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09 13:14:21作者：海容
文革开始后，爸爸因为爷爷是“右派”经常会被拎着去陪斗。爸爸是公认的老实人，从50年代爸爸开始挣钱，周围谁借钱他都给人家，不是借，他从来不去找人家要回来。一直到和妈妈结婚，他自己的棉被里面都是用报纸糊着御寒。大概是待人特好，造反派的那一派都不批斗他，但又不敢不揪出他来，所以一般都是陪斗。
后来，一个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在党的宣传鼓励下，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砸烂。他迅速的入党并当上一派的领袖。我至今都记得他的样子，也就1米6几，精瘦精瘦的，脸白白净净的，留两撇小胡子，可一开口嗓门就很高，比他的个子要高出好几米去，很有底气，像小钢炮。他的一个儿子和我同班，学习不好，可什么时候都被前呼后拥着，他那沙哑的大嗓门、那革命的说话语气和走路姿势，和他爸爸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他爸爬上去，是踩着我爸这样的人的。我们小孩的好日子也跟着就中止了。原来我们在青山绿水之间是多开心哪：上树掏鸟窝，下河捞鱼蟹，累了坐在洋溢着草香的山坡上，看着天边的彩霞瑰丽神奇，这一切是我快乐的源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音喇叭里老是叫爸爸的名字了。回到家，爸爸常是很累很疲倦的样子，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妈妈经常哭诉，声音又压得很低，我们听不清。我和哥哥不敢说话不敢乱动，只敢帮妈妈做家务，我不愿意妈妈爸爸更难受。
以前我们家不是这样的，爸爸下班回来，一点事就能让他爽朗的大笑，那笑声好像是呼啸着投出的篮球，砸在墙壁上又猛烈的反弹回来，刺得我耳朵疼，我经常龇牙咧嘴捂着耳朵看着他，这副怪模样又把爸爸逗得大笑。
可现在家里再也没人笑了。
一天晚上，来了个高个子女人，嗓门很大，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的。家里就巴掌大的地方，我们小孩也没地呆。于是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发生：她热情寒暄了一会，她就开始提孩子没吃的没穿的，家里没有钱了。爸爸一边文质彬彬的安慰她，一边一眼一眼的看妈妈。家里是妈妈管钱。妈妈坐在小凳子上，看着地不说话。
终于爸爸先去厨房了，然后把我叫进去，是让我叫妈妈进去。我不放心，就赖在厨房门口看。爸爸蠕动了下嘴唇，才很小声的说：“咱们还是借她钱吧，总不能看着她家孩子挨饿。”，妈妈摇头，脸冲着墙，半侧着身用后背对着爸爸，手在脸上擦了一把。爸爸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凄凉多了。
妈妈突然转过身，说：“你忘了他丈夫怎么在全所的大会上侮辱你了？他说的你那么多罪证哪句是真的？他白天在台子上批斗你，晚上还有脸来借钱？就是不借！谁不知道他两口子抽烟喝酒把钱都花光了，每个月都到处借钱，借了不还！别人都不理他们了，她找到咱们了。咱们借给她，那咱家大的小的这几张嘴还等着吃呢！不借！”
爸爸被说得没词，我看得目瞪口呆。我这才知道这个女人是造反派头头的老婆。爸爸很为难的样子，还是重复着那一句话，神情越来越痛苦。不记得他们来回说了几个回合，终于妈妈大叫了一句：“你要是借给她，我就和你离婚！”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离婚这个词，那个年龄根本不懂是什么含义。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事！我吓得整个心房被涨得满满的，整个人木登登的站在那。
“你不要这样！”爸爸低沉而加重的声音，用一种几近哀求的语气说着，好像是海潮般的痛苦只能从一个门缝里挤出来那样。浓黑的眉毛皱在一起，白皙的面孔扭曲着，那是一种又舍不得妈妈，又坚持给那个无理打骂过他的人钱去养活她的孩子的那种矛盾中的痛。
我的心一下就被刺痛了，眼泪象洗脸一般流下来，但我忍着一点声不出。我心里知道爸爸是对的，要是我也会这样做。可我不愿意妈妈这么难受，眼泪就哗哗的流。我挪着僵硬的腿站到妈妈身边去，不知道怎么安慰。
后来，爸爸还是给了她钱，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的是，她再没来过我家。
30多年后，离开故乡几万公里了，再把它写出来，心里还有绞痛的感觉，真不知道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从把爷爷划成“右派”开始，到文革后数年爸爸的档案中那些诬告材料被取出烧掉为止，爸妈那样的日子有近30年啊。一生的黄金时光就这样度过。
我家几代人都是最平凡最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政权能让这么多普普通通的人民承受这样深重的苦，能让一个孩子就体验这样剜心的痛，我只有到了自由的土地上多年之后才恢复了知道去要求正常人生存条件的思维和勇气。
很多年以来，我都在想爸爸为什么肯借给他钱？是怕他吗？那么多次批斗中都不认罪，怎么会怕?爸爸到文革末期被迫害得得了肝腹水，几乎丧命。那不恨他不蔑视他吗？这样平白无辜的诬陷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家伙，要是那样怎么还会出手帮他？不知道他们会抽烟喝酒挥霍掉，是在拿孩子在骗人吗？他们在一个单位里这么多年怎么能彼此不了解呢？
到底是为什么？直到爸爸对我讲起了他所受的教育我才明白。他从小上的是私塾，学的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仁义礼智信”，唱得是《苏武牧羊》、《满江红》。这种教育和人于生俱来的善良使他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还保持着对人的信任、爱护和包容。
写到这，爸爸说那句话时的声音和表情又浮现上来，痛苦检验出了善良和暴虐的力量。
后来，一个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在党的宣传鼓励下，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砸烂。他迅速的入党并当上一派的领袖。我至今都记得他的样子，也就1米6几，精瘦精瘦的，脸白白净净的，留两撇小胡子，可一开口嗓门就很高，比他的个子要高出好几米去，很有底气，像小钢炮。他的一个儿子和我同班，学习不好，可什么时候都被前呼后拥着，他那沙哑的大嗓门、那革命的说话语气和走路姿势，和他爸爸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他爸爬上去，是踩着我爸这样的人的。我们小孩的好日子也跟着就中止了。原来我们在青山绿水之间是多开心哪：上树掏鸟窝，下河捞鱼蟹，累了坐在洋溢着草香的山坡上，看着天边的彩霞瑰丽神奇，这一切是我快乐的源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音喇叭里老是叫爸爸的名字了。回到家，爸爸常是很累很疲倦的样子，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妈妈经常哭诉，声音又压得很低，我们听不清。我和哥哥不敢说话不敢乱动，只敢帮妈妈做家务，我不愿意妈妈爸爸更难受。
以前我们家不是这样的，爸爸下班回来，一点事就能让他爽朗的大笑，那笑声好像是呼啸着投出的篮球，砸在墙壁上又猛烈的反弹回来，刺得我耳朵疼，我经常龇牙咧嘴捂着耳朵看着他，这副怪模样又把爸爸逗得大笑。
可现在家里再也没人笑了。
一天晚上，来了个高个子女人，嗓门很大，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的。家里就巴掌大的地方，我们小孩也没地呆。于是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发生：她热情寒暄了一会，她就开始提孩子没吃的没穿的，家里没有钱了。爸爸一边文质彬彬的安慰她，一边一眼一眼的看妈妈。家里是妈妈管钱。妈妈坐在小凳子上，看着地不说话。
终于爸爸先去厨房了，然后把我叫进去，是让我叫妈妈进去。我不放心，就赖在厨房门口看。爸爸蠕动了下嘴唇，才很小声的说：“咱们还是借她钱吧，总不能看着她家孩子挨饿。”，妈妈摇头，脸冲着墙，半侧着身用后背对着爸爸，手在脸上擦了一把。爸爸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凄凉多了。
妈妈突然转过身，说：“你忘了他丈夫怎么在全所的大会上侮辱你了？他说的你那么多罪证哪句是真的？他白天在台子上批斗你，晚上还有脸来借钱？就是不借！谁不知道他两口子抽烟喝酒把钱都花光了，每个月都到处借钱，借了不还！别人都不理他们了，她找到咱们了。咱们借给她，那咱家大的小的这几张嘴还等着吃呢！不借！”
爸爸被说得没词，我看得目瞪口呆。我这才知道这个女人是造反派头头的老婆。爸爸很为难的样子，还是重复着那一句话，神情越来越痛苦。不记得他们来回说了几个回合，终于妈妈大叫了一句：“你要是借给她，我就和你离婚！”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离婚这个词，那个年龄根本不懂是什么含义。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事！我吓得整个心房被涨得满满的，整个人木登登的站在那。
“你不要这样！”爸爸低沉而加重的声音，用一种几近哀求的语气说着，好像是海潮般的痛苦只能从一个门缝里挤出来那样。浓黑的眉毛皱在一起，白皙的面孔扭曲着，那是一种又舍不得妈妈，又坚持给那个无理打骂过他的人钱去养活她的孩子的那种矛盾中的痛。
我的心一下就被刺痛了，眼泪象洗脸一般流下来，但我忍着一点声不出。我心里知道爸爸是对的，要是我也会这样做。可我不愿意妈妈这么难受，眼泪就哗哗的流。我挪着僵硬的腿站到妈妈身边去，不知道怎么安慰。
后来，爸爸还是给了她钱，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的是，她再没来过我家。
30多年后，离开故乡几万公里了，再把它写出来，心里还有绞痛的感觉，真不知道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从把爷爷划成“右派”开始，到文革后数年爸爸的档案中那些诬告材料被取出烧掉为止，爸妈那样的日子有近30年啊。一生的黄金时光就这样度过。
我家几代人都是最平凡最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政权能让这么多普普通通的人民承受这样深重的苦，能让一个孩子就体验这样剜心的痛，我只有到了自由的土地上多年之后才恢复了知道去要求正常人生存条件的思维和勇气。
很多年以来，我都在想爸爸为什么肯借给他钱？是怕他吗？那么多次批斗中都不认罪，怎么会怕?爸爸到文革末期被迫害得得了肝腹水，几乎丧命。那不恨他不蔑视他吗？这样平白无辜的诬陷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家伙，要是那样怎么还会出手帮他？不知道他们会抽烟喝酒挥霍掉，是在拿孩子在骗人吗？他们在一个单位里这么多年怎么能彼此不了解呢？
到底是为什么？直到爸爸对我讲起了他所受的教育我才明白。他从小上的是私塾，学的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仁义礼智信”，唱得是《苏武牧羊》、《满江红》。这种教育和人于生俱来的善良使他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还保持着对人的信任、爱护和包容。
写到这，爸爸说那句话时的声音和表情又浮现上来，痛苦检验出了善良和暴虐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