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25 11:23:23作者：杨银波
开篇：往事不堪回首
没有任何人是不经一番艰难跋涉就能先知先觉的。在现实的世事中，人们多是后知后觉者，占绝大多数更是不知不觉者。我也正在后两者之间徘徊。在未获了解之前，对于大家而言，我是沉默、消怠且迷茫的，如同现今诸多尚不明确责任也无法重拾信心，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里原地转圈或止步不前的青年们及少年们。
许多人都颇感兴趣地想知道：杨银波，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原本感兴趣的话题，却使我一度失语。终于，在很久以后的今天，我想非常明白地告诉自己及人们：我的过去也曾那样的暗淡、失落和绝望，相对于不少养尊处优者和鲜花拥簇者而言，我更多了些寂寞、无奈和无能。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过去，在那些已经离我很远很远的记忆里，在那些只能用“干枯”、“虚无”、“一无所有”、“濒临绝境”等无望的字眼来形容的岁月里，现在这个激情四射的青年仍有那个不堪回首的当初。
迷茫了整整两年
我们这种人，出生在一个历史积怨厚重、刚有几许自由春风的时代。满目疮痍的贫瘠、忍辱负重的艰辛、担惊受怕的饥饿、层层管教的严训，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我们早熟、世故、挣扎的同时，也多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悲凉体验和热血志向。我们的社会经验更多地来自底层，从语言、表情、行动，到情感、思维、精神，没有一处不直接流淌着底层人的血液。视野的打开，眼光的开阔，都是此后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积累。脚踏实地的本性，源于我们危机意识的紧张，从未松懈过的神经一直都在警惕着随时扑面而来的灾难。
当贫穷与富裕分得越来越开，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而我，则选择了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并倾注于整个社会，从而获取彼此的互动，以求推动某些一直梦寐以求的变革。说得坦率点，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在五年以前，在当时那种非常具体的人生处境里，一个少年也曾迷茫了整整两年──十分宝贵的两年。每一天每一夜，我几乎都在焦急地顾虑着：在这个国家，我该干些什么？莫可名状的不确定感和危机意识，实实在在的本领恐慌，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得到做不到的自我责备，充斥着每一刻的生活。
可怜虫与可怜虫蜷作一堆
五年前，我已成年。能够记起那时的我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但我却始终刻骨铭心，不能忘却那个18岁。那时，我从一个从小就被填满了荣誉的少年，一落千丈，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落魄青年。在我抛弃专制教育给我带来虚假欣慰的同时，我也硬生生地抛弃了自己可能与大多数同龄人都要走的那些道路。我开始固定地游走在几个遭遇下岗问题的工厂。身为农民的后代，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城市中惨不忍睹的那些角落。在那些工厂里，囤积着很久都找不到销路的纸品，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庸懒地开动着搅浆机，而更多人则选择了以借债和赌博维生的日子。
工人们没有退路，却只能在暗处抱怨。在充满香烟、啤酒、零食和打情骂俏的赌馆里，一群既不知姓也不知名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人们消耗在“叽叽咵咵”的麻将牌里。或是洋洋得意的胜利感，或是内哭外笑的表情，都在掩盖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宣泄与不得已的苟活，以维护其身分与地位的自尊。那时的我，天天都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虚假感之中。因为，我就是那些赌馆的邻居；我的一位亲戚更是为那一群赌徒忙得不亦乐乎，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我与这位亲戚同住。那时的我，真是不知所谓，终日混迹于社会各色人等：工厂老板、当地小干部、小店馆主、理发师、摩托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洗车工、油漆工、打铁工、棒棒工（挑担工）、插皮鞋的妇女，以及路边的乞丐、精神病人，当然也有一些永远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和要干什么，只炫耀着干过什么的街头混混。
火热的太阳，沉闷的空气，神色紧张的人们，那时的我仿佛一只被世界抛弃的可怜虫，正在与更多的可怜虫蜷作一堆。可是，我常常敏感地警醒自己：“我有我的光芒，我与他们不同！”我这灰色的眼睛，总想熟练地掌握世界，让已经融入其中的生活发生根本改变。我一一记录着身边所有的发生，诗歌、小说、戏剧一直在笔下马不停蹄地奔走。但我并没有投稿，从工厂搬来的厚厚一箱Ａ4纸被我写成了后来的网络文学。我以只有电风扇和啤酒相伴的纸与笔，开始了连“抽屉文学”也成就不了的“垃圾文学”。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读者，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想过要赚一分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文字记录，竟然成为我在那个阶段留下的宝贵财富──一种源于社会的真实的原始积累。
我无数次地蹲在嘉陵江岸边，高高俯视着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的安静得可怕的城市，人们失去了真实的语言，城市空虚得连繁华的外衣也被炽热的火焰燃烧殆尽。我就这样成了孤独的灵魂，以冷静的外表、淡漠的话语、失落的精神，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没有人知道我要干什么，连我自己也被这种无知所麻木，生活找不到出口，只能看见无数华丽光环之下阴冷丑陋的真面目。倘若这样的生活继续得更久一些，也许连我自己也会失去悲悯。我当时的所在，是离家乡有着数百里之远的重庆江北区猫儿石宜家村，后来那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氯气泄露事件”，我曾一度紧密调查，除此以外就很少再去了。然而，那里的许多人曾是我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我是无法在记忆里将其抹杀掉的。
城市的表面与阴暗处
从小到大，我就是个众所周知的“穷光蛋”，18岁那年的处境就更为糟糕。离开宜家村，我也曾向生活妥协，决定带着区区30元钱找一份可以维持很久生活的工作。30元钱，是我向四叔杨义华借的。那天，天上一边打着轰轰的闷雷，一边射着毒辣的阳光，我从宜家村徒步走到了十里之外的观音桥。四叔原本是想让我回家乡的，而我并不打算这样毁灭我自己。我买了张地图，掏出笔和纸，在毒辣的阳光下边走边记录眼中所看到的一切点点滴滴。在家乐福，我记录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路口，我记录各条交通线的具体价格和中途站名；在街道，我记录银行、宾馆、饭店、保险公司的名称；在各个歇凉的角落，我记录不同人的穿着、携带物品和神情。记录中，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城管赶人的，有棒棒工被拒绝付钱的。当然，也有性感泼辣的美女、摔倒在地的残疾人、被抢劫钱包的富婆、没车费回家向众人乞讨的学生……。我还走到了球场、人民大会堂，只是未去解放碑、朝天门、邹容路……。
到处是车，到处是人，严重的噪音和尾气，汗流浃背、行走匆匆的人们，流行乐通城都是，而人们的表情却没有难以抑制的兴奋。这些肤浅的记录，是一个城市的表面，没有任何人让我去做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可我却觉得这当中既有与我想象相似的，也有与我想象相差甚远的。无论如何，我毕竟已经第一次挨家挨户且分门别类地接触到了这个城市的局部。疲惫不堪地行走了八个多小时，我从江北区走到渝中区，又从渝中区走回江北区，记下了厚厚70多张纸。饥肠辘轳，干渴难忍，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两个馒头，钻进几家音响店和书店，几进几出，抄抄写写，又是三个多钟头。出来时，已是晚上9点。无处歇脚的我，既不敢独自呆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也没钱钻进价格不菲的旅馆和电影院，只能乱闯一气，终于在一家职业介绍所歇下脚来。
那个职业介绍所在观音桥建新南路，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当时的我未感有任何顾虑，执意要找到一份工作。一进去，对方便说：“找工作？要50元介绍费。”我哀求道：“我能不能帮你们做点什么，然后你们给我免费介绍一份工作？”几番哀求之下，那人想了想：“你帮他们发传单吧，晚上12点收工。”那人把手一指，只见路边有三个小伙子拉着行人递传单。我径直走过去，拿过厚厚一叠传单，上面都是些宾馆、饭店、商品降价之类的信息。就这样，慌忙之下，我成了一个发传单的临时工作人员，并第一次知道：“你要微笑，要努力地微笑，要想办法让别人接下传单。如果别人扔掉了，千万不要让老板看见，不然要吃大亏。”那时的我，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老板”概念，至今这个概念也很模糊。当时，我就瞧见几个四、五十岁的女清洁工，正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吼骂：“你们都是他妈的一群猪啊，这么大的口痰没看见？不想干就都他妈滚回去！”旁边一个发传单的四川宜宾的小伙子提示我：“象那种崽儿就是老板，惹不得的。”我忍住一口气，闷声发传单。
12点到了，除了得到一句冷淡的“感谢”，给我介绍工作的事情看来没戏。外面下起了雨，我哀求正要关门的平头中年男子：“能否让我在里面借住一宿？”费了好大的劲，一身都被淋湿的我，终于进了屋。两人长谈许久，此中未查有甚问题，不料谈到介绍工作时，此人鬼笑：“到上清寺那边当茶水服务员。”接着又暗下低语，“那里同性恋多。”我大为恼怒：“对不起，我不是那种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离奇，也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那便是遭遇同性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一个无耻的同性恋。约在凌晨两点，此中年男子趁我熟睡时，跳上我入睡的沙发，我被猛然惊醒。此人一把将我紧抱，急促道：“你长得真俊！”我一把推开，此人正欲强行非礼，遭到我的正当防卫。结果当然不算太坏，象我这样多少懂点功夫的人，那晚活脱脱把这无耻之徒打得够呛。我平生极少与人发生肢体冲突，这个人可能是我拳下最惨的，左脸被两拳打肿，一把椅子将他的右手猛砸了三下，鲜血淋淋。我撕下两页《招聘信息表》甩手就跑，后来他有没有报警我也无从得知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感觉有些搞笑，当然也掺杂几许余怒。
茫茫人海中的孤苦
这些毕竟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我无可回避地记录了下来。那两页《招聘信息表》中的招聘单位，我总共去过11家，都是徒步去的，最远的是从观音桥走到红旗河沟，那是个茶馆。“先生，喝茶吗？”看似管理员模样的人，以带河南味的普通话笑脸相映。我回道：“不，我是来找工作的。”那人脸色马上变卦，嗓音趾高气扬：“我们这里，要工作就要懂规矩！‘规矩’，懂不懂？”我摇头。此人转身就走：“回吧。”我走上前去再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此人回头白了我一眼：“只要我跟老板说一声，工作不是问题，但这有条件。”说罢，摆出数钱的动作。我真不是一般的诚实，把当时全身仅剩的13元钱都拿出来给他看：“我只有这么多。”此人嘲讽道：“笑话！兔崽子，当我是要饭的啊？你要是舍不得拿个三、四百的，我跟老板咋说？何况，按规矩，月底结帐你还得给我20%的‘照应费’。”我不作理睬：“告辞！”身后传来一声“操！”，以及另一“女人婆”（老板娘）对着一帮刚睡完午觉的服务员的厉声吼骂：“睡睡睡！懒虫疙瘩！快起来干活，快啊！一群猪！”我不禁浑身一颤。
我的工作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找一处碰一处，要么忍受不了对方的鄙视嘲弄，要么以我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大学文凭为由，严词拒绝。甚至于，在一个招收维修工（学徒工）的摩托车维修铺里，我竟被推搡了出来：“滚你妈的！再啰唆，老子捶你龟儿！”对方显然已把我当作与乞丐无异。我那时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求能够吃饱饭，顶多就是每个月能给父母汇去两、三百元钱，让他们早一点从广东农场回来，不再挣那苦命的血汗钱！我总是苦苦哀求：“老板，你就收下我吧！收下我吧！”然而，我却总是碰壁，连这小小的要求也被全数灭杀。那样一颗脆弱的心灵，正在被缺少关怀的世道渐渐蚕食。疲惫地行走在茫茫人海的大街，我的心却孤苦无比。人啊，真的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坚强得起来的，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打击、挫折和抛弃中，才慢慢觉醒到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当时那种求职无门的状况，以后也发生过许多次，尽管有的工作我也能干，但是很明显的，毫无任何创造价值地反复重复，已使我越来越厌倦。我只能不断地勉励自己：“你能行，你一定会成功！一定会！”
求职了一天，已到下午4点半。我再次回到观音桥的家乐福大门前，手里捧着二两“酸辣粉”稀哩咕哢地喝着，疲倦地坐在阶梯上，望着人来熙往的大街，眼前一片茫然。30元钱，只剩下六块钱了，连回家的车费都远远不够。我不服输，分别买了《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庆早报》、《西南商报》，身边没有手机，也打不起电话，只能找着报上临近的七家单位去应聘，结果只有一家中西餐饭店愿意要我，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马上去理发，男士一律留五厘米；二，上班前去除青春痘；三，下周一才去上班。至于工资，试用期三个月，450元/月；试用期满，根据表现，工资涨到600元～1,000元不等；但是，试用期内一旦有客人反映一丁点问题，马上提铺盖卷滚回家，并且工资一分钱没有。我忧郁许久，勉强答应，用一块钱复印了身分证和高中毕业证，交给一位饭店管理员。
训斥：连棒棒工都不如！
赶紧给四叔打电话求助，反被四叔痛骂一顿，令我原地不动，等他前来训斥。此间，我记得我将最后剩下的那两块钱，给了路边乞讨的一个残疾人，30元钱就此空空然。四叔来了，一下车就把我拉到路边，叉着腰逼问：“你到底想干啥子？人穷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志气！你看你这个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骨头？投降啦？吓怕啦？神经错乱啦？还是……不说话！哑巴啦？”两日的徒步劳累所积累的怨气，经四叔刺激反被激起，我横眉冷对：“我这也是为了生存！我要活命！我要吃饭！”四叔不置肯否，指着对面阴暗处直抹汗水等着帮人挑抬重物的棒棒工：“看到没有？他们！你现在连他们都不如！你吃得起那种苦吗？你丢得下你的自尊吗？你的身体有他们结实吗？你能赚几个钱？象他们那样，你做得到吗？”我猛受打击，唯有沉默。
四叔也坐了下来，埋下头去，抽出一支又一支的烟，接连吸食，直到半包烟完全抽光，才递给我20元钱，说了临走时的最后一段话：“你四叔我闯荡南北，什么人没见识过？什么事没经历过？世道炎凉，人情冷暖啊。银波，你已经成年了。从这一刻起，你已经走进了这个残酷的社会。你没有回头路，但前面的路还有千条万条等着你去走。我帮不了你啥子忙，只要你还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你就应该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回去吧，别把自己埋没了。”说完，四叔正要向出租车招手。“等一等。”我抬起久久埋下的头，“四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把我当作人才，当作知识分子。道路由我闯，命运在手心。我会记住你说的话，而且会把你说的这些话记一辈子！银波无能，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四叔与我握手道别，在那双手紧握的瞬间，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新的人生征途已经开始，已再无资格去迷茫。当出租车远去，我的心仍无法平静，想到这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那可是一个人的战争啊！
这就是当初那个从辉煌的学业顶峰，一下子跌到真实社会的我。我已深刻地明了：求知欲代替不了真知，抱负感代替不了成功，真性情代替不了充实。一个居住在偏僻山村的青年小伙子，其光荣与梦想被一丁点挫折撞击得无影无踪。这些真切的体验，只能以无尽的惭愧、无边的羞怯、无知的冲动、无度的偏激来形容。自卑、懦弱、敏感、浮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终极，犹如“鲍家街43号”乐队的摇滚歌曲
《瓦解》所云：
“我们这代人用青春购买着梦和灵魂，
而残酷的变化将大脑洗炼殆尽。
价格昂贵的虚无，
日复一日的眼泪，
填满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心脏！”
然而，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时代、社会、制度，亦不负责，尽管这些蓄意的安排明显在剥夺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权利与选择。这里毕竟是中国，泱泱哉，却又乱糟糟，众生受虐，却又各有各的笑场。身为底层人，成本昂贵的教育并未给我带来人生命运的转折，只给了我虚荣、肤浅和机械性的聪明，而我独立人格的形成，则全是来自教育之外的苦苦寻觅以及活生生的教训。
没有任何人是不经一番艰难跋涉就能先知先觉的。在现实的世事中，人们多是后知后觉者，占绝大多数更是不知不觉者。我也正在后两者之间徘徊。在未获了解之前，对于大家而言，我是沉默、消怠且迷茫的，如同现今诸多尚不明确责任也无法重拾信心，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里原地转圈或止步不前的青年们及少年们。
许多人都颇感兴趣地想知道：杨银波，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原本感兴趣的话题，却使我一度失语。终于，在很久以后的今天，我想非常明白地告诉自己及人们：我的过去也曾那样的暗淡、失落和绝望，相对于不少养尊处优者和鲜花拥簇者而言，我更多了些寂寞、无奈和无能。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过去，在那些已经离我很远很远的记忆里，在那些只能用“干枯”、“虚无”、“一无所有”、“濒临绝境”等无望的字眼来形容的岁月里，现在这个激情四射的青年仍有那个不堪回首的当初。
迷茫了整整两年
我们这种人，出生在一个历史积怨厚重、刚有几许自由春风的时代。满目疮痍的贫瘠、忍辱负重的艰辛、担惊受怕的饥饿、层层管教的严训，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我们早熟、世故、挣扎的同时，也多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悲凉体验和热血志向。我们的社会经验更多地来自底层，从语言、表情、行动，到情感、思维、精神，没有一处不直接流淌着底层人的血液。视野的打开，眼光的开阔，都是此后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积累。脚踏实地的本性，源于我们危机意识的紧张，从未松懈过的神经一直都在警惕着随时扑面而来的灾难。
当贫穷与富裕分得越来越开，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而我，则选择了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并倾注于整个社会，从而获取彼此的互动，以求推动某些一直梦寐以求的变革。说得坦率点，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在五年以前，在当时那种非常具体的人生处境里，一个少年也曾迷茫了整整两年──十分宝贵的两年。每一天每一夜，我几乎都在焦急地顾虑着：在这个国家，我该干些什么？莫可名状的不确定感和危机意识，实实在在的本领恐慌，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得到做不到的自我责备，充斥着每一刻的生活。
可怜虫与可怜虫蜷作一堆
五年前，我已成年。能够记起那时的我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但我却始终刻骨铭心，不能忘却那个18岁。那时，我从一个从小就被填满了荣誉的少年，一落千丈，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落魄青年。在我抛弃专制教育给我带来虚假欣慰的同时，我也硬生生地抛弃了自己可能与大多数同龄人都要走的那些道路。我开始固定地游走在几个遭遇下岗问题的工厂。身为农民的后代，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城市中惨不忍睹的那些角落。在那些工厂里，囤积着很久都找不到销路的纸品，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庸懒地开动着搅浆机，而更多人则选择了以借债和赌博维生的日子。
工人们没有退路，却只能在暗处抱怨。在充满香烟、啤酒、零食和打情骂俏的赌馆里，一群既不知姓也不知名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人们消耗在“叽叽咵咵”的麻将牌里。或是洋洋得意的胜利感，或是内哭外笑的表情，都在掩盖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宣泄与不得已的苟活，以维护其身分与地位的自尊。那时的我，天天都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虚假感之中。因为，我就是那些赌馆的邻居；我的一位亲戚更是为那一群赌徒忙得不亦乐乎，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我与这位亲戚同住。那时的我，真是不知所谓，终日混迹于社会各色人等：工厂老板、当地小干部、小店馆主、理发师、摩托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洗车工、油漆工、打铁工、棒棒工（挑担工）、插皮鞋的妇女，以及路边的乞丐、精神病人，当然也有一些永远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和要干什么，只炫耀着干过什么的街头混混。
火热的太阳，沉闷的空气，神色紧张的人们，那时的我仿佛一只被世界抛弃的可怜虫，正在与更多的可怜虫蜷作一堆。可是，我常常敏感地警醒自己：“我有我的光芒，我与他们不同！”我这灰色的眼睛，总想熟练地掌握世界，让已经融入其中的生活发生根本改变。我一一记录着身边所有的发生，诗歌、小说、戏剧一直在笔下马不停蹄地奔走。但我并没有投稿，从工厂搬来的厚厚一箱Ａ4纸被我写成了后来的网络文学。我以只有电风扇和啤酒相伴的纸与笔，开始了连“抽屉文学”也成就不了的“垃圾文学”。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读者，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想过要赚一分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文字记录，竟然成为我在那个阶段留下的宝贵财富──一种源于社会的真实的原始积累。
我无数次地蹲在嘉陵江岸边，高高俯视着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的安静得可怕的城市，人们失去了真实的语言，城市空虚得连繁华的外衣也被炽热的火焰燃烧殆尽。我就这样成了孤独的灵魂，以冷静的外表、淡漠的话语、失落的精神，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没有人知道我要干什么，连我自己也被这种无知所麻木，生活找不到出口，只能看见无数华丽光环之下阴冷丑陋的真面目。倘若这样的生活继续得更久一些，也许连我自己也会失去悲悯。我当时的所在，是离家乡有着数百里之远的重庆江北区猫儿石宜家村，后来那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氯气泄露事件”，我曾一度紧密调查，除此以外就很少再去了。然而，那里的许多人曾是我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我是无法在记忆里将其抹杀掉的。
城市的表面与阴暗处
从小到大，我就是个众所周知的“穷光蛋”，18岁那年的处境就更为糟糕。离开宜家村，我也曾向生活妥协，决定带着区区30元钱找一份可以维持很久生活的工作。30元钱，是我向四叔杨义华借的。那天，天上一边打着轰轰的闷雷，一边射着毒辣的阳光，我从宜家村徒步走到了十里之外的观音桥。四叔原本是想让我回家乡的，而我并不打算这样毁灭我自己。我买了张地图，掏出笔和纸，在毒辣的阳光下边走边记录眼中所看到的一切点点滴滴。在家乐福，我记录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路口，我记录各条交通线的具体价格和中途站名；在街道，我记录银行、宾馆、饭店、保险公司的名称；在各个歇凉的角落，我记录不同人的穿着、携带物品和神情。记录中，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城管赶人的，有棒棒工被拒绝付钱的。当然，也有性感泼辣的美女、摔倒在地的残疾人、被抢劫钱包的富婆、没车费回家向众人乞讨的学生……。我还走到了球场、人民大会堂，只是未去解放碑、朝天门、邹容路……。
到处是车，到处是人，严重的噪音和尾气，汗流浃背、行走匆匆的人们，流行乐通城都是，而人们的表情却没有难以抑制的兴奋。这些肤浅的记录，是一个城市的表面，没有任何人让我去做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可我却觉得这当中既有与我想象相似的，也有与我想象相差甚远的。无论如何，我毕竟已经第一次挨家挨户且分门别类地接触到了这个城市的局部。疲惫不堪地行走了八个多小时，我从江北区走到渝中区，又从渝中区走回江北区，记下了厚厚70多张纸。饥肠辘轳，干渴难忍，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两个馒头，钻进几家音响店和书店，几进几出，抄抄写写，又是三个多钟头。出来时，已是晚上9点。无处歇脚的我，既不敢独自呆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也没钱钻进价格不菲的旅馆和电影院，只能乱闯一气，终于在一家职业介绍所歇下脚来。
那个职业介绍所在观音桥建新南路，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当时的我未感有任何顾虑，执意要找到一份工作。一进去，对方便说：“找工作？要50元介绍费。”我哀求道：“我能不能帮你们做点什么，然后你们给我免费介绍一份工作？”几番哀求之下，那人想了想：“你帮他们发传单吧，晚上12点收工。”那人把手一指，只见路边有三个小伙子拉着行人递传单。我径直走过去，拿过厚厚一叠传单，上面都是些宾馆、饭店、商品降价之类的信息。就这样，慌忙之下，我成了一个发传单的临时工作人员，并第一次知道：“你要微笑，要努力地微笑，要想办法让别人接下传单。如果别人扔掉了，千万不要让老板看见，不然要吃大亏。”那时的我，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老板”概念，至今这个概念也很模糊。当时，我就瞧见几个四、五十岁的女清洁工，正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吼骂：“你们都是他妈的一群猪啊，这么大的口痰没看见？不想干就都他妈滚回去！”旁边一个发传单的四川宜宾的小伙子提示我：“象那种崽儿就是老板，惹不得的。”我忍住一口气，闷声发传单。
12点到了，除了得到一句冷淡的“感谢”，给我介绍工作的事情看来没戏。外面下起了雨，我哀求正要关门的平头中年男子：“能否让我在里面借住一宿？”费了好大的劲，一身都被淋湿的我，终于进了屋。两人长谈许久，此中未查有甚问题，不料谈到介绍工作时，此人鬼笑：“到上清寺那边当茶水服务员。”接着又暗下低语，“那里同性恋多。”我大为恼怒：“对不起，我不是那种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离奇，也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那便是遭遇同性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一个无耻的同性恋。约在凌晨两点，此中年男子趁我熟睡时，跳上我入睡的沙发，我被猛然惊醒。此人一把将我紧抱，急促道：“你长得真俊！”我一把推开，此人正欲强行非礼，遭到我的正当防卫。结果当然不算太坏，象我这样多少懂点功夫的人，那晚活脱脱把这无耻之徒打得够呛。我平生极少与人发生肢体冲突，这个人可能是我拳下最惨的，左脸被两拳打肿，一把椅子将他的右手猛砸了三下，鲜血淋淋。我撕下两页《招聘信息表》甩手就跑，后来他有没有报警我也无从得知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感觉有些搞笑，当然也掺杂几许余怒。
茫茫人海中的孤苦
这些毕竟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我无可回避地记录了下来。那两页《招聘信息表》中的招聘单位，我总共去过11家，都是徒步去的，最远的是从观音桥走到红旗河沟，那是个茶馆。“先生，喝茶吗？”看似管理员模样的人，以带河南味的普通话笑脸相映。我回道：“不，我是来找工作的。”那人脸色马上变卦，嗓音趾高气扬：“我们这里，要工作就要懂规矩！‘规矩’，懂不懂？”我摇头。此人转身就走：“回吧。”我走上前去再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此人回头白了我一眼：“只要我跟老板说一声，工作不是问题，但这有条件。”说罢，摆出数钱的动作。我真不是一般的诚实，把当时全身仅剩的13元钱都拿出来给他看：“我只有这么多。”此人嘲讽道：“笑话！兔崽子，当我是要饭的啊？你要是舍不得拿个三、四百的，我跟老板咋说？何况，按规矩，月底结帐你还得给我20%的‘照应费’。”我不作理睬：“告辞！”身后传来一声“操！”，以及另一“女人婆”（老板娘）对着一帮刚睡完午觉的服务员的厉声吼骂：“睡睡睡！懒虫疙瘩！快起来干活，快啊！一群猪！”我不禁浑身一颤。
我的工作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找一处碰一处，要么忍受不了对方的鄙视嘲弄，要么以我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大学文凭为由，严词拒绝。甚至于，在一个招收维修工（学徒工）的摩托车维修铺里，我竟被推搡了出来：“滚你妈的！再啰唆，老子捶你龟儿！”对方显然已把我当作与乞丐无异。我那时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求能够吃饱饭，顶多就是每个月能给父母汇去两、三百元钱，让他们早一点从广东农场回来，不再挣那苦命的血汗钱！我总是苦苦哀求：“老板，你就收下我吧！收下我吧！”然而，我却总是碰壁，连这小小的要求也被全数灭杀。那样一颗脆弱的心灵，正在被缺少关怀的世道渐渐蚕食。疲惫地行走在茫茫人海的大街，我的心却孤苦无比。人啊，真的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坚强得起来的，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打击、挫折和抛弃中，才慢慢觉醒到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当时那种求职无门的状况，以后也发生过许多次，尽管有的工作我也能干，但是很明显的，毫无任何创造价值地反复重复，已使我越来越厌倦。我只能不断地勉励自己：“你能行，你一定会成功！一定会！”
求职了一天，已到下午4点半。我再次回到观音桥的家乐福大门前，手里捧着二两“酸辣粉”稀哩咕哢地喝着，疲倦地坐在阶梯上，望着人来熙往的大街，眼前一片茫然。30元钱，只剩下六块钱了，连回家的车费都远远不够。我不服输，分别买了《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庆早报》、《西南商报》，身边没有手机，也打不起电话，只能找着报上临近的七家单位去应聘，结果只有一家中西餐饭店愿意要我，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马上去理发，男士一律留五厘米；二，上班前去除青春痘；三，下周一才去上班。至于工资，试用期三个月，450元/月；试用期满，根据表现，工资涨到600元～1,000元不等；但是，试用期内一旦有客人反映一丁点问题，马上提铺盖卷滚回家，并且工资一分钱没有。我忧郁许久，勉强答应，用一块钱复印了身分证和高中毕业证，交给一位饭店管理员。
训斥：连棒棒工都不如！
赶紧给四叔打电话求助，反被四叔痛骂一顿，令我原地不动，等他前来训斥。此间，我记得我将最后剩下的那两块钱，给了路边乞讨的一个残疾人，30元钱就此空空然。四叔来了，一下车就把我拉到路边，叉着腰逼问：“你到底想干啥子？人穷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志气！你看你这个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骨头？投降啦？吓怕啦？神经错乱啦？还是……不说话！哑巴啦？”两日的徒步劳累所积累的怨气，经四叔刺激反被激起，我横眉冷对：“我这也是为了生存！我要活命！我要吃饭！”四叔不置肯否，指着对面阴暗处直抹汗水等着帮人挑抬重物的棒棒工：“看到没有？他们！你现在连他们都不如！你吃得起那种苦吗？你丢得下你的自尊吗？你的身体有他们结实吗？你能赚几个钱？象他们那样，你做得到吗？”我猛受打击，唯有沉默。
四叔也坐了下来，埋下头去，抽出一支又一支的烟，接连吸食，直到半包烟完全抽光，才递给我20元钱，说了临走时的最后一段话：“你四叔我闯荡南北，什么人没见识过？什么事没经历过？世道炎凉，人情冷暖啊。银波，你已经成年了。从这一刻起，你已经走进了这个残酷的社会。你没有回头路，但前面的路还有千条万条等着你去走。我帮不了你啥子忙，只要你还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你就应该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回去吧，别把自己埋没了。”说完，四叔正要向出租车招手。“等一等。”我抬起久久埋下的头，“四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把我当作人才，当作知识分子。道路由我闯，命运在手心。我会记住你说的话，而且会把你说的这些话记一辈子！银波无能，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四叔与我握手道别，在那双手紧握的瞬间，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新的人生征途已经开始，已再无资格去迷茫。当出租车远去，我的心仍无法平静，想到这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那可是一个人的战争啊！
这就是当初那个从辉煌的学业顶峰，一下子跌到真实社会的我。我已深刻地明了：求知欲代替不了真知，抱负感代替不了成功，真性情代替不了充实。一个居住在偏僻山村的青年小伙子，其光荣与梦想被一丁点挫折撞击得无影无踪。这些真切的体验，只能以无尽的惭愧、无边的羞怯、无知的冲动、无度的偏激来形容。自卑、懦弱、敏感、浮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终极，犹如“鲍家街43号”乐队的摇滚歌曲
《瓦解》所云：
“我们这代人用青春购买着梦和灵魂，
而残酷的变化将大脑洗炼殆尽。
价格昂贵的虚无，
日复一日的眼泪，
填满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心脏！”
然而，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时代、社会、制度，亦不负责，尽管这些蓄意的安排明显在剥夺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权利与选择。这里毕竟是中国，泱泱哉，却又乱糟糟，众生受虐，却又各有各的笑场。身为底层人，成本昂贵的教育并未给我带来人生命运的转折，只给了我虚荣、肤浅和机械性的聪明，而我独立人格的形成，则全是来自教育之外的苦苦寻觅以及活生生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