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的孤儿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背下了他们父母的手机号码或是工厂电话号码。不过当他们打电话找父母时，电话通常是关机或是响个不停没人接。洛杉矶时报5日的一篇报导中说，16岁的杨卫波(Yang Weibo，音译)是与祖母一起过农历新年。杨卫波说：“我的父母必须在工厂加班，所以不会在家过新年。”
在杨卫波的班上，被问到是否与有类似的情况时，大约有一半的孩子举手。他们的父母散居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工地、工厂、餐厅和木材厂工作。
当资本主义改变这个名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时，也悄悄地改造了中国农村青年的生活，创造了一个新的下层社会“留守儿童”(left-behind children)。根据官方数据，有1200万中国农民离开出生地到城市找工作。不过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有1500万，而且到2020年会达到 3000万。由于这大量的廉价劳工到处移动，估计有2000万儿童被留在家乡，其中一些自己照顾自己。许多孩子很多年没见到父母。
全世界的人对于必须离乡赚钱而离开爱人的心痛都很熟悉。在美国工作，孩子在家乡由祖父母照顾的拉丁美洲人对这点特别有感触。不同的是，中国这个现象的规模庞大，造成的临时孤儿的数字庞大。此外，中国人是在自己国家而不是出国做这样的牺牲，这反映出中国有钱城市与贫穷农村的差距。
这种父母与子女的分离在一个传统上重视家庭的文化中特别具冲突性。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乡下地方，传统上与大家庭住在一个屋檐下，而且一生终老在出生地。共产党时代的限制移居政策更将人民与土地绑在一起。移居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与中国城市里那些被宠坏的“小皇帝”相比，这些父母为了更好地供养家庭决定离家，而被遗留下的孩子们成了过渡经济的孤儿。
专家越来越担心这些孩子的未来，他们中有许多对未来没有期望，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犯罪数字已经开始上升。去年，一名13岁的“留守”女孩绑架并且杀害一名5岁大的女孩以报复受害者的父亲对她的非礼。
中国老少比例失调的危机
上海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城市。不过这掩盖了一个少为人知的事实，就是，上海的人口全中国最老，而且还在快速老化当中。
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弗伦奇(Howard W. French)的一篇报导，在上海1360万的人口中，有20%高于上海正式退休年龄59岁。并且还在以每年10万的数字增加。到2020年，大约三分之一的上海居民超过59岁。
不过专家认为这个快速白发化的城市正在带动人口统计历史上的最大变化，这对全中国都有深远的影响。似乎无止境供应廉价劳工的中国可能很快面临人力短缺。
上一代开始的一胎计划生育政策，估计已经减少3900万人出生，不过更可能成为重大的错误。极低的出生率已经造成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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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限制国内人口移居的户籍登记制度，造成年轻劳工无法移居城市以减轻人力的短缺，不过中共官员担心废止这个制度可能造成城市人力泛滥与农村人口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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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海代表中国的未来，从上海静安区的4000居民中30%在60岁以上可以一窥中国的未来。
中国有退休年龄的规定，从50岁到60岁不等。调高退休年龄可以减轻退休制度的压力，不过会使得年轻人更不容易找工作，而且被许多错失中国经济成长的老年人所怨恨。
松绑内部移居的限制可能带来当局不愿见到的人口大量移动，而放弃一胎化政策政治上不可能。虽然政策已经修改。例如，允许本身是独子的丈夫和妻子可以有第二胎，并取消可以生第二胎的4年等待期。
中国人口统计专家认为，领导当局可能会不采取彻底的手段，因为不愿意承认一个由共产党构想并执行的所谓20世纪最伟大的一胎化社会实验完全失败。更有甚者，现在提高生育限制可能于事无补。专家认为，内陆较贫困的民众可能生更多孩子，而渐渐有钱的中产阶级可能不会。
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
《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发表长篇报道，分析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文章说，中国准备投资数十亿英镑建设调水运河，但调水项目也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担忧。文章说：
中国让火车开进了西藏的高原，用三峡大坝来驯服长江的洪水，现在中国共产党要来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动作，他们准备让宽阔的隧道从黄河下穿过，在西部的偏远山区建设巨型大坝。一个新的运河系统想要和两千五百多年的大运河媲美。
文章说，最近中国的工程人员已经在爱国歌曲和红色标语的陪伴下完成了南水北调两条重要隧道的建设。但世界银行估计，中线调水的石家庄大坝如果按计划进行改建，会带来污染问题。而东线方案更让人担心，因为这条路线更容易受到沿途工厂和农地的污染。政府虽然承诺建设295个污染监控站，但似乎并不足以消除抗议的声音。
文章接着说，中国领导人决心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倒一切反对意见，因为中国南北水资源量和可耕地面积倒挂的现象有着政治上的风险性，何况政府还担心缺水会威胁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领导人欲创造比历代帝王更辉煌、更大规模工程的决心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