需要，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做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说穿了，这就好比是近亲交配的结果，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下去，思想越来越僵化，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对党内外的不同政见越来越不能容忍。所以，所谓的“胡温新政”仅仅短短一两年不到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是不足为奇的，在情理之中的。
就拿六四问题来说吧，就拿对赵紫阳的评价来说吧。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哪一个敢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呢？就拿胡锦涛、温家宝、朱熔基来说吧，他们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绝对不相信他们会糊涂到如此是非不分的地步。可是朱熔基说，六四不能平反；胡锦涛重申，六四平反问题不予考虑；赵紫阳被非法软禁近十六年后去世，曾庆红在他的生前病危期间去探视过他；田纪云在他逝世后去悼念过他。可是，温家宝，一个最应该去看望和吊唁赵紫阳的中共中央高官，却一直“岿然不动”，无动于衷。是真的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从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的一系列表现，似乎还是对老百姓有一点感情的。他看到贫困地区的人民的悲惨情景，接触爱滋病患者，慰问死难矿工家属时都曾流出过同情的眼泪，不大像是作“亲民秀”。可是，这和他对待自己的老领导、老上司、共产党员赵紫阳的冷漠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记得，当时担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曾经跟随赵紫阳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看望过和平请愿的绝食学生的。赵紫阳在广场对学生的那番语重心长的劝勉不会不对温家宝产生影响。他毕竟并非铁石心肠。可是，仅仅十六年后，当上了总理的温家宝怎么会变得对赵紫阳如此绝情呢？我不信！我相信，温家宝有他的苦衷，有他的难言之隐。我手头保留着一首诗。作者潘永前，我并不认识。诗的内容讲的是十年动乱期间一颗颗被扭曲的心灵和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剧痛。诗名曰“笑”：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荒唐的岁月，
愤怒的权利我已不敢享受。
我常常挂着一付谦卑的笑容，
向着邪恶和不义恭敬地点首。
半夜里，醒来的良心在痛苦地抽搐，
而白天，微笑却压下了心灵的诅咒。
我有时真想撕去这伪善的面具，
有时却感激她把我的命运护守。
天真的人们呵，别笑我是一个懦夫，
渡过那段岁月，你会知道这笑的根由。
呵，当人人脸上挂上了这样一付笑容，
我的祖国啊，准到了哭的时候。”
是啊，在强权政治的高压下，多灾多难的祖国大陆同胞往往不得不戴着面具生活，在人生大舞台上违心地表演，强颜欢笑。我敢断言，温家宝内心的苦痛比一般人想像的更加深沉。他活得比你我累得多！不是国务院总理的工作压力，而是良知尚未泯灭的心灵剧痛。“半夜里，醒来的良心在痛苦地抽搐”。可是，走出家门以前，必须马上戴上那付不得不戴的面具，从而得以周旋在他的同僚之间，不露马脚。
正因为人人都不得不戴着面具生活，林彪的至理名言再一次得到验证： “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这是在中共中央最高层里混迹几十年的老牌政客的肺腑之言和经验之谈。他亲眼目睹，讲真话的人一个个都倒大霉。而他本人每说一次假话，就得到一次升迁，一直登上毛泽东接班人的宝座。这是何等宝贵的经验总结！不论林彪死后，人们怎么奉命批判他，可是中共党内几乎所有的有心人都暗自把这条宝贵经验奉若至宝，并且付诸实施，结果果然屡试不爽！这几乎是所有得以爬到中共中央高层的达官贵人的共同捷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也正因为这样，那一丝不挂的国王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视天下人如阿斗，堂而皇之地赤身裸体招摇过市！
但是，且慢！这些人的良心真的完全“大大的坏了”吗？当然，心甘情愿同流合污者大有人在，但也未必尽然！还是看看前苏联的例子。叶利钦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不都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人吗？他们如果没有一系列出色的表现，怎么可能赢得审查干部的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的信任？特别是怎么可能赢得已经当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人们的信任？过早地暴露自己，只能是无谓的牺牲，落得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结局，反而坏了大事！我想，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不说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中间百分之百，而只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卑鄙的”的缘故！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个被胡锦涛痛斥为苏联和苏共叛徒的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要解散苏共，瓦解苏联的。甚至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的时候，他也不是自愿的。不情愿，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那就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不是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审时度势的他，知道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也就乐得顺水推舟，变被动为主动。
共产党也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我申请入党长达三十余年，始终没有能进去。我想说的是，当初我确实是怀着真诚的爱国、爱党之心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或许是因为我太爱提批评意见，使基层组织认为这个人不愿意充当驯服工具，因此不符合他们的党员标准。这是我的猜想，至少这是原因之一吧。再加上这几十年来我接触过的中共党员，不能不说是良莠不齐，不能不说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人才，正直之士。就拿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六四前后被迫离开祖国的大批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吧，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也都曾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坚信，即使今天，中共中央内部也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再说，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紧要关头，总会有人分化出来，顺应潮流，转而支持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民运动。借共产党的一句口头禅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我不想妄自猜测，谁可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这并不重要。但是，历史的经验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他们的伪装完全是被中国共产党内的恶劣环境逼出来的。他们有时不能不表现得比自己的同事们毫不逊色，有时甚至也干一些丧良心的事情。为的是赢得信任，不过早地暴露自己。否则，他们就和历次运动中因为讲真话而遭厄运的右派或彭老总没有什么区别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韩信甘受胯下之辱，邓小平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不翻案”。这叫做：“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固然可嘉，令人感叹；但是，为了更加长远的目标，能屈能伸，忍辱负重，也同样无可非议。设想一下，胸怀大志的戈尔巴乔夫如果早早暴露在一帮政治局委员（“自己人”）面前的话，他还当得上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吗？而叶利钦虽然一路顺风地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州委书记，可是一旦被调进中央，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他就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急于发难，结果被撤消一切职务，几乎翻船。至于后来如何奇迹般地东山再起，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以上例子告诉我们，和苏共中央一样，中共中央绝非铁板一块。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争取和寄予希望。最起码的一点，在当今的信息社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真理和正义的声音。我不相信，那二十几个政治局委员会不看、不读境外的不同声音。而只要是尚存一点判断是非能力的人，就不可能不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共中央成了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为什么这么多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丑闻和悲剧都会出现在中国大陆？
“人贵有自知之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席的“哼哼教导”，问题在于他自己未必真是这样想的，否则他就不至于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落得可怜、可悲、可恨的下场。从本质上看，毛病出在他那主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自以为比别人高明，自以为比党内其他党员高明，自以为比党外人士高明。所谓真假民主之争，闹出了多少笑话，令人喷饭。
现在轮到你胡锦涛当权了。你千万不要重蹈江泽民的覆辙，步江泽民的后尘。对待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暂时还解释不了的奇怪现象，其中包括特异功能、气功、怪异现象、宗教信仰中某些说教、水变油等等，需要特别谨慎，不宜轻易下结论，以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因为你们手中有权有势，你们的话往往会给争论中的一方带来压力。在这方面，前苏联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是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敌人，把本来并不与共产党为敌的人们一大批一大批地变成“敌人”！可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辜惨遭杀戮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家属能不起来抗争吗？无辜惨遭迫害的法轮功集体能不反抗吗？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极权暴力还可以光讲真善忍吗？还可以讲“你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递给你”吗？不！对暴力的迁就和纵容只能使恶势力加倍的嚣张！
不妨问问七千万到一亿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了吗？根本没有！法轮功修炼者当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离退休干部，是为党的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人家仅仅觉得这套修身养性的功法好，能使身体健康，使人情操变得高尚。这些人可以说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可是中国共产党不容，硬要把它打成邪教，这就引起了抗争。即使是抗争，依然是完全和平有序的，非暴力的。可是，那个崇尚武力，自以为是的江泽民却恼羞成怒，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就不信法轮功镇压不下去”。于是，不惜动用全国的警力和财力，不是和真正的犯罪分子作斗争，而是全面地残酷打击法轮功这么一个主要由退休老人和妇女组成的弱势群体，一个提倡真、善、忍的善良集体。他的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愿坦然承认自己的判断错误。他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在全世界七、八十个国家里都有法轮功信徒进行修炼，唯独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法轮功信徒杀人、自杀、干坏事等等。这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不是这个撒谎成性的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故伎重演了？果不其然，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法轮功信徒自焚案件闹得沸沸扬扬，结果露出了无数马脚，让天下人进一步看清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坏事、弄虚作假的丑事都是干得出来的。其结果是进一步人心丧尽，进一步原形毕露，进一步在国际社会里威信扫地，真正是“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而告终”，说它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是一点也不假的。
今天的中国，新闻记者被捕判刑的人数之多，占世界首位。而且大多数都是秘密逮捕，故意迟迟不通知家属，这和克格勃搞绑架毫无区别。而且，经常假借“泄露国家机密罪”迫害新闻工作者，包括我的朋友赵岩。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细谈。在这里，不妨借此机会也向胡锦涛老弟进一良言：你当上党和国家及军队一把手才一年，竟然获得诸如“在世界十大独裁者中间名列第四”、 “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国家的元首”等等一系列殊荣，实在是辱没祖宗，令人汗颜。据说，你还公然宣称北朝鲜和古巴政治上正确，认为朝鲜和古巴是学习的榜样！要求大家学习北朝鲜和古巴的政治正确！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曰：同气相求，一丘之貉。西方谚语曰：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谁！真不知道你要沿着逆世界潮流的道路把中国带到何处去。我真的担心：你总不至于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吧。那可是死路一条啊！
根据中共建党以来八十五年的经验，应该总结出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一定要广开言路、要真的而不是假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真心诚意承认“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你一定意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常委都是清一色的工科大学生，知识面上缺乏互补，思维方式偏得厉害，思想容易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新意，容易陷入唯意志论的泥潭。加上中共干部的选拔标准：偏爱老实听话、一切行动听从指挥的驯服工具。这样陈陈相因的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恶性的近亲繁殖。如果你喜欢的是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么你自己恐怕十有八九也是这样的庸人。因此我诚恳劝告胡先生，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无知的，我并非智商超过常人的“超人”！
当年邓小平敢于否定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你现在已经党政军权在握，不再有人掣肘，还有什么难处改弦更张呢？想想自己选择什么道路，历史怎样定位吧！我要奉劝你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从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回到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不要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恶势力的头子，到头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愿你好自为之！
时有凑巧，值此中共85岁诞辰之际，谨以本文向中国共产党献大礼，衷心希望每一位中共党员都有机会读到拙文。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