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03 13:05:26作者：荆楚
中国人的奴性人格的空前“茁壮”和厚重，除了漫长的专制制度的恐怖威慑、而使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受到致命的窒息外，还有三次大的社会灾难的定向淘汰作用，更强化了国人的这种奴性人格。
第一次，是蒙古人的南侵。蒙古人“发现”，用野蛮抢掠得到的财富，比起辛勤的耕牧劳作来，既快又多。于是铁定了心，专靠抢掠周边人民的财富和人口过日子。周边人民当然要奋起反抗。于是蒙古人就杀光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而无论老幼青壮。仅留下年轻漂亮的妇女供大军渲泻淫欲，以此激励蒙古兽兵的勇猛作战。蒙古人靠野蛮抢掠和残忍杀戮起家，也靠野蛮抢劫和残忍杀戮而发展壮大。蒙古人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基础之上的。它在南侵之前，就给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带来了至今仍然闻之色变的血腥和恐怖，使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至少倒退了五百年。
正是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使野蛮残忍的蒙古人尝够了苦头，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部分地改变了屠戮净尽的野蛮杀戮政策。尽管如此，在与宋的历次的战争中，仍然有至少八千万汉人被蒙古人杀戮。
蒙古人武力征服南宋后，除了极尽能事地毁灭十分繁荣发达的宋文明外，还施行了极为野蛮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殖民政策。把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作为贱民来歧视。汉人新娶媳妇，蒙古人始终有“初夜权”；汉人十家合用一把菜刀，以免持刀造反；汉人的金属冶炼和铁器作坊被统统禁止，以免私造兵器；汉人自古以来携带兵刃以防身的民族传统，也被禁止，否则严厉处死；汉人辱骂蒙古人，汉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打死或杀掉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面对种种凌辱虐待，面对种种歧视和不公，稍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无不奋起反抗。
而在强大野蛮的蒙古军队面前，这种可敬可泣的反抗，无不遭到野蛮血腥的杀戮。经过近百年一轮又一轮的定向“淘汰”作用，只有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保存性命于这种乱世。这是第一次抽掉民族脊梁、骨气、血性的定向性的“淘汰”运动。
第二次是满清入关。野蛮嗜血的满清骑射民族入关后，除直接屠戮五千万汉民族，使汉民族之白骨堆积“望之如白雪”之外，还推行“易服剃发”的强化殖民运动。稍有民族自尊的人，无不遭到野蛮的杀戮。而能够留存性命于乱石的，无不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第三次是中共的武力征服全国。中共打着反独裁、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号，获得了不少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然后他们就在“解放区”里以野蛮杀戮和血腥恐怖，裹挟亿万民众充当它们争夺江山的炮灰，从而夺得了“江山”。然后又在此基础上，诱骗那些一心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流氓、懒汉、无赖之徒充当“积极分子”。继之又以这些“积极分子”来裹挟着亿万百姓，参与了对富裕国民的共同抢劫和血腥杀戮，把众多贫穷者拉进与之共同犯罪的贼船上，使之欲退无路。他们用无数百姓的尸骨为代价，把中华民国推翻后，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以“刑杀立威”来震慑民众，以达到强制“洗脑”的目的。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整人运动，其手段无非是让人相互检举，让人相互揭发，让人背亲卖友，让人落井下石，让人见风使舵，让人丧尽天良……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消灭国人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消灭人的尊严，泯灭人的天良道德为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奴性，增益国人的劣根性。使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中共的“驯服工具”，都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良知、自尊、骨气、血性丧失殆尽的动物，老老实实地做中共的党奴。
对于那些不愿做这种党奴的人，对于那些稍有血性、良知、知识见解的人，对于那些不愿灵魂堕落良知泯灭的人，中共就是毫不手软的以“右派”、“反革命”、“反动分子”等名目，一路杀将下去，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经过历次运动的大规模杀戮，至少又有八千万优秀同胞惨遭荼毒。而这些被杀掉的人，大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骨，大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沙堆中的珍珠和宝石。
经过中共历次的大规模整肃和杀戮之后，只留下了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这一次现代“秦斯希主义”的运动『1』，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全面，最为彻底的天良人性的“淘汰”运动。它几乎造成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结局。
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再加上残忍血腥的暴力恐怖，其综合作用的结果，遂造就了中国人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奴性人格。造成了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的弃民”的边缘化国度（见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
这种奴性文化的空前发达，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的废墟和文化的荒漠。在这个精神废墟和文化荒漠上，如果说还有点什么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犬儒文化。
综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颠三倒四洋洋数万言，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啦，什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啦，什么做党的驯服工具啦……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奴性。它是犬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因此，我认为：
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
是故，十三亿人口之泱泱大国，竟不及数千万人口之小国之有国际分量。是故，具有绵延数千年文明之民族，徒为国际社会之边缘化之国度。
独裁专制者的本能，就是愚其民、弱其智。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处心积虑地避免他人觊觎他的皇位，故将人民奴畜视之。独夫民贼惯用的牧民伎俩，是“弱其智识，强其筋骨”；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牧民之术，则不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运用。中国人民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荼毒，血性人格受到致命的窒息。
在这种奴役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的奴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再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性泯灭、奴性张扬的社会淘汰运动，这就更把中华民族的奴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父孙逸仙博士，倡行三民主义，才使国人的民族精神稍稍复苏，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精神复兴和文化繁荣。但接着就是共产邪教的全面侵入，实施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酷烈的“秦斯希主义”运动，使民族精神之稍稍恢复，还低偿不了后继者之惨酷销蚀。遂使中华民族的奴性，复归如初。某些方面，比之满清之末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奴隶心性，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心甘情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以在主子棍棒下以活命为最高原则。无正义良知，无是非善恶，一切以主子的是非为是非，以主子的好恶为好恶，甘为“革命的螺丝钉”。
奴隶心性，由于自己的一切攥在主子的手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总感到生命无常、命运难测。只能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以“我是党的一块砖，党叫往哪就往哪搬”为处世哲学。
奴隶心性，在主子面前千方百计卖乖讨好，阿谀逢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有权就是大太爷。
奴隶心性，虽然明白自己命贱如草，却对自己的小草命运甘之如饴——一曲表现奴隶心性的《小草歌》，让奴隶之国的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
奴隶心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明天洪水滔天。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以机会主义为人生的信条——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不争论，干了再说”，什么“摸着石头过江”，淹不死算走运，淹死了算倒霉……这样荒谬绝伦的治国理念，竟然使国人奉为玉律金科。
奴隶心性，四面玲珑，八面讨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其生存的常态，以“难得糊涂蠢有福”为心理定位，以“我把青春赌明天”为无奈的宣泄。
奴隶心性，说谎作假，一切以哄骗主子高兴为最大的原则。以致民谣讥之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奴隶心性，无自主、自立、自强之意识，只盼望着明君、贤相、清官为自己作主。以致对宫廷阴谋权诈之术醉心痴迷，对“猪尾巴戏”难分难舍。反而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古训当成耳边风。
奴隶心性，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们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灾难不殃及自身，反而乐得去看热闹；就像丛林中的麋鹿獐麂，猛兽追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命，一旦猛兽扑住了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反而乐得回头欣赏猛兽将自己的同类撕成碎块，让猛兽大快朵颐。
奴隶心性，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获得眼前的利益，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于不顾。昔日北中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里大草原，几乎变成了万里大荒漠；昔日虎啸鹿鸣的南中国，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昔日“游鱼细石，清澈见底”的水系溪流，已经大面积干涸或污染，以致人畜都无法饮用；昔日丰产的近海渔场，到今日，竟一年数十次红潮泛滥，渔产量仅及“解放前”的十几至二十分之一……这些遗害子孙万代的惊天巨祸，都不能让奴隶们动心，唯有眼前的“经济增长”，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
奴隶心性，二重人格，精神分裂，在上级主子面前低首下心、卑躬屈膝。而在下级或更小的奴隶面前，则又是一副主子面孔。是故民间讥讽这些奴性官僚曰“中国的官场，应该定做两套衣服，一套前短后长，用于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拜见上级；一套前长后短，用于倨傲无礼、昂首挺胸接见下级……
奴隶之人，虽然无人格无自尊，但却殚精竭虑地争做主子的奴才。已经做稳了奴才的奴隶和正在争取做奴才的奴隶们，做起坏事恶事来，往往比主子更加凶狠和卖力，才能获得主子的赏识和重用。久而久之的这样发展下去，坐稳了奴隶位置和正在争取坐上奴隶位置的人们，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逼仄，连主子都自叹不如。
奴隶之人，一方面极端的自卑，没有自信，因而犯上了意识形态上的过敏症。因此需要控制全国媒体，动用全国人民钜亿血汗，用于强化思想警察、言论特务的功能，让各种媒体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让媒体上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八股垃圾；要封锁网络，让网民不能接触外面的资讯，只能看到指鹿为马的东西；要监视网民，让网民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以免批评指谬的声音让他们心惊胆战；还要夜以继日的干扰海外无线电波的发射和接收，让全国人民成为聋子和瞎子。另一方面却极端的傲慢和自负，“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最优越最先进的。整天埋头故纸堆里，忙于查找值得自己炫耀的东西，以便牵强附会、绞尽脑汁地从中获得那十分稀缺“民族自尊性”。连头上捉个虱子，也要比别人的个大才感到心满意足。以便以此来拒斥一切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价值。说到底，还是一种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体现。
奴隶之人，只有两种心理状态——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子；不是被虐待，就是虐待别人。做奴隶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自甘低首下心、吮癕舔痔。而一旦做了奴隶链条上的一层主子，则要加倍地对下级奴隶吹胡子瞪眼和满脸横肉。以虐待更小的奴隶所产生的快感，来补偿自己做奴隶时所受到的屈辱，以维持心理的平衡。
奴隶之人，一方面绝对地服从于暴力，一方面又迷恋着用暴力去征服别人。他们要么就做逆来顺受的顺民，跪倒在暴政的脚下，任由独裁专制暴力恐怖的主子的奴役宰割；要么就做铤而走险的暴民，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做改朝换代的野心家的帮凶打手，以便从“龙头老大”手上获得一杯残羹。常常听说“老子打江山时流血牺牲，现在搞点特权和搞几个女人，算啥？”这就是奴隶心态的典型写照。做久了奴隶的人，脊梁骨已经弯曲。如果你想让他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反而感到万分不舒服——这怎么行呢？（鲁迅语大意）
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一个奴隶的社会。什么封建社会？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伪命题。因为秦始皇早就“废封建、置郡县”了。因而，这个奴隶社会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信且看。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为了整掉试图觊觎他权力的人们，在井冈山时期就大杀“AB团”。他逃亡到了延安后，又在延安如法炮制。策划了一个恐怖的整肃运动——延安整风。他“天才的、创造性的”搞了几年“延安整风”运动，把“革命圣地”弄成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地狱。他重用整人专家康生之流，到处深挖狠斗，要人们上纲上线“自我暴露”。如不深刻自我反省和自我暴露，就一直关押下去。他到处抓特务，把各“解放区”都变成了特务多如牛毛的地区。他到处刑讯逼供，把一个小小的延安变成了恐怖的地狱……待对手搞得差不多了，且一个个都对毛诚惶诚恐、噤若寒蝉时，毛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赶紧刹车。向那些被关押、殴打、虐待甚至家破人亡的小喽啰们，说了一声“对不起”。仅这一句口头道歉，就使那些小喽啰们就感到皇恩浩荡、诚惶诚恐，遂“一笑泯恩仇”，还高呼“吾皇英明兮万寿无疆”。（参考文献：李央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韦君宜《思痛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推销他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邪说，也为了自己“白进红出”的争权夺利，就将全国人民的手脚捆了个严严实实，使全国人民时时刻刻处于惊恐心悸之中，让全国人民连年满脸菜色地搞穷过渡。毛去见了马克思之后，邓小平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命门死穴——枪杆子。他当然知道，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中共失去全部特权。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正了部分错误，革除了部分了恶政，并部分地放开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简称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得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时时刻刻处于惊恐之中，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天天光着屁股大搞打砸抢。这时，这群被捆苦斗怕了的奴隶们，赶紧对邓小平下跪谢恩：“吾皇伟大兮小平你好”。
君不见中共建政之初，毛就急不可待地去朝拜老子皇帝斯大林，并带领访问团去向“老大哥”取经。毛老谋深算地将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要到这趟专列上，来担任他的俄语翻译兼临时俄语教师。一贯好色不倦、嗜色如命的毛泽东，面对这个漂亮可人如花似玉的孙维世，如何不垂涎三尺？于是就在这趟慢慢西行的专列上，诱骗并强奸了孙维世。事后可怜巴巴的孙维世，去向周恩来哭诉。周的脸色开始也很阴沉难看，但沉默良久，周终于开口说了话：好闺女，你就消消气嘛！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事后江青知道了毛的这段“婚外情”，文革之初，红得发紫的江青，首先就拿孙维世开刀。还逼着周恩来自己签字同意，要把孙维世弄死才算完。弄死了孙维世之后，江青的心里才感到踏实。面对这种无耻的暴行，平民百姓，也会挺身而出，也会拔刀相斗，以宣泄自己的屈辱，以震慑这种罪恶。但周恩来不愧是周恩来，他竟能从中发现“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的重大规律！这不得不佩服周的“高超手腕”，不得不佩服他奴性的隐忍和屈从。（参考文献：叶永烈《江青传》；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君不见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定居海外后，才敢写下一本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稿。书中披露了毛泽东许多荒淫无耻的史实，于毛的“光辉伟大”形象大为不利。引得曾任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大为不满。一方面，他除了破口大骂李志绥“事主不忠”之外，还纠集曾在毛身边服务过的其他“太监”宫女，如林克、徐涛、吴旭君等，绞尽脑汁编造了一本《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来消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对毛泽东形象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还力促“党中央”通过决议案，要严格禁止曾为毛服务过的嫔妃宫女“太监”到外海定居，以免再次闹出“李志绥事件”的尴尬。其良苦用心，真让人惊叹这位大内总管“事主尽忠”的“忠诚”，让人惊叹这位现代奴隶的纯粹。
君不见华君武先生画了一幅邓小平的漫画像，中宣部的奴才们吓得面色如土。因而对这幅漫画尽全力进行封杀。后来这幅漫画辗转流落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看后，反而会心而笑，也没有要求将华君武先生投进大牢。而在中宣部的那帮奴才的眼里，圣心独断，天威难测，稍有不慎，将是大逆不道。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为了做稳奴隶，只有比主子更加严酷卖力，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格。
君不见八九六四之时，众多老教授出面游行，干脆打出一面言简意赅的标语——“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君不见斗米小民受地方豪强官僚的欺负，其含冤受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踏上漫漫无涯的上访之路。这本来是“下情上达”的唯一的管道，但地方的奴才却害怕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害怕因此而受到中南海的主子的责备，试图将这些“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便十分卖力地“围追堵截”。老实说，这些地方上的诸侯们，本来只是想将这些“刁民”拦截下来也就算了，也没有打算酿成流血事件。可是当他们对更小的奴才使使眼色，公安武警却没有领会主子的“良苦用心”，为了获得主子的赏识，便对这些“刁民”大打出手，以致酿成流血事件，反而受到中南海主子更严厉的责备，让他哭笑不得。
君不见主子制订出“三提五统”的收费标准，以便规范农村的税费政策。可是地方的奴才们却不管这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正好借机大吸农民的血。而奴才的奴才们，则组织收款队伍，浩浩荡荡地杀向农村。他们破屋掀瓦，砸仓挑谷，牵牛抱器，私设黑狱，逼死人命……以致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见他们进村，大敲铜锣预警，大喊“鬼子进村来了”。在我的家乡，一村妇就因为敲了一回铜锣，就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以致法官不敢签字，但在政法委的“英明领导”下，照判不误。君不见陕西青年李绿松，因举报集资办学上的贪污腐败，得罪了地方上的奴才，因而受到了关押刑讯。而公安局里的那帮小奴才，正好想在他的主子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于是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动手，活生生地将李绿松的舌头割了下来……
君不见在外地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忘了携带身份证件而出门，被当成盲流而关押罚款。派出所的警察和拘押所的管教人员，只要使使眼色，同为受害人的孙志刚的“狱友”们，竟然受命殴打孙志刚，下手却比公安和管教人员还要凶狠。因为他们要获得管教人员“表现积极”的“好评”，争取早一天获得释放，以致把孙志刚活生生的打死，还不知道歇手……
中南海的官僚寡头，是权力的奴才；而各地的官僚，则是中南海官僚寡头的奴才；在各地的奴才下面，又有更小的奴才；斗米小民，则是更小的奴才的奴才。生活在这样一个奴才体系空前发达的国度里，想不做奴才，而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何其难也！！！
关于怎样才能消除中国人的奴性？怎样才能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血性？对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如果实在要我勉为其难的话，我就借用胡适博士的话：“你们问我，怎样才能使国家有尊严？怎样才能使国家获得独立的地位？怎样才能使人民有自由？我要告诉同学们的是——只有人人有尊严了，国家才有尊严；人人有自由了，国家才有自由；人人获得独立了，国家才有独立的地位……”
胡适博士把一个看起来十分玄妙而又异常宏大的问题，就用这么几句直白无华的语言，说了个一清二楚。这样的大师风范，可谓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人。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喜欢玩概念空转“大师”们，那些自以为高深莫测、喜欢将时髦概念堆砌的“学者”们，是该好好地向胡博士学习学习。
注『1』：秦斯希主义，是指秦始皇创立的集权专制主义，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的独裁主义，再加上希特勒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复合物。这种复合的秦斯希主义，现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黑暗专制，都与之无法相比。
第一次，是蒙古人的南侵。蒙古人“发现”，用野蛮抢掠得到的财富，比起辛勤的耕牧劳作来，既快又多。于是铁定了心，专靠抢掠周边人民的财富和人口过日子。周边人民当然要奋起反抗。于是蒙古人就杀光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而无论老幼青壮。仅留下年轻漂亮的妇女供大军渲泻淫欲，以此激励蒙古兽兵的勇猛作战。蒙古人靠野蛮抢掠和残忍杀戮起家，也靠野蛮抢劫和残忍杀戮而发展壮大。蒙古人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基础之上的。它在南侵之前，就给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带来了至今仍然闻之色变的血腥和恐怖，使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至少倒退了五百年。
正是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使野蛮残忍的蒙古人尝够了苦头，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部分地改变了屠戮净尽的野蛮杀戮政策。尽管如此，在与宋的历次的战争中，仍然有至少八千万汉人被蒙古人杀戮。
蒙古人武力征服南宋后，除了极尽能事地毁灭十分繁荣发达的宋文明外，还施行了极为野蛮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殖民政策。把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作为贱民来歧视。汉人新娶媳妇，蒙古人始终有“初夜权”；汉人十家合用一把菜刀，以免持刀造反；汉人的金属冶炼和铁器作坊被统统禁止，以免私造兵器；汉人自古以来携带兵刃以防身的民族传统，也被禁止，否则严厉处死；汉人辱骂蒙古人，汉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打死或杀掉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面对种种凌辱虐待，面对种种歧视和不公，稍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无不奋起反抗。
而在强大野蛮的蒙古军队面前，这种可敬可泣的反抗，无不遭到野蛮血腥的杀戮。经过近百年一轮又一轮的定向“淘汰”作用，只有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保存性命于这种乱世。这是第一次抽掉民族脊梁、骨气、血性的定向性的“淘汰”运动。
第二次是满清入关。野蛮嗜血的满清骑射民族入关后，除直接屠戮五千万汉民族，使汉民族之白骨堆积“望之如白雪”之外，还推行“易服剃发”的强化殖民运动。稍有民族自尊的人，无不遭到野蛮的杀戮。而能够留存性命于乱石的，无不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第三次是中共的武力征服全国。中共打着反独裁、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号，获得了不少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然后他们就在“解放区”里以野蛮杀戮和血腥恐怖，裹挟亿万民众充当它们争夺江山的炮灰，从而夺得了“江山”。然后又在此基础上，诱骗那些一心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流氓、懒汉、无赖之徒充当“积极分子”。继之又以这些“积极分子”来裹挟着亿万百姓，参与了对富裕国民的共同抢劫和血腥杀戮，把众多贫穷者拉进与之共同犯罪的贼船上，使之欲退无路。他们用无数百姓的尸骨为代价，把中华民国推翻后，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以“刑杀立威”来震慑民众，以达到强制“洗脑”的目的。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整人运动，其手段无非是让人相互检举，让人相互揭发，让人背亲卖友，让人落井下石，让人见风使舵，让人丧尽天良……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消灭国人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消灭人的尊严，泯灭人的天良道德为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奴性，增益国人的劣根性。使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中共的“驯服工具”，都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良知、自尊、骨气、血性丧失殆尽的动物，老老实实地做中共的党奴。
对于那些不愿做这种党奴的人，对于那些稍有血性、良知、知识见解的人，对于那些不愿灵魂堕落良知泯灭的人，中共就是毫不手软的以“右派”、“反革命”、“反动分子”等名目，一路杀将下去，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经过历次运动的大规模杀戮，至少又有八千万优秀同胞惨遭荼毒。而这些被杀掉的人，大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骨，大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沙堆中的珍珠和宝石。
经过中共历次的大规模整肃和杀戮之后，只留下了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这一次现代“秦斯希主义”的运动『1』，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全面，最为彻底的天良人性的“淘汰”运动。它几乎造成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结局。
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再加上残忍血腥的暴力恐怖，其综合作用的结果，遂造就了中国人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奴性人格。造成了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的弃民”的边缘化国度（见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
这种奴性文化的空前发达，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的废墟和文化的荒漠。在这个精神废墟和文化荒漠上，如果说还有点什么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犬儒文化。
综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颠三倒四洋洋数万言，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啦，什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啦，什么做党的驯服工具啦……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奴性。它是犬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因此，我认为：
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
是故，十三亿人口之泱泱大国，竟不及数千万人口之小国之有国际分量。是故，具有绵延数千年文明之民族，徒为国际社会之边缘化之国度。
独裁专制者的本能，就是愚其民、弱其智。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处心积虑地避免他人觊觎他的皇位，故将人民奴畜视之。独夫民贼惯用的牧民伎俩，是“弱其智识，强其筋骨”；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牧民之术，则不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运用。中国人民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荼毒，血性人格受到致命的窒息。
在这种奴役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的奴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再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性泯灭、奴性张扬的社会淘汰运动，这就更把中华民族的奴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父孙逸仙博士，倡行三民主义，才使国人的民族精神稍稍复苏，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精神复兴和文化繁荣。但接着就是共产邪教的全面侵入，实施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酷烈的“秦斯希主义”运动，使民族精神之稍稍恢复，还低偿不了后继者之惨酷销蚀。遂使中华民族的奴性，复归如初。某些方面，比之满清之末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奴隶心性，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心甘情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以在主子棍棒下以活命为最高原则。无正义良知，无是非善恶，一切以主子的是非为是非，以主子的好恶为好恶，甘为“革命的螺丝钉”。
奴隶心性，由于自己的一切攥在主子的手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总感到生命无常、命运难测。只能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以“我是党的一块砖，党叫往哪就往哪搬”为处世哲学。
奴隶心性，在主子面前千方百计卖乖讨好，阿谀逢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有权就是大太爷。
奴隶心性，虽然明白自己命贱如草，却对自己的小草命运甘之如饴——一曲表现奴隶心性的《小草歌》，让奴隶之国的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
奴隶心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明天洪水滔天。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以机会主义为人生的信条——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不争论，干了再说”，什么“摸着石头过江”，淹不死算走运，淹死了算倒霉……这样荒谬绝伦的治国理念，竟然使国人奉为玉律金科。
奴隶心性，四面玲珑，八面讨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其生存的常态，以“难得糊涂蠢有福”为心理定位，以“我把青春赌明天”为无奈的宣泄。
奴隶心性，说谎作假，一切以哄骗主子高兴为最大的原则。以致民谣讥之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奴隶心性，无自主、自立、自强之意识，只盼望着明君、贤相、清官为自己作主。以致对宫廷阴谋权诈之术醉心痴迷，对“猪尾巴戏”难分难舍。反而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古训当成耳边风。
奴隶心性，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们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灾难不殃及自身，反而乐得去看热闹；就像丛林中的麋鹿獐麂，猛兽追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命，一旦猛兽扑住了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反而乐得回头欣赏猛兽将自己的同类撕成碎块，让猛兽大快朵颐。
奴隶心性，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获得眼前的利益，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于不顾。昔日北中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里大草原，几乎变成了万里大荒漠；昔日虎啸鹿鸣的南中国，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昔日“游鱼细石，清澈见底”的水系溪流，已经大面积干涸或污染，以致人畜都无法饮用；昔日丰产的近海渔场，到今日，竟一年数十次红潮泛滥，渔产量仅及“解放前”的十几至二十分之一……这些遗害子孙万代的惊天巨祸，都不能让奴隶们动心，唯有眼前的“经济增长”，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
奴隶心性，二重人格，精神分裂，在上级主子面前低首下心、卑躬屈膝。而在下级或更小的奴隶面前，则又是一副主子面孔。是故民间讥讽这些奴性官僚曰“中国的官场，应该定做两套衣服，一套前短后长，用于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拜见上级；一套前长后短，用于倨傲无礼、昂首挺胸接见下级……
奴隶之人，虽然无人格无自尊，但却殚精竭虑地争做主子的奴才。已经做稳了奴才的奴隶和正在争取做奴才的奴隶们，做起坏事恶事来，往往比主子更加凶狠和卖力，才能获得主子的赏识和重用。久而久之的这样发展下去，坐稳了奴隶位置和正在争取坐上奴隶位置的人们，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逼仄，连主子都自叹不如。
奴隶之人，一方面极端的自卑，没有自信，因而犯上了意识形态上的过敏症。因此需要控制全国媒体，动用全国人民钜亿血汗，用于强化思想警察、言论特务的功能，让各种媒体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让媒体上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八股垃圾；要封锁网络，让网民不能接触外面的资讯，只能看到指鹿为马的东西；要监视网民，让网民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以免批评指谬的声音让他们心惊胆战；还要夜以继日的干扰海外无线电波的发射和接收，让全国人民成为聋子和瞎子。另一方面却极端的傲慢和自负，“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最优越最先进的。整天埋头故纸堆里，忙于查找值得自己炫耀的东西，以便牵强附会、绞尽脑汁地从中获得那十分稀缺“民族自尊性”。连头上捉个虱子，也要比别人的个大才感到心满意足。以便以此来拒斥一切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价值。说到底，还是一种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体现。
奴隶之人，只有两种心理状态——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子；不是被虐待，就是虐待别人。做奴隶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自甘低首下心、吮癕舔痔。而一旦做了奴隶链条上的一层主子，则要加倍地对下级奴隶吹胡子瞪眼和满脸横肉。以虐待更小的奴隶所产生的快感，来补偿自己做奴隶时所受到的屈辱，以维持心理的平衡。
奴隶之人，一方面绝对地服从于暴力，一方面又迷恋着用暴力去征服别人。他们要么就做逆来顺受的顺民，跪倒在暴政的脚下，任由独裁专制暴力恐怖的主子的奴役宰割；要么就做铤而走险的暴民，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做改朝换代的野心家的帮凶打手，以便从“龙头老大”手上获得一杯残羹。常常听说“老子打江山时流血牺牲，现在搞点特权和搞几个女人，算啥？”这就是奴隶心态的典型写照。做久了奴隶的人，脊梁骨已经弯曲。如果你想让他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反而感到万分不舒服——这怎么行呢？（鲁迅语大意）
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一个奴隶的社会。什么封建社会？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伪命题。因为秦始皇早就“废封建、置郡县”了。因而，这个奴隶社会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信且看。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为了整掉试图觊觎他权力的人们，在井冈山时期就大杀“AB团”。他逃亡到了延安后，又在延安如法炮制。策划了一个恐怖的整肃运动——延安整风。他“天才的、创造性的”搞了几年“延安整风”运动，把“革命圣地”弄成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地狱。他重用整人专家康生之流，到处深挖狠斗，要人们上纲上线“自我暴露”。如不深刻自我反省和自我暴露，就一直关押下去。他到处抓特务，把各“解放区”都变成了特务多如牛毛的地区。他到处刑讯逼供，把一个小小的延安变成了恐怖的地狱……待对手搞得差不多了，且一个个都对毛诚惶诚恐、噤若寒蝉时，毛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赶紧刹车。向那些被关押、殴打、虐待甚至家破人亡的小喽啰们，说了一声“对不起”。仅这一句口头道歉，就使那些小喽啰们就感到皇恩浩荡、诚惶诚恐，遂“一笑泯恩仇”，还高呼“吾皇英明兮万寿无疆”。（参考文献：李央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韦君宜《思痛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推销他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邪说，也为了自己“白进红出”的争权夺利，就将全国人民的手脚捆了个严严实实，使全国人民时时刻刻处于惊恐心悸之中，让全国人民连年满脸菜色地搞穷过渡。毛去见了马克思之后，邓小平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命门死穴——枪杆子。他当然知道，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中共失去全部特权。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正了部分错误，革除了部分了恶政，并部分地放开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简称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得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时时刻刻处于惊恐之中，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天天光着屁股大搞打砸抢。这时，这群被捆苦斗怕了的奴隶们，赶紧对邓小平下跪谢恩：“吾皇伟大兮小平你好”。
君不见中共建政之初，毛就急不可待地去朝拜老子皇帝斯大林，并带领访问团去向“老大哥”取经。毛老谋深算地将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要到这趟专列上，来担任他的俄语翻译兼临时俄语教师。一贯好色不倦、嗜色如命的毛泽东，面对这个漂亮可人如花似玉的孙维世，如何不垂涎三尺？于是就在这趟慢慢西行的专列上，诱骗并强奸了孙维世。事后可怜巴巴的孙维世，去向周恩来哭诉。周的脸色开始也很阴沉难看，但沉默良久，周终于开口说了话：好闺女，你就消消气嘛！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事后江青知道了毛的这段“婚外情”，文革之初，红得发紫的江青，首先就拿孙维世开刀。还逼着周恩来自己签字同意，要把孙维世弄死才算完。弄死了孙维世之后，江青的心里才感到踏实。面对这种无耻的暴行，平民百姓，也会挺身而出，也会拔刀相斗，以宣泄自己的屈辱，以震慑这种罪恶。但周恩来不愧是周恩来，他竟能从中发现“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的重大规律！这不得不佩服周的“高超手腕”，不得不佩服他奴性的隐忍和屈从。（参考文献：叶永烈《江青传》；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君不见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定居海外后，才敢写下一本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稿。书中披露了毛泽东许多荒淫无耻的史实，于毛的“光辉伟大”形象大为不利。引得曾任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大为不满。一方面，他除了破口大骂李志绥“事主不忠”之外，还纠集曾在毛身边服务过的其他“太监”宫女，如林克、徐涛、吴旭君等，绞尽脑汁编造了一本《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来消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对毛泽东形象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还力促“党中央”通过决议案，要严格禁止曾为毛服务过的嫔妃宫女“太监”到外海定居，以免再次闹出“李志绥事件”的尴尬。其良苦用心，真让人惊叹这位大内总管“事主尽忠”的“忠诚”，让人惊叹这位现代奴隶的纯粹。
君不见华君武先生画了一幅邓小平的漫画像，中宣部的奴才们吓得面色如土。因而对这幅漫画尽全力进行封杀。后来这幅漫画辗转流落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看后，反而会心而笑，也没有要求将华君武先生投进大牢。而在中宣部的那帮奴才的眼里，圣心独断，天威难测，稍有不慎，将是大逆不道。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为了做稳奴隶，只有比主子更加严酷卖力，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格。
君不见八九六四之时，众多老教授出面游行，干脆打出一面言简意赅的标语——“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君不见斗米小民受地方豪强官僚的欺负，其含冤受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踏上漫漫无涯的上访之路。这本来是“下情上达”的唯一的管道，但地方的奴才却害怕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害怕因此而受到中南海的主子的责备，试图将这些“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便十分卖力地“围追堵截”。老实说，这些地方上的诸侯们，本来只是想将这些“刁民”拦截下来也就算了，也没有打算酿成流血事件。可是当他们对更小的奴才使使眼色，公安武警却没有领会主子的“良苦用心”，为了获得主子的赏识，便对这些“刁民”大打出手，以致酿成流血事件，反而受到中南海主子更严厉的责备，让他哭笑不得。
君不见主子制订出“三提五统”的收费标准，以便规范农村的税费政策。可是地方的奴才们却不管这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正好借机大吸农民的血。而奴才的奴才们，则组织收款队伍，浩浩荡荡地杀向农村。他们破屋掀瓦，砸仓挑谷，牵牛抱器，私设黑狱，逼死人命……以致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见他们进村，大敲铜锣预警，大喊“鬼子进村来了”。在我的家乡，一村妇就因为敲了一回铜锣，就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以致法官不敢签字，但在政法委的“英明领导”下，照判不误。君不见陕西青年李绿松，因举报集资办学上的贪污腐败，得罪了地方上的奴才，因而受到了关押刑讯。而公安局里的那帮小奴才，正好想在他的主子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于是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动手，活生生地将李绿松的舌头割了下来……
君不见在外地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忘了携带身份证件而出门，被当成盲流而关押罚款。派出所的警察和拘押所的管教人员，只要使使眼色，同为受害人的孙志刚的“狱友”们，竟然受命殴打孙志刚，下手却比公安和管教人员还要凶狠。因为他们要获得管教人员“表现积极”的“好评”，争取早一天获得释放，以致把孙志刚活生生的打死，还不知道歇手……
中南海的官僚寡头，是权力的奴才；而各地的官僚，则是中南海官僚寡头的奴才；在各地的奴才下面，又有更小的奴才；斗米小民，则是更小的奴才的奴才。生活在这样一个奴才体系空前发达的国度里，想不做奴才，而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何其难也！！！
关于怎样才能消除中国人的奴性？怎样才能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血性？对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如果实在要我勉为其难的话，我就借用胡适博士的话：“你们问我，怎样才能使国家有尊严？怎样才能使国家获得独立的地位？怎样才能使人民有自由？我要告诉同学们的是——只有人人有尊严了，国家才有尊严；人人有自由了，国家才有自由；人人获得独立了，国家才有独立的地位……”
胡适博士把一个看起来十分玄妙而又异常宏大的问题，就用这么几句直白无华的语言，说了个一清二楚。这样的大师风范，可谓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人。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喜欢玩概念空转“大师”们，那些自以为高深莫测、喜欢将时髦概念堆砌的“学者”们，是该好好地向胡博士学习学习。
注『1』：秦斯希主义，是指秦始皇创立的集权专制主义，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的独裁主义，再加上希特勒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复合物。这种复合的秦斯希主义，现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黑暗专制，都与之无法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