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儒、释、道和中国传统文化（上）
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释家和道家。这三家的鼻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的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的出生年月前后相差不超过二十年。公元前571年，老子出生于楚国苦县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五年之后，即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又过了十五年，即公元前551年8月27，孔子出生在山东曲埠。中华文明也因了这三位圣人的降世，而奕奕生辉。
孔子·儒家·中国传统文化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他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家里很穷，社会地位也很低。他长大后，做过小吏。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奔走游说。但是他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六十三岁的时候，孔子回到了鲁国。鲁国最终也没有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来做官了。
此后，孔子潜心于授徒讲学，编撰典籍，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这迟暮的九年里最终形成了。最为著名的是：孔子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礼》、《易》、《春秋》的编修。除《乐》后来遗失外，其它经书一直是后世王朝学校里的基本教材。
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事迹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的传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吴、楚之国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周襄王入会的，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私人授徒讲学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学在官府，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把教育对象扩大到了平民，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古代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就学的弟子大约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岸边。他的弟子和鲁国其他人，相继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而就把这里命名为“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们也在这时来到这里讲习礼仪，举行饮酒礼，以及比射等仪式。
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们所居住的内室，后来就改成庙，收藏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使用过的琴、车子、书籍等，直到汉代，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过。
后来孔子的弟子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了《论语》，它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孔子最直接可靠的资料。孔子创造了以“仁”、“礼”、“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期望规范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他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中庸，什么是仁、义、礼、智、信等，对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呢？
一、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進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种思想贯穿了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五种品德，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学生要在这四个方面学习：学问、言行、忠恕和信义。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地。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進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这是初步贯彻“仁”的精神的社会。
二、“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
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法侯出”更不允“陪臣执国命”。在家庭方面“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進行了讥刺贬斥。
三、孔子还提出了“中庸”思想。
其要点有二：第一是“中”，第二是“和”。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
四、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 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又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也向他的学生学习，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当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又问：“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他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学与求的重要性，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他的上述思想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儒家思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讲气节，重道义，关心别人，提倡宽忍平和、豁达乐观；关注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讲求修齐治平，这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保持和谐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许多朝代的有道国君都遵循孔子的思想治国平天下。
对于孔子，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是：《诗》中有这样的话：“象高山一般令人瞻仰，象大道一般让人遵循。”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但读书的人都尊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因此，知中华者必知孔子，不知孔子就不能真正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可惜，到了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执掌政权后，不断大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的思想也遭到了批判。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政治腐败等丑陋现实就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破坏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