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幼接受的红色教育中，逐渐培育起的对于四十年代中共在延安时的那段感情，总也存在着感同身受的亲切，这是无法回避的一种朴素，其原因也与我所接受教育的那所学校是从延安走出的“中央保小”相关。而入校学生亦多是由中共早期干部子女以及国统区地下党员、烈士子女为主组成。也因此至今，我对延安，以及在延安所发生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怀有一种极其矛盾和复杂的心理的。随年龄的增长及阅读内容的多元趋势，这种心思就愈发复杂。
一次与中央党校教授交谈，大大地改变了我原先对于从事党史教育人士的误解。一般认为，似乎时政才是党校一类教学所需紧密配合的任务，也因此往往忽视了党史教育中历史于现实中的延续性分析和评判，但与教授们的交往，方才发现，真正学者的观念多的是以唯物辨证主义思考党，思考史的。所以听党校教授的谈话，多有似乎与现政的相悖，比如针对“八荣八耻”推广的“方法论”就为其中之最……这些令人意外，如沐春雨。
新近读《延安日记》读得仔细，是因为发现这是一部外人写延安，亦是以日记体特有的真实。就尤其对其中中共以种植罂粟换取战争及生存物资的描述产生兴趣。无论是何等原因，我们该对这样的历史事实该有所清醒才是。
《延安日记》是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他在1942年8日2日当天的日记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驻地去，要教尤任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很显然，邓发所说已经非常明白。那么是谁在延安担负着种植罂粟，加工鸦片，以至与国统区交易的任务呢？回答恰恰是以红色之旅著称的359旅。
《延安日记》在4月28日这天有如下记载----
……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
看到这里，我眼前不禁浮现出的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浮现出的是王昆表演小戏剧《兄妹开荒》时的情景。还记得父亲于我小学时就交会我们男孩子用织针编织袜子，用破布自己缝补膝盖上的破洞时的情景。我们也因此得知凡延安出来的男人多有如此女红技艺。我和哥哥并被教导而得知那就是“延安作风”……
在舆论封闭，思想禁锢的执政作风下，这些关于革命的种植罂粟行动被消息封锁达半世纪之久，直到今天尚未正式解秘。当我在网上搜索发现相关这事情的议论时，想到的是那个关于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即使有出于革命的道义的正面认识，但它毕竟还有一个道德良知的反面教材意义。我们宁愿理解在十分特殊的时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也不愿湮灭历史的真相。至少于认知上要有个自我心灵永保完善的态度。何况是国家，何况是历史。
这样的事例尚有无数，随着一代人的离世，许多问题将成疑案，那也许不是你现在的官方“定性之论”可以推脱之，及早解秘历史文献，及早重新评定历史问题，这些至少是该给予史学界的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