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有名的斗富:奢侈炫耀的中国美食




  中国菜肴是世界公认的美食。我听过一个英国人抱怨说:“为什么我在英国能找到很多中餐馆,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英餐馆呢”?如果你尝一口甜的腻死人的英国水果布丁,或者那淡的如同君子交一般的白煮肉,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所在。中国人到了外国,一筹划做生意,就忍不住地要开饭馆。这实在是因为天朝饮食,实在过于华美,其强大技术优势不由人不去施展。

  但是中国饮食并不是打商周时代就如此精美的。其中的发展变化,也有很长的一段道路。先秦时代,中国人一说整点好吃的,基本就是弄几个叫做“鼎”的锅子,往里面里大块炖肉。这里面还有讲究,按照礼仪规定,国君吃饭,前面能支九个锅,里面可以炖牛肉;卿(高级官员)前面可以支七个锅,里面可以炖羊肉;大夫(中级官员)前面可以支五个锅,里面可以炖猪肉;士(低级官员)前面就最多只能支三个锅,里面也就能炖炖鱼肉。当然,这个就象四菜一汤的规定一样,只能落实到文件上,真吃起来未必是这样。这样的饮食规定固然烦琐,吃东西的架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气派,但按现在的观点看,也只能算是土老冒吃法,不过是拿一堆肉一炖了之。中国真正的美食是在唐宋时代才趋于成熟的,到了明清则达到顶峰。

   美食在晋朝还处于发育成长阶段,此刻的食物远远比不上明清时代那么精美。但晋朝是美食发展史中很关键的一环。
  
   真正美食的产生,大多需要两个关键性因素:首先,要有一个推崇炫耀性奢侈消费的环境,其次,这个高端消费者还要讲究文化品位。晋朝就高度具备这两个条件。
  说到奢侈炫耀,晋朝历史上就发生过历史上最有名的斗富。斗富的主角,一位是财主石崇,一位是皇帝的舅舅王恺。这个石崇在湖北的时候,靠抢劫客商快速致富,成为晋朝的盖茨。盖茨依靠“血淋淋的微软”起家,石崇则依靠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二次分配手段起家,攒下了泼天富贵。但是说起他斗富的手法,按现代人观点看来,也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手段。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火烧饭。除了糟蹋点东西,对于饮食实在也没什么贡献,最多菜锅能带点甜味罢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石崇也确实阔气,他家的厕所里都有十几个美人侍立,拿着熏香驱除异味。
  现在我们是文明社会,男厕所里不会安排十几个拿着蚊香的小姐了。但是我们也有自己摆阔的方式。前一段有个饭店就摆过流水席,要想出席得化几万块钱,里面不光菜希奇昂贵,而且还每个客人旁边配一个夹菜小姐,专门把菜夹到客人嘴里。据说参加这个流水席的并非都是大面积偏瘫的病人,无力自己就餐,所以这么搞法,不过是石崇式的摆阔而已。
  
  要是把摆阔的因素去掉,只落实到饮食上,石崇似乎也不值得大家太过羡慕。当时人说起石崇的饮食考究,举过一个证据,说他冬天能吃韭菜和艾蒿切细做成的腌菜,把王恺羡慕的要死。我到了冬天,也天天能吃鸡蛋炒韭菜,却没有哪个邻居表示艳羡的。在晋代,大棚菜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冬天吃韭菜和艾蒿,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后来王恺贿赂了石崇的仆人,才打听出来,原来这个高级的要死的腌菜是冒牌货,是拿韭菜根捣碎了,然后再把麦苗切细了放进去混充的。王恺听了方才心里平衡。石崇知道消息泄露后,就把那个泄密的仆人给杀了。
  
  知道了石崇冬天连个韭菜也吃不上,大家可能对古代富人的羡慕也能稍有减轻。但是他们也有非常高级的食物。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有一次到女婿王济家作客。王济把菜都放在琉璃盘里,也不用饭桌,就让侍女们端着,请客人饮食。客人面前围一大堆女人,每人手里托个盘子,那个场景很象上面说到的现代流水席。皇帝吃到了一盘蒸小猪肉,觉得特别好吃,就问王济这是怎么做的。王济就象王熙凤回答刘姥姥关于茄鲞的疑问一样,骄傲地说:“咱这猪是用人奶喂大的,当然好吃!” 皇帝听了以后,很是不满,没吃完就走了。这是人奶猪首次在中国的亮相。
   王济娶了皇帝女儿常山公主,这位公主是个瞎子,偏偏对丈夫看管得又格外严,王济天天守着个瞎婆子,所以转而在饮食上格外讲究,以求补偿,也是可以想见的。
  
  至于当时的司徒何曾,并没有王济的性苦恼,但对饮食也是一样严格要求。他每天吃饭要花掉一万钱。一万钱折合成现在的货币,大约是五千块钱的光景。这样,何曾大人一年的饭钱差不多是一百八十万人民币。对着几千块钱的大席,何曾直抱怨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儿子何邵比他更努力吃喝,花在饮食上的钱比他父亲翻了个番,一年要吃掉将近四百万人民币,据说是“食尽四方珍异”。当时人认为,即便是皇家的御膳房,也未必比他家做的东西好吃。
  事实上,何家的烹饪技术确实超越了御膳房。何曾吃馒头就一定要吃开花馒头,所谓开花馒头,就是用发酵的面蒸出来的馒头。现在人不把开花馒头当回事,超市里一堆一堆的。但在当时,这绝对属于高科技,御膳房里估计就没有。何曾到皇帝家吃饭,就坚决不吃皇宫里的东西,食品一律自带。何曾还撰写过一本《食疏》,可以说对吃喝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根底。在那个年代,食谱往往被当作传家秘籍,世代宝有,以供子孙享用。何家家学渊源,所以才有一年吃掉四百万块钱的后起之秀。北魏的大政治家崔浩,也著有《食经》。这些文化人群策群力,把饮食拔高到文化层面,打造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品牌。
  
  但是,西晋刚刚倾覆之际,这些美食家也过过苦日子。当时司马睿的建康政府穷的要命,吃东西也讲究不起来了。能弄到一头猪,大家就都觉得是个美味珍馐。尤其是猪脑门的那块猪头肉,特别肥厚,大家估计是缺少油水,都觉得那块肉好吃的不像话,只有皇帝才能享用。凡是搞到了猪,都要把那块猪头肉割下里献给皇帝,以示尊敬。这块肉就被称为“禁脔”。这些美食家们现在混的连块猪头肉都吃不上,两晋交替之际实在是饮食业的谷底。但是很快,经济状况有了好转,这些美食家又奋起直追,讨还被错过的青春。到了谢安时代,又经常举办花费“数百金”的宴会了。

  东晋南朝时期,精美菜肴比起何曾时代,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美食的精进,大家开始热中于吃各种希罕物件。燕子腿、猩猩唇、黑豹胎、都被抬上了饭桌。这些东西虽然未必好吃,但是由于希罕,都被视为美味,吃了对人大有好处。这种心态在人性中极为常见。什么烤孔雀总是比烧鸡昂贵呢?如果满大街跑的都是孔雀,母鸡却都栖息于深山野林之中,那么不难想见,辣子鸡丁将是何等滋补的珍馐啊!
  
   而且这些食客也舍得在吃上花钱。据《南史》记载,鳆鱼产自淮北,江南并不出产。当时淮北被北魏占领,在江南鳆鱼价格暴涨。渴望吃到鳆鱼的食客舍得花掉三千钱买一条鳆鱼。当年何曾一天吃掉一万钱,搁到这时候,两三条鳆鱼就把何曾的饭费干掉了。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物价。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三千钱相当于什么个概念呢?正常年景的时候,一斛米大约能卖到60-100钱,不同地区米价略有差别,但大致在这个范围之内。碰到特大的丰年,米价能降到一斛30钱,但这个价格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每月大约要吃掉两斛米。如果我们按一个人吃40斤米,一斤米一块钱来折算,那么一钱大约折合现在的5毛钱。这个当然是个粗略的估算,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数量级上的大致概念。
  
  当时人干一天活又能挣多少钱呢?《齐民要术》里说,到劳务市场那儿,出一天三十钱的工资,工人都会抢着来干活。三十钱大约合15块人民币,搁到现在请个工人大致也能请到。在两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就算是高工资了。种地你一天能种出15斤大米么?可见,那个时代跟现在一样,在城市里打工总是比呆在老家种地好些。这个工人如果不下岗,每天都能找到15块钱的工作,又扎住脖子不吃不喝,把工资都攒下来,那么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买到一条鳆鱼尝鲜了。

  当然没人真那么干。但是一天30钱,如果什么都不干,尽数拿来吃掉,还是能吃的不错的。刘宋时代,衡阳王刘义季认识一个人,那人家里穷,又要奉养老母,结果搞的那人吃不上肉。刘义季就王恩浩荡,给他发了一个月一千钱的补贴,再加上一月两斛米,同时颁发一道旨意,让这人努力吃肉。这说明一天三十三钱就足够一个人吃上不错的伙食了。

   有了这样的物价水准做个参照,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来当时美食家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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