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85周年的反思
听说党在忙于操办“八五大庆”，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全球的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在欧洲全军覆没，在亚洲和拉美幸存的五个共产党政权风雨飘摇、命若悬丝。历史无情，共产党“一党专政”在全球范围内凋零飘散，乃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共产党当年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横空出世、万众欢腾、应者云集，现在则到处被人民抛弃，实为创始人所始料莫及。处此存亡绝继之秋，苦思冥索因应之道犹嫌心力之不逮，何来“大庆”之情绪？
由于见识各异及利益各异，对历史的解读很难一致。一些善良的党员仍然认为，党沦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党内出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一类恶魔般的坏领袖。从人文代价的角度来解读各国共产党的历史，确实令人毛骨悚然。抛开残酷的对外斗争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领袖们不断地制造各种借口进行“路线斗争”，捏造罪名将党内实在的或潜在的权力竞争对手定性为“反党集团”进行血腥清洗。斯大林掌权之后将 “十月革命”前的所有中央委员赶尽杀绝，包括曾经与他紧密配合来对付劲敌托洛茨基等元老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亲密战友”；毛泽东在中国则与战友们斗到“举目无亲”，连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出生入死私交甚笃的“铁哥儿们”也置之死地。这些坏领袖们能力都很强，但都心术不正心狠手辣，他们的胡作非为对共产党的堕落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本身就包含着违反人类现代文明的毒素。
“东方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不祥之物。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西方，追求的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人类文明。为了争取民众制造革命，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宣告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进入“垂死阶段”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正好相反，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正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迅猛发展的时期，西方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也普遍获得工资增长、缩减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全民义务教育和普选权等切切实实的政治经济权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普遍地以现有的文明高度为出发点，以议会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坚持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来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列宁无视西方社会的实质性进步，蛮横无理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仁对民主和人道的追求斥为“修正主义”和“背叛革命”，凭借“东方的野蛮”，继承秘密会党的传统，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来玷污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流毒甚广、贻害无穷。俄共尚且如此，向俄共学习的亚、非、拉各国共产党，更是等而下之。
“坏领袖”得势、“好领袖”遭殃，各国皆然，足见党本身大有问题。问题太多，聊举几例。第一，以“党性”毒害人性，造成是非观念大混乱。“党性”的核心是“组织观念”。共产党以严酷的纪律要求党徒不管是非曲直向党尽忠，昧着良心、颠倒黑白也在所不惜。任用干部也一直以忠诚程度为首要标准，德才均在其次。与社会交往，一切以党的权力利害为依归，处处强词夺理。结果，对平常人一道即明的种种，到共产党那里便变得昏天黑地、不可理喻。例如，明明是依靠强权建立起比西方社会落后了一个时代的落后制度，却不管逻辑上的混乱来论证这种制度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恬不知耻地胡说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比资本主义短，因而“优越性”还无法体现出来。 既然“社会主义”本身的定义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跟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没有“优越性” 的社会，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中共现在仍然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 的前提和内涵。且不说民主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政治文明，没有国家制度的民主，对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的社会主义“公共占有”，不是成了天方夜谭吗？
第二，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不仅严重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也使党迅速腐化。专制权力使人腐化，乃杂世界之通例。西方先进国家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权钱交易机会有限，有严格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又有虎视眈眈的反对党和独立的传媒，腐败丑闻仍时有所闻。中国由党国官员垄断一切权力，行政权力不受分权之制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广泛地、每日每时地提供权钱交易的机会，又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司法、没有独立传媒，更有那么多关节要打点、有那么多人情要做，要党政官员们不腐败，显然是强人所难。实际上，在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下，党政干部也没有基本的安全和尊严。且不说官员们在党国体制下常常陷于精神分裂，必须昧着良心讲违心话、做违心事，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同时生活在两副面孔和两套语言之中，弄虚作假成为基本的生存法则，活得很累也很假。一旦阴差阳错成为“党“的打击对象，随时都可能沦为阶下囚，甚至于一命呜乎。本来在正常的社会中凭自己的能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荣华，又何必与不正常的专制社会捆绑在一起，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而惶惶不可终日？建立正常的社会，换一种活法，在民主法治的国度下活出人的尊严，活出“真性情”，岂非更高之境界？原苏联东欧各国的广大共产党人，变制之后挫折良多，但打死也不愿“共产主义复辟”，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迷信暴力、违反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文明。现代政治文明保护基本人权，承认意见分歧和利益争端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要求通过民主和法律机制尽量争取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共产党却迷信暴力，总是以暴力来解决意见分歧和争端。全球的历史证明一党专政为害甚烈，人人得而诛之。但“反党”则一直被掌权的共产党视为弥天大罪而受到严厉镇压和迫害，陷害忠良、冤狱不断。共产党凭借暴力建立起来的是极权主义政权，这种政权将无法完全控制的社会力量都视为异己力量，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要“消灭于萌芽状态”，正常的公民社会和健康的社会力量无法成长起来。赵紫阳在关键时刻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已得现代政治文明之精髓，党国后进，不可不急起直追。
第四，“培养接班人”的制度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已形成“优败劣胜”的逆淘汰机制。共产党内部宦海沉浮，最后得势的往往是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和工于心计的无耻之徒。只有在立志改革和变法的时候，才会出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例外情况。苏共抛弃有改革意向的赫鲁晓夫而选择昏聩的勃烈日诺夫来维持十多年的全面停滞局面；中共在关键时刻抛弃锐意进取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而选择心理阴暗胸无大志虚荣平庸的江泽民，足见惰力之可怕。从制度层面说，政务官的民主选举有利于发现在德识才学方面深得人望的人中之龙，公务员制度中的考任制可以激发聪明才智。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党管干部”，层层任命，何苦来着？
不可否认，中共内部严重缺乏改革动力，令人担忧。这也难怪，那么多党政官员要风得风、要雨地雨，似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有忧患意识、改革之志和变法之心？他们感觉良好、整体平庸，陶醉于由前后几代人的人文代价和惨烈的生态环境代价堆积起来的“经济成就”。但是，看看历代王朝在“内囊已尽”的末世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暴戾无道，便知道这种典型心态所昭示的只是回光反照。腐败颟顸的满清政府，舍不得鼻尖底下的既得利益，一直等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危局中才匆忙推行三心二意的“预备立宪”，错过了通过和平改革建立宪政的时机而毁灭于革命的烈火，希望中共不要重蹈满清的覆辙。
党政官僚们曾经是普遍拥护改革的，因为在“文革”废墟上推行市场化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改革，曾经给党政官僚提供发财机会和各种发展机会。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八十年代初的斗志昂扬、奋发向上。现在发了财，依靠法律不健全和市场经济不成熟来浑水摸鱼，对特权及“权力经济”产生了“路径依赖”，便再也不想进取，不想建立长治久安的民主法制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处于优势地位还不敢接受程序公正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实在是“不争气”。受法律充分保护的个人产权和自由权利，是现代文明的基础。离开这些基本权利，现代文明就无从谈起。离开这些基本权利来奢谈“社会主义”,完全是搞笑；离开这些基本权利，而将“党的领导”作为主义的基本条件，则是别有用心地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来维护一党专政。问题是，如果不抓住机会建立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法律框架，切实保护个人产权和自由权利，而是继续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那末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程度又由新的“陈胜吴广”劫富济穷、铲平重来，然后又是新的原始积累，循环往复。玉石俱焚，恐非官、商诸公之所愿。
的确，中共面临新的抉择。1949年中共领导那场“革命”的胜利，把几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载体的士绅阶层给灭了，把近代通关以后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也给灭了。直到将中国文化破坏殆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七十年代末才如梦初醒，回过头来重新“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企业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建国以来的种种国家罪错及其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也不堪回首。往者无可咎，来者犹可追。政治民主化改革是中共向国人赎罪的机会、也是中共自我救赎的机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当以台湾的国民党为榜样，尽早开放党禁、报禁，让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中共也在多党竞争和体制外有效监督中走向新生。还保留有社会主义情怀、还保留有正常人的正义感的中共党员也应该象他们的东欧同仁那样，回归人类主流文明，主动实现党的“社会民主党化”，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而奋斗。一党专政是决不能将中国人带进天堂的，尽早告别已被历史淘汰的党国体制，拥抱已被整个人类证明的民主宪政，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否则，如果中共继续违反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继续保持祸国殃民的一党专政，那么中共的前途便是作为一个自私狭隘的利益集团彻底沉沦，最终被历史无情淘汰。良知尚未冺灭的中共党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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