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12年拍摄的清华园大宫门(即二校门)
对於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标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著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侍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人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著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著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二十九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著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摘自开放8月刊，文章：清华园里的红色恐怖；作者：万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