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和人欲之间挣扎过的蒋介石

发表:2006-08-12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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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宋明时期,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着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着作。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着作。

  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的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

  可见,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戒色

  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

  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在反覆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绝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绝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绝,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绝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当属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蜇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但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定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在整个1921年都是如此。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谓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看来他的修身可能确有「成绩」。

  惩忿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着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汲汲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

  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多,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着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早年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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