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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来啦！(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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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8月12日报导，北京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遭摊贩崔英杰刀刺脖子，经抢救无效死亡。《信息时报》同日报导，广州四五个城管驱赶一女摊贩蓝仙娥，手持钢管对其暴打并用辣椒水喷眼睛。
两起事件在同一天发生，是中国各地城管与摊贩暴力冲突问题的一个缩影，成为各大论坛的焦点话题：民太刁钻乎？法太无力乎？城管蛮横乎？诸君谁愿亡命而杀非仇，置妻子父母不顾哉？
网民为双方而悲哀，一方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生存权都没有了，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而另一方则是：中国畸形的政府中最畸形的一个部门，充当中共暴力机器的可悲的替罪羊。
网络评论人士认为：这不是城管队员个人素质问题，也不是无证摊贩蓄谋不轨的问题，而是一种制度的力量催生了这场生死斗争。悲剧之源在于制度之恶。
| 城管追逐摊贩 (网络图片) |
网民为双方悲哀
据海淀城管宣传科透露，凶手崔英杰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来京先干了3个月的保安，一直没有拿到工资才卖起了烤肠，多次被没收工具。不到一个月前，崔某刚刚攒钱买来一辆做买卖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
据现场目击者透露，李志强把崔英杰的谋生工具没收。崔当时退避，之后再回到现场，恳求城管把谋生工具退还，李志强报之以两个大嘴巴，于是崔在冲动之下行凶。
网民表示：“可爱的军人、可爱的钢铁长城，在为国家奉献之后，却被生活逼成了凶手。他好好的烤他的香肠，过他的生活， 但是却多次让城管欺侮，这次定是让逼到了绝路：你不让我活，我也就让你死。他很明白自已的下场， 但他勇于反抗。”
也有网民说，其实城管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而已，是不得不存在的暴力机器，是可悲的替罪羊。其背后隐藏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冷漠和不作为。
城管与商贩暴力冲突不断
据中国媒体报导，近年来，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冲突不断。从今年年初至今，北京市共发生76起暴力冲突事件，有89名城管人员受伤。
据《安徽市场报》报导，7月7日，被拆迁户向城管理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追砍城管，致城管一人牺牲，两人负伤。据《贵州都市报》6月20日报导，舒建将两名城管队员杀死……
各地屡有发生城管暴力“执法”问题。据《东方今报》报导，8月10日晨，河南一军转退休干部孙留根因对野蛮谩骂、推桑卖菜商贩的城管说了一句“你们执法人员要文明执法，不能野蛮执法”，而被6名城管打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
去年7月南宁市友爱路20多名城管将2名装修工打得双腿动弹不得，去年9月成都城管将一个小孩撞入滚烫的油锅，今年2月上海普陀区多名城管群殴市民李秉浩致死，今年4月东莞城管用铁棍钢刀砍伤女摊主……
网民反映，“城管粗暴执法已成为一个顽症。他们不顾穷人死活，整天抓小放大，犯罪的事他们不管，超犯罪的事他们可做。放着小偷强盗不管案子不管，专职去断绝路人的财路。对付的都是靠游动地摊谋生、社会地位仅比乞丐高一篾片的底层人员。轻则撵个鸡飞狗跳，重则掀筐子、抢车子，乃至拳打脚踢。”
“城管查抄摊贩的货物与摆摊工具，看上去所没收的只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但却是摊贩生存的底线。被殴打的摊贩实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才会自卫求生。不是被逼到山穷水尽，谁也不敢也不想拿起手中的杆秤或者水果刀来刺向任何人。”
城管：从“土匪”到“特种兵”
据8 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城管部门从8月9日开始按照刚刚出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对全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并将在 2008年之前配备齐全。对城管执法系统进行规范配备，在全国尚属首次。此次北京城管配备的装备有特种防暴服装、PDA终端，地下管线探测仪、激光测距仪等新式装备也将出现在日常执法中。
网络评论人士认为，城管队员的装备确实越来越先进，但并未由此带来执法质量的相应提高，各地城管打伤执法对象的新闻屡屡出现。这些先进的装备在保护了城管队员的同时，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些野蛮城管撒野的工具？助长了他们原本不该有的特权意识？
网民反馈：城管们从土匪被包装成了水火不侵的“铁甲战士”、“特种兵”。看来，城管执法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场街头暴力，城管队员甚至处于比警察与和平年代的军人更为危险的境地，是一支在和平年代里经常实战的钢铁队伍。
“呵呵，这是一支过硬的武装力量，凭着拳头和木棒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军威，是一支召之即来、不召也来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有危险要上，没有危险创造危险也要上。”
悲剧之源在于制度
网络评论人士认为，此类悲剧的根源在于制度。城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不伦不类的怪胎，是一个没有执法主体的却在行使执法权的组织，是一个没有法理依据的非法机构。
只有合理的社会联动机制的正常运行，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在城管和占道小贩之间，城市管理者应当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保证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小贩不用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生存问题，满足他们在正常的渠道内的生存需要。
网民反馈：当为生存而反抗的“暴徒”越来越多时，政府部门应该思考自己的职责，改掉过去把被管理者当作“假想敌”的观念，而把他们当作“需要帮助的人”。
中国农民根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救济，人口众多谋生更艰辛，这才有那么多人选择摆地摊，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离乡背井拖儿带女来到处处歧视他们的城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这样？
如果民众认为活下去没有希望或者没有改进境遇的途道，那么他就会破罐子破摔，乃至抱着与之同归于尽的极端心态报复执法者，报复社会。
治本之道在于使广大国民不必用这种不得已的方式谋生。如果真正的职权部门能多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想想，多办实事，多创造给他们生存的条件，那么城管也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与其衍生的一切“非法行为”也就云开雾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