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3月4日，距离中国的“神州六号”载人飞船驶入太空已经 153 天，欢呼的人群，兴奋的学生，蓝色的天空，红色的旗帜，一直是孤单日子里单调的记忆。距离中国首次举办象征和平与自由的第二十八界奥运会开幕还有456 天，不出意外，届时大部分中国人仍然能够看到人群、学生、天空和旗帜那熟悉而清晰的电视画面（不出意外吗？……）。我在这一天的晚上决定去北京看望高智晟。
已是一世纪初期的一个春夜，都市里进行着霓虹灯、KTV、新新人类疯狂快意的夜生活，带着些许的疲倦，伴随着有节奏的列车撞击铁轨声，联想弥漫飞驰的时间和空间：
1997年，中国政府的代表签署联合国《政治、经济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明确保障人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部分单纯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在保障人权方面迈进了一大步。甚至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
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七年来颁布了一系列与法轮功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超越了基本的法律、超越了正常人的正常逻辑被各级法院、公安机关优先适用。
2000年春天，中国的人大颁行了《立法法》，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由法律设定。
2000年以来，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1987年颁行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1957年的《劳动教养管理试行办法》判处一至三年的劳动教养。《办法》在立法体例上是条例，不具有法律的效力等级，而劳动教养显然限制了人的人身自由。
2002年，孙志刚案件被媒体披露，此后因一批学者和媒体的推动下《收容条例》被废除，大家突然发现横行了50多年的《收容条例》竟然违宪！照例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处徒刑和劳教。
2006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七周年，更多惨绝人寰的虐杀事件发生，并被曝光…….
熟悉的北京西客站，庞大而臃肿的北京城！
因为没有预先约定，我给高智晟打了个电话。然而，开始是没人应答，后来小灵通竟然不通了，手机也关机了。见还是不见，要不回去吧，突然想起办公室的地址，也许能在办公室见到他吧。
换地铁，乘公交，凭着记忆我到了他办公室附近。手机还是关机，小灵通照例不通，高出了什么事情吗？打电话给其他的朋友，说高和特务产生冲突被关进派出所了，小关派出所！急忙赶过去，这个派出所不大，门口却停满了警车。
到了小关派出所，门口的警察问找谁？你们所长在吗？哪一个所长，我们这里有好几个。
轮到我傻眼了。好吧，我上去看看再说吧。
大概因为我穿着警服的缘故，竟然顺利的进去了，希望能够见到高智晟，却没有发现，我灰心的走了出来。
就这样回去吧，下意识的打了一下手机，手机竟然接通了，里面传来高洪亮而底气十足的声音：你在哪？小关派出所？他们把你关进去的，不是？那好我马上过去找你。
见到高智晟我异常的兴奋，高智晟，中华民族苦难的象征，冰冷黑夜里的孤星！高给我解释了为什么手机关机的原因：小灵通在和秘密警察僵持过程中，被秘密警察抢走了，同时又因为绝食而疲惫，所以关机休息。
高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我们边走边说，这帮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监视我，在西边那个墙角，对，就在那儿，有时候他们站成一排，可怜极了。
一会我要见一个人，你去不去，会有危险，我说，没事。
穿过一条小街，一个超市，到了一个麦当劳快餐店，店里的感觉有点异样，但是我没有多想，跟高聊起来了。
当时你们在店里高跟谁接触？后来年轻的警察盘问我的时候，我说，当时只顾看店里的美女了，没注意。两个警察哈哈笑了连连点头：很正常，很正常。
店里一个美女也没有。好多是便衣。一对情侣默默的吃着鸡腿，什么也不说，偶尔回过头来看看我。
在我后来被扣押在北京站派出所的时候，我猛然得出了上面的结论，那个地方多半是便衣！一组便衣来了，另一组又出现了，还不时地靠近我们。我随手指了指斜对着我的小伙子，说，这小子肯定是个便衣，一个劲的瞅着我。高说，这里面你分不清哪一个是便衣，哪一个不是。
自然而然的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的朋友发起了绝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6名志愿者签名。美国国会对高智晟目前地境况表示了关注，中央地最高层通过他人传话要高坚持到底，有一位上将通过变音器直接向高对话。
“中共要跟我进行谈判，必须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的认同”高智晟充满肯定的语气判断：
“这个社会，最终地走向是和解”，我点了点头，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了一句；“文明就是妥协的结果”
我们谈到文明、谈到社会的和平转型，谈到高的家庭，事业。
大概有五十多分钟，因为高需要参加一个家庭教会，我不能再打扰他了，我们的谈话不断地中断，在这期间，不断的有国外的独立媒体打电话进来。
你上火车的时候，给我打一下电话，我就知道你安全了，兄弟。
好的，你多保重，我走了。
两会啊，两会召开你不知道吗？
当我走出门口的时候，门外几个小伙子齐刷刷的向我看来，看就看吧，我走了，可是我不明白这些人的脸上为什么带着显而易见的恐惧！
走到马路的对过，等了一会儿，叫了一辆出租车，昔日繁华的北京大街上竟然空荡荡的。
去哪啊，同志？北京站。
出租车拉着我在不怎么拥挤的宽阔大道上奔行，突然前面的车子不让走了，大路的两边每隔三五米都挺直的站着一位制服警察，两位警察之间有一位便衣，今天怎么啦？
两会啊，两会召开你不知道吗？司机扭了一下头，说，你不是警察吗？我撒了个谎是啊，不过我教这些警察的。
开个两会就要戒严吗？嘿，你不知道哇，前门那边还用军队呢，司机跟我说，你看，人大代表来了。
人大代表们坐在舒适的客车里，在黑色窗帘的掩盖下，在大量警车的前呼后拥下，来了。
我们终于可以走了，师傅，你快一点啊，我一点的火车呢。
不会有跟踪吧。我下意识的看了一下后视镜，没有发现。管他呢！
买好票，进了候车室，列车还有半个小时出发。
我微微一笑，给朋友发了个短信，我见到高智晟了。一会上车，我再给高发一个。
你是警察吗？突然一个警察领着一群人闯入了我的视线，哦，是，不是，我一下子慌张起来。
能出示你们的证件吗？我说。
我们不需要出示证件，高个警察跟我说。
人群一下子围了上来。
跟我们走一趟吧。
妈的，果然被跟踪了，我心里暗暗骂道。
到了火车站候车室的一个小房间里，两个警察看守我。其他的拿了我的身份证忙别的去了。
一个警察问我，作甚么的啊。
律师。律师啊，我问你啊，律师是不是拿人钱财，给人消灾啊。他一脸的蔑视。
我没有搭理他。
你们律师就代表正义了？仍然继续蔑视。
我仍然没理他。我跟你说话你能听的懂吗?听得懂吗，我心里想。
你也配穿这身警服，简直有损我们警察的形象，这个警察终于可以找到攻击我的地方了。
我只不过穿了一件警察的棉大衣。
我趁着机会给高发了个短信：救援。
高马上给我打过来，怎么啦？兄弟。
我被抓了，在北京站派出所，
“关了，把手机关了！！”警察粗暴的呵斥我。
各界朋友，山东律师阿龙因见了高智晟一面，被秘密警察跟踪并抓捕，现关押于北京站派出所，请关注！
我的手机马上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这一刻，全世界的相关媒体都知道了，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
“在北京，警察都他妈一帮孙子”
那帮负责抓捕我的警察忙活完以后。把我交给了另外两个便衣。
年龄不大，很严厉，起初。
询问。
姓名、年龄、身份、职业、家庭关系。我在询问的初期享受了一切犯罪嫌疑人的待遇。
高智晟，干什么知道吗？
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名震京城的大律师呗!
你找他干什么?
我呀，就是想看看他。
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我乖乖地把东西拿出来了，乱七八糟地摊了一堆。
年轻的警察顺便翻看起来，这是什么呀，手里晃着一张白纸。
哦，一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开信。
落款是 高智晟、孙文广
我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你是不是给高智晟送信来了？聪明而职业化的警察！
应该是吧，我说。
什么应该是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警察有点不耐烦。
是，是，
不过，这个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没有什么新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新闻界已经开始讨论了，而且《南方周末》连续刊登了几期劳动教养制度存废的文章。
对，我上学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事情，埋头做笔录的更年轻的警察突然抬头插了一句。
和警察们初期接触的是敌对情绪似乎消解了。
两个年轻警察也愿意跟我聊起来。后面的询问笔录就比较轻松了。
说说你的警服的事情。
济南的天气变暖了，我的棉衣洗了，想到北京的天气寒冷，穿了朋友的大衣出来。再说，晚上睡觉盖在身上，小偷也不敢近身。
你是不是觉得穿警服很威风啊？
是，是，
嘿！你觉得很威风，我们出去从来不穿警服，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起早贪黑的，在北京警察都他妈一帮孙子。更年轻的警察突然发起了牢骚。
我在心里笑了起来。
老高，最近绝食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老高给法轮功辩护知道吧。
知道。
那你觉得老高真为法轮功辩护吗?老高为法轮功做过变化吗？全国为法轮功做辩护的律师多了，有哪一个是老高辩的？我们又不是不让你辩，可是你写公开信干什么呀，对，老高是十大律师，这我们也承认。更年轻的警察停止了记录，话突然多了起来。
呵，前一段时间北京市司法局的网站上不是公开宣布高智晟的十大律师的称号是假的吗？怎么现在又承认了？！
对，老高的确没有为个体的法轮功案件做过辩护，可是那些具体的有辩护律师的法轮功案件能够看到律师的作用吗？如果律师在这样的个案中能够起到辩护律师应有的作用，高智晟还用写公开信了？如果写公开信不是为法轮功做辩护，为什么会引全世界的轩然大波，如果你们当局不害怕，为什么把老高死盯起来，为什么把所有看望他的人包括我这样的一个单纯的探望者也抓起来盘问？
你说，当局――我在这里用的就是当局这个称谓，让审讯我的警察有点不适应，瞪大了眼睛――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我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更年轻的警察想了一会，大意说，什么国家、民族、大局之类的空话。
法轮功威胁了中共的统治地位了吗，我继续问。
年轻的警察没有回答，说，现在共产党的日子也很难过，我们在党校上课的时候，体制内的人说，现在中共面临的两个致命的危机，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两极分化问题，这两个问题严重到危及了共产党的统治，共产党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共产党自己在慢慢的改正，你老高为什么要对国外发表什么文章？一个家庭自己出了问题，肯定是不想让外人来管，所以高智晟这个做法并不是真的为你们好，他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炒作。
炒作？有人以反对共产党、以发表公开信，以抨击自己的顶头上司司法局来作秀的吗?！如果这也叫作秀，这样可以出名，你们做一个试试！
我沉默不作声，是的，这些职业警察，或许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高智晟在干什么，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但是生活、职业的要求让他们站到这个反文明的位置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要他们没有直接采取残暴的手段来对付民主、自由的信仰者，我仍然觉得可以理解。
赵昕被打的事情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觉得我们会做这种事情吗？我说，我觉得不会，警察怎么会干这种下三烂的事情呢？警察高兴我对他的观点的认同，接着说，你觉得我们那次是想撞死老高吗？
我知道他指的是2月21，有跟踪他的车突然快速撞向高智晟的事件。
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现在你们没有必要用这种手段对待他。警察接着说，老高就在撒谎，说我们想撞死他，结果国际上一个劲的打电话骂我们。
具体的执行者的心里反映不可能始终和领导者的意图保持一致。
好了，笔录做完了，签个字，摁个手印。
好的，轮到我说了，共产党现在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中国人，不同的时期，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把人分为三类：朋友、自己人、敌人。对待朋友和 自己人共产党有一套系统的政策，对待敌人只有一个基本的策略那就是消灭，这种统治思维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共产党杀万一批学生和市民之后，意识到他再也没有权利随便的杀人了。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如何给自己的公民进行划分，自己人，朋友，持不同政见者。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方法就是抓捕，不再用消灭的方法。为什么他停止了杀人呢？
因为现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说都是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共产党公开宣称敌对阶级已经被消灭，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不同政见者采取血腥的镇压政策已经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了。
你很有思想嘛，更年轻的警察突然插了一句，听上去不像是嘲弄。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年轻胖警察一会儿出去打电话，好像在同他的头汇报着什么？说什么我配合的不错，要不让我走吧。
放我自由好啊，你们累了，我也累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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