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先做个说明。虽然印度存在着这样那样糟糕而可怕的矛盾，但我热爱印度。我从未见过哪里的地貌比拉贾斯坦邦更加壮丽，也没见过哪个城市的破败景象能与孟买或柯尔喀塔相比。我欣赏印度的多元文化（如爱德华卢斯所指出的，不要与自由主义混淆），又为种姓制度的种种表现感到惊骇。我敬佩印度的民主制度，又震惊于它漫不经心的犯罪倾向。
倒过来说，我一直对印度民族主义深感怀疑，最野蛮的是2002年古吉拉特邦有预谋的穆斯林大屠杀，同时，我又极为钦佩印度人民党(BJP)民族主义政治家贾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他曾任印度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他举止完美，有一种老派气质（“我不开早餐会议──在早茶之前不能离开营房”），和他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像来自发展中国家。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德里市中心的政府办公楼里，那些贝克(Baker)和鲁琴斯(Lutyens)设计的建筑总是令我哽咽。它们是一种观念和一个时代的体面展现。我们这个（曾经）潮湿而青翠的岛国，与伟大的印度文明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多么不同寻常！
我不是为帝国主义本身感到自豪，而是为它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有经济学头脑、为人最谦逊的政府首脑。他去年在牛津做了一次出色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有争议地指出，印度人不妨对大英帝国怀有敌意，却热衷于它的某些财富，如英语（添加了印度用法）和法制。
曾任英国《金融时报》南亚记者的卢斯着书描写了这个奇妙、恼人而又无与伦比的国家。不论这些年他还写过多少其它文章，他都有充分的理由为此书感到自豪。正如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一位印度朋友所说的：《不顾诸神》非同凡响。卢斯行文幽默，富有感情，对印度有卓越的领悟。我从书中了解到许多关于印度的知识，而且感觉自己对卢斯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
他是那种最棒的外国记者：敏感，消息灵通，有幽默感。卢斯不太做评判，但他做出的一些判断，在我看来非常公正。他触及的是印度的阴暗面，尤其是贫穷问题，这是对政府和政治家的责备，他们通过欺凌弱小和腐败无能的政府行为，“误伤”了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对穷人来说，”他指出，“政府就像一位虐待他们的父亲。”尽管全球三分之一慢性营养不良的儿童在印度，但印度的精英阶层却在死守一种心态，“那可以被描述为特权阶层现代化、农民阶级封建化”。
今年春天去班加罗尔时，我遭遇到了折磨着每一位印度观察家的矛盾。你按着喇叭，艰难地穿过牛车和卡车组成的车流，前往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城外的园区，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发现世界是平的（好吧，是有点平）。这个园区就像一所美国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公司聘用的4.6万名印度软件工程师中有1.4万名在这里工作。不可思议的是，某些欧洲人还在担心波兰水管工的竞争。
开始废除“许可证制度”的正是曼莫汉辛格。这一制度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让它陷入“印度特色的发展速度”。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致力的世俗主义和民主，曾为印度增光，不过，他对载入印度宪法序言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热衷，阻碍了印度消灭贫穷。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使脱贫成为可能。
不过，印度现在无所不在，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如果能够进行更多改革，印度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会更高。印度现在每年培养100万工程学毕业生（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各自为10万），科技实力居于第三位──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但领先于中国。现在，在谁会主宰未来世纪的地缘政治游戏中，我们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加上印度。
但我怀疑，这将是一种过时的历史观，当然，我承认，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我们──商人和政治家──应该把赌注押在中国的威权发展模式上，还是印度的民主方式上。如果你赞同（我并不赞同）中国的古谚“一山难容二虎”，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了。
出于支持民主的理由，美国人大概会把钱押注在印度身上，甚至希望把印度建成与中国抗衡的国家。印度人非常聪明，不会参与这个游戏。回想一下，就在不久前，如果中国决定把印度打倒，尼克松总统(President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还准备故意视而不见。
卢斯回答有关“世纪之战”的问题时，指出了印度仍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贫穷、艾滋病、环境和民主深化等。不过，总体上，他仍然相信印度的实力和长处。我也如此。而且，读完这本书，我也相信了卢斯的观点。
彭定康 曾任香港总督，欧洲委员会外交委员 译者/徐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