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悲剧

作者:黄明珍 着 倪烨 编译 发表:2006-06-27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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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明珍(Jan Wong) 是华裔加拿大女记者,著述颇丰,1996年出版的专着《红色中国蓝调》(Red Chinese Blues)以独特视角描述了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本文是对天安门三壮士之一的鲁德成的采访,刊发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

鲁德成是一个卡车司机,曾梦想改变中国。

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热潮中,鲁德成和两个朋友向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画像投掷内装颜料的鸡蛋,后被示威的学生交出。鲁以反革命罪行被判刑20年,其他两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

“我不后悔。”鲁德成在接受首次深度采访中轻声用汉语说。“在专制政权压制下,没有牺牲精神就永远不会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那年他25岁,如今已经42岁了,只留下在狱里被打的满身伤疤、一个破裂的婚姻和在加拿大飘摇不定的未来。他被当局关押十年,获释后逃到缅甸、后来到了泰国,希望能引起社会关注服刑中的朋友,不料却被泰国警方逮捕。加拿大政府以难民身份给予他政治庇护。今年4月他到了卡尔加里(Calgary)。

几年来鲁德成的行踪都是一个迷,现在尽管再婚的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儿子还留在中国,他第一次决定对外界开口。

昨天他乘飞机到多伦多,参加星期天晚8点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纪念天安门屠杀17周年烛光夜祷活动。身穿细条纹西装系着领带的鲁德成可能会被人以为是计算机程序员,可惜他既不知道多伦多在卡尔加里东边还是西边,也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时差有两小时。

他基本不说英语,在这里学的第一个单词是“辣椒”,因为他想念家乡湖南带辣味的饭菜。他个头瘦小,碎发凌乱地散落在前额,一口和毛泽东一样的湖南话。他们两人的家乡相距不过150公里,命运却是大相径庭。

17岁时,鲁德成拿到技师证,又学会了开卡车。他结婚后有了一个女儿。1989年4月游行示威开始,他和朋友们也开始关注时政。“我们想要支持示威的学生,”他说,“我们觉得中共的极权统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衰落。”

于是他们约定,谁要去北京第二天就在湖南省会长沙的火车站碰面。鲁的妻子不在城里,他们很相爱,不过妻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他只在厨房桌子上留了张简单的字条:我北上支持学生去了。

第二天有五个人去了,还把支持民运的标语贴在火车站墙上。当晚去北京的车票都售空了,乘客们知道他们打算去支援挨饿的示威者就热情地把他们拉上车。列车长拿了脚凳过来,他们就在厕所盥洗池旁坐了下来。

鲁德成从没在外夜宿过,然而23小时之后他和朋友们手挽着手,列队走向天安门广场,一条红布做的横幅扯在队伍前面,上面写着:邓小平下台。当时示威群众有几万人,和他家乡小城浏阳的人口差不多。那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就睡在毛主席纪念堂旁边。

第二天中国当局颁布戒严令,鲁德成和他的两个朋友意识到其危险性,于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政府戒严令没有获得人大批准,是不合法的。然而这份宣言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于是他们打算让学生来播送。

过了几夜,灰心丧气的三个人担心他们正错过把中国推向民主的唯一机会。他们考虑在天安门广场自杀,又怕自杀受到曲解。三人一边抽烟,一边热烈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鲁德成儿时的伙伴于志坚是个小学教师,他朝毛主席画像瞥了一眼,说:“都是他阴魂不散!”鲁德成说:“都是他的错。”

一开始他们想把画像拉下来,可这么做行不通。鲁的另一个朋友喻东岳学过美术,建议把画像弄污。

“我们不想太暴力,所以没有用玻璃瓶。我们用的是蛋壳。”鲁德成回忆说。

第二天早上,三人买来红、黄、黑、蓝、绿色颜料,给家里寄了信。鲁德成写给妻子的是:“照顾好自己,把我们的女儿好好养大,我回不去了。”

中午他们从路边摊贩那儿买了30颗鸡蛋,敲开蛋壳,让小贩给他们做最后的一餐:煎蛋。他们把颜料装进蛋壳。

于志坚拦住要从画像下大门走过的人,鲁德成和喻东岳开始朝画像迅速投掷鸡蛋,干得很漂亮。

“我记得路人开始鼓掌,” 鲁说,“有些人不同意,不过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支持我们的。”

三人被学生纠察队抓住了,鲁德成和两位朋友都很配合地回答了问题。那天傍晚在学生召开的记者会上他也做了回答。鲁在湖南的父亲看了晚间新闻后瘫在地上,哭道:“全完了,全完了。”他的妻子精神崩溃。

后来学生们把鲁德成三人交给了派出所,这一举动从没有得到充分解释。当时我是《环球邮报》驻北京的记者,我到天安门时被弄污的画像已经蒙上了层橄榄色油布。一天后,一张微笑着的毛的新画像挂了上去。

我采访了学运指挥黄庆林(音),一个敏感、紧张的女生,自称在一所高校读公共关系专业。她对我说她害怕在这紧要关头,泼墨事件会引起群众对学运的不满。“我们不愿给政府任何攻击我们的借口。”

据黄说,她怀疑那三人是政府便衣。军队镇压后我偷偷到她学校想知道她是否安全,没有人认识她,她说的那所学校没有开公共关系学的课。最后,我怀疑黄是个政府便衣。

“我从没想过学生会出卖我们。”当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鲁时他说。他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三人判刑那么重,而许多学运人士只判了两到四年。

鲁德成在湖南的监狱和其他20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那些人大部分是普通罪犯,有犯人借打他来讨好看守。他还是洗脑对象,每天和狱友们一起辛苦工作14到16个小时做圣诞树彩灯卖给西方国家。

“我们有生产任务,完不成就会受到警告,两次警告后他们就把我们拷在监狱铁栏上把我们打一顿。”

他于1994年中国努力提高人权形象时提前被释放。被判了无期的小学教师于志坚于2001年获释,但很快因参与反对向政治异议人士施暴的绝食示威活动又遭逮捕。喻东岳于三月前被释,现在精神失常。

鲁的妻子在他坐牢期间曾去探监,后因压力太大在1995年和他离婚。1998年他再婚了,婚后有了一个儿子。

在卡尔加里,鲁的支持者在一家中型石油机械厂给他找了份每小时10美元的夜班工作,厂主是个加拿大华裔。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主动接他上下班。他的身份被宣扬出去后同事不再帮助他,没人敢卷进这种事里。

“凌晨3点没有公车回家,所以我只能把工作辞了。”鲁德成忧心地说。“可以看出人们在中国有多恐惧。”他正在找别的工作,不想成为他的保护人的负担。五位加拿大华裔在网上读了他的故事后决定提供帮助。

他在中国的妻子想来和他团聚,而到目前为止,当局一直拒绝给她护照。“他们告诉她:‘从你和鲁德成结婚那天起,你就没权利要护照了。’”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一个民主的中国。

目前他正适应加拿大的生活。公园随意奔跑的松鼠让他感到惊奇,没有人去宰杀、烹食。交通秩序也令他吃惊不已。

“加拿大人遇红灯就停,即使附近没有一个人,他们也会等着转成绿灯。只要中国的百姓能做到这样,该是个多么文明的国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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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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