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长，母亲总是反复的叙述饥饿的场景。兄长生于1959年，正是闹饥荒的年月，家里找不到任何营养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里，仔细找出几颗饭粒，喂到兄长小小的嘴里。我懂事以后，一直对兄长的面黄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长我快10岁，但却比我矮，且经常生病。奶奶曾经掐算过，说兄长恐难长大，果然，30岁那年，兄长即去世。
兄长之死，是否与当年的大饥饿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家族历史，我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便多了几分。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着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
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辈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学生甚至问调查人员，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么，那么多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因此，我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人。
森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谨，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后来森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他的童年饥饿经历直接有关。即使他的博士导师、著名的罗宾逊夫人厌恶关于福利、社会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讨论，要求森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评森的兴趣是一种不务正业，但我们看到，森却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思路走了下去，并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饿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他的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工作，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认同和赞美。因而，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可是我们却不能出现那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谨的记忆似乎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那些饿死的先人了。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1990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饥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释放在农业生产制度这个局部上，认为正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饥荒。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1996年杨大利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杨认为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应该说，上述研究在某一个方面都找到了大饥饿的原因之一，但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后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丢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力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力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力”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书中，森就权力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数据式的罗列，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权力、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力、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
我个人是极力赞成森的结论的，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地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的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
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阿玛蒂亚·森扩展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忽视的环节。赵晓谈到，他一直沿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学术线索在思索，2002年他写下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他思索一个阶段以后的个人总结。另一部分学者比如李仁贵、党国英则认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真正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欠缺的东西，所谓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系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准则，中国经济还是应该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在制度建设上继续跟进。
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对森的认知上的分歧，正好体现了森的巨大价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伟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结合起来阅读，相信国内的学者们会一致认为，其实森在他的学术体系内，已经解决了本质性的制度问题；而如果单独就《饥饿与公共行为》一本书来看，我们更愿意把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公民启蒙。事实上，这正是森的意图，他在谈到这本书时，清楚的说明：“我们试图使讨论尽可能少一些专业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时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简洁的陈述，因为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更正式的风格相比，可能要少点严厉性”。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界和普罗大众而言，《饥饿与公共行为》可能是一部难得的启蒙读物。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