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21 02:24:28作者：
她们不稀罕做“大婆”，倒随时做好“跳槽”准备
“二奶”因为与重婚、纳妾、姘居等丑陋行为联系在一起，深为人们所不耻，但由于做“二奶”能满足一些“物质女孩”享乐的需求，“二奶风”屡禁不止。近年来，在深圳悄然出现了职业“二奶”一族。
与初级阶段的“二奶”不同的是，这些职业“二奶”有的自身条件很不错，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不少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婚姻的幻想，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就隐名埋姓，背着父母，甚至背着老公、孩子，活在“大奶”的阴影之下。
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刘教授说，职业“二奶”是“二奶”的新形式，如果说最初的“二奶”对同居对象还有一丝婚姻的幻想的话，那么职业“二奶”完全抛弃了这种念头。职业“二奶”以肉体作为换取金钱等财物的工具，在性质上有些类似卖淫。
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今年29岁，中等身材，但很白净、丰满，的确很漂亮，打扮也时尚。她来自贵州一个贫困山区，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有三个弟妹都在读书。阿萍对记者说，她们那个地方比较穷，孩子多，而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因此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小学一毕业，阿萍就辍了学，来到深圳打工。她家里的所有开销几乎全依靠她的打工收入。阿萍说，像她这样一没文化、二没技能的外乡单身女人，在深圳谋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干，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能拿千儿八百元的。
1999年，阿萍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一家发廊做了小姐，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台湾人，是一位业务经理，一个月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呆在大陆。阿萍说，台湾“男朋友”出奇地小气，每个月固定给她3000元，而其在大陆的生活花销几乎全部都由阿萍支付。就这样生活了5个多月，阿萍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卖光了“男朋友”给她买的所有家具与家电，拿到钱后，迅即甩掉第一个“男朋友”。
与台湾“男朋友”分手后，阿萍搬到了福田区一小区。在那里，阿萍很快结交上了第二个“男朋友”。这回是个香港人，一名货车司机，出手倒还大方，就是太“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没多久，香港“男朋友”就把性病传给了她。阿萍于是借机同他大吵了一架，从他那里要了一笔治病的钱，离开了他。
接着，阿萍又交了她的第三个、第四个“男朋友”。每交一个“男朋友”，阿萍在银行里的存款就往上涨一截。
阿萍说，刚开始她是为了图个温饱，才让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的。现在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便将来找个好老公，好好成个家。阿萍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人们所说的“二奶”，但她说她与其他“二奶”又有所不同。自己应该属于职业“二奶”———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说，做职业“二奶”，多数是有心计的女人。她们摸清了男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既要“性”福，又要脸面。有的职业“二奶”在被包养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男朋友”的家庭情况，并时常以此威胁男人，让男人掏出更多的钱来。
做“二奶”比上班来钱容易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身材都很好。阿艳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龙岗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每月收入3000余元，可阿艳并不满足。她对记者说，深圳的花费高，一套房、一部车起码要八九十万元，就她那点工资，恐怕累死累活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与车了。
工作中，她认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经理———一位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可能是这位经理觉得在大陆的生活太孤寂了，平时工作中，他给阿艳不少特殊关照。就这样，阿艳辞了工，很自然地搬到顶头上司那套豪华住房里，做起了职业“二奶”。阿艳说，她不会向经理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会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
世上没有不露风的墙，经理的老婆还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到深圳同经理大闹，但经理态度也很强硬。阿艳说，经理生活的国度奉行男尊女卑，女人是不会轻易离婚的。经理的老婆一看管不住经理，转而将经理的钱包看得死死的，到现在，经理的工资卡还在他老婆手上。对于老婆的这一招，经理也感到没办法，因为他老婆的出身还是很有背景的，经理掂量了一下，觉得得罪不起。
记者问阿艳，经理不能支配自己的工资，拿什么养她。阿艳说，一方面经理有一些工资外的收入，另一方面经理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外兼了职，收入很可观。这部分收入由阿艳全部掌握着，比她上班的收入要高很多，足够她平时的花销了。
阿艳说，经理上班很辛苦，下班回家后，她都会尽力侍候，这就像是她的工作。阿艳还很自信地告诉记者，她与经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两人在一起生活也这么久了，各取所需吧，现在谁都离不开谁了。
对经理，阿艳也有不满意的地方。阿艳说，经理很自私，一看到她与其他男士交往，会很不高兴。经理在“那方面”又不行，她不明白男人可以寻欢作乐，女人为什么不行？经理不在的时候，阿艳时常出去“偷吃”，以满足生理所需。
阿艳的长远打算是想给经理生一个小孩，这样好让经理将她们母子两人带出国。记者采访时发现，阿艳的英语说得不错。平时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阿艳就花在健身、美容、喝咖啡、看电视和旅游上。
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二奶”
阿月是兼职“二奶”。她在罗湖、福田两个不同的小区有两个不同的家：一个是与她“男朋友”的，另一个是与她老公和孩子的。因为有两个家，阿月同时要扮演多种角色：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二奶”。
阿月今年27岁，老家在浙江，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秀气与美丽。阿月说，她们那个地方有经商的传统，而丈夫偏偏又是一个不争气的人。看到邻居一个个富裕起来，阿月很着急，想同丈夫离了，但又不想因为大人的原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中。
2004年，阿月来到深圳，应聘某酒店的服务员，没想到酒店的经理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人，让她做他的“二奶”。阿月当时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又回到了浙江。
可令阿月万万没想到的是，她一回到浙江，香港男子就寄来了3000元，说是给她的生活费。阿月说，当时他们之间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二个月该男子又寄来3500元，说是多寄的500元是让阿月给亲戚朋友买月饼送礼的。香港男子的“细心”、“体贴”与“大方”，令阿月很感动。
阿月还是回到了深圳。香港男子很快在罗湖市中心给她租了一套房子，并给她配齐了所有的家电。阿月瞒着丈夫同香港男子住在了一起。香港男子每月给阿月3500元的生活费，阿月每个月给丈夫寄去1500元。
阿月对记者说，刚开始，丈夫并不知道自己在外边做了什么，直到去年丈夫来深圳看她时，才知道她兼职做起了别人的“二奶”！丈夫一时接受不了。阿月于是就威胁说，要同他离婚，慢慢地丈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现在，阿月的丈夫居住在福田一小区内，在关外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尽管不高，但他们夫妻两个毕竟可以经常在一起。每个月除了“男朋友”来大陆的那几天之外，阿月的其余时间同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阿月对将来的打算是，等她嫌足了钱之后，同丈夫和孩子一起回浙江，盖一幢大房子，再开一个小店，过一种小康的生活，要在乡亲们面前挺起腰杆来。
要在“朋友”身上夺回损失
阿蓉是四川人，今年36岁，身边带着一个与前夫生的12岁的儿子。阿蓉与她的“朋友”在一起已经有8年时间了。阿蓉说，在她认识的姐妹当中，只有她被一个男人包养的时间最长。
1985年高中毕业以后，阿蓉干起了个体运输，不久就与附近一家工厂的一名采购员结了婚，但丈夫嗜赌如命，两三年的时间，不仅将阿蓉多年来辛苦积攒下来的20多万元输得干净，而且在外面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儿子3岁那年，她与丈夫离了婚。1998年阿蓉带着儿子来到了深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蓉就结识了她现在的“朋友”。
阿蓉对记者说，“朋友”有老婆，但他老婆因为生孩子的原因，不能再过夫妻生活了。“朋友”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没有女人怎么行？每次看到“朋友” 极力忍受的样子，“朋友”的老婆很是心疼，于是“朋友”的老婆劝“朋友”到大陆再找一个。这就样，阿蓉与她的“朋友”走到了一起。阿蓉说，他们三人当时订了君子协议，阿蓉不干涉他们的夫妻生活，不要求名份，“朋友”负责她们母子二人的生活。
谈起8年的“二奶”生涯，阿蓉说，“朋友”与她生活的环境不同，再加上两人的年龄相差20多岁，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对“朋友”，她没爱情，她之所以仍与“朋友”在一起，是因为男人曾让她一无所有，她要从男人身上将损失捞回来。
阿蓉说，“朋友”的女儿远在英国，妻子有病，现在年纪大了，对她越来越依赖了。“朋友”每天都要过来，并且要呆到很晚才回香港，遇到节假日一呆就是一整天。“朋友”赚的钱绝大部分也花在了阿蓉的身上。阿蓉还与“朋友”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时常与“朋友”的老婆一起吃饭、购物、旅游等。
“朋友”常对阿蓉说，他想退休，以便安享晚年，但阿蓉没有同意。阿蓉想趁自己的青春未逝，多捞点钱，好为自己和儿子将来打算。于是乎，阿蓉常劝“朋友”再干几年，再多赚些钱。但阿蓉明显感到“朋友”有些力不从心了。对未来，阿蓉说，她很是迷茫。（文中人物均是化名)
“二奶”因为与重婚、纳妾、姘居等丑陋行为联系在一起，深为人们所不耻，但由于做“二奶”能满足一些“物质女孩”享乐的需求，“二奶风”屡禁不止。近年来，在深圳悄然出现了职业“二奶”一族。
与初级阶段的“二奶”不同的是，这些职业“二奶”有的自身条件很不错，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不少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婚姻的幻想，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就隐名埋姓，背着父母，甚至背着老公、孩子，活在“大奶”的阴影之下。
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刘教授说，职业“二奶”是“二奶”的新形式，如果说最初的“二奶”对同居对象还有一丝婚姻的幻想的话，那么职业“二奶”完全抛弃了这种念头。职业“二奶”以肉体作为换取金钱等财物的工具，在性质上有些类似卖淫。
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今年29岁，中等身材，但很白净、丰满，的确很漂亮，打扮也时尚。她来自贵州一个贫困山区，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有三个弟妹都在读书。阿萍对记者说，她们那个地方比较穷，孩子多，而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因此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小学一毕业，阿萍就辍了学，来到深圳打工。她家里的所有开销几乎全依靠她的打工收入。阿萍说，像她这样一没文化、二没技能的外乡单身女人，在深圳谋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干，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能拿千儿八百元的。
1999年，阿萍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一家发廊做了小姐，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台湾人，是一位业务经理，一个月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呆在大陆。阿萍说，台湾“男朋友”出奇地小气，每个月固定给她3000元，而其在大陆的生活花销几乎全部都由阿萍支付。就这样生活了5个多月，阿萍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卖光了“男朋友”给她买的所有家具与家电，拿到钱后，迅即甩掉第一个“男朋友”。
与台湾“男朋友”分手后，阿萍搬到了福田区一小区。在那里，阿萍很快结交上了第二个“男朋友”。这回是个香港人，一名货车司机，出手倒还大方，就是太“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没多久，香港“男朋友”就把性病传给了她。阿萍于是借机同他大吵了一架，从他那里要了一笔治病的钱，离开了他。
接着，阿萍又交了她的第三个、第四个“男朋友”。每交一个“男朋友”，阿萍在银行里的存款就往上涨一截。
阿萍说，刚开始她是为了图个温饱，才让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的。现在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便将来找个好老公，好好成个家。阿萍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人们所说的“二奶”，但她说她与其他“二奶”又有所不同。自己应该属于职业“二奶”———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说，做职业“二奶”，多数是有心计的女人。她们摸清了男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既要“性”福，又要脸面。有的职业“二奶”在被包养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男朋友”的家庭情况，并时常以此威胁男人，让男人掏出更多的钱来。
做“二奶”比上班来钱容易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身材都很好。阿艳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龙岗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每月收入3000余元，可阿艳并不满足。她对记者说，深圳的花费高，一套房、一部车起码要八九十万元，就她那点工资，恐怕累死累活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与车了。
工作中，她认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经理———一位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可能是这位经理觉得在大陆的生活太孤寂了，平时工作中，他给阿艳不少特殊关照。就这样，阿艳辞了工，很自然地搬到顶头上司那套豪华住房里，做起了职业“二奶”。阿艳说，她不会向经理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会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
世上没有不露风的墙，经理的老婆还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到深圳同经理大闹，但经理态度也很强硬。阿艳说，经理生活的国度奉行男尊女卑，女人是不会轻易离婚的。经理的老婆一看管不住经理，转而将经理的钱包看得死死的，到现在，经理的工资卡还在他老婆手上。对于老婆的这一招，经理也感到没办法，因为他老婆的出身还是很有背景的，经理掂量了一下，觉得得罪不起。
记者问阿艳，经理不能支配自己的工资，拿什么养她。阿艳说，一方面经理有一些工资外的收入，另一方面经理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外兼了职，收入很可观。这部分收入由阿艳全部掌握着，比她上班的收入要高很多，足够她平时的花销了。
阿艳说，经理上班很辛苦，下班回家后，她都会尽力侍候，这就像是她的工作。阿艳还很自信地告诉记者，她与经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两人在一起生活也这么久了，各取所需吧，现在谁都离不开谁了。
对经理，阿艳也有不满意的地方。阿艳说，经理很自私，一看到她与其他男士交往，会很不高兴。经理在“那方面”又不行，她不明白男人可以寻欢作乐，女人为什么不行？经理不在的时候，阿艳时常出去“偷吃”，以满足生理所需。
阿艳的长远打算是想给经理生一个小孩，这样好让经理将她们母子两人带出国。记者采访时发现，阿艳的英语说得不错。平时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阿艳就花在健身、美容、喝咖啡、看电视和旅游上。
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二奶”
阿月是兼职“二奶”。她在罗湖、福田两个不同的小区有两个不同的家：一个是与她“男朋友”的，另一个是与她老公和孩子的。因为有两个家，阿月同时要扮演多种角色：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二奶”。
阿月今年27岁，老家在浙江，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秀气与美丽。阿月说，她们那个地方有经商的传统，而丈夫偏偏又是一个不争气的人。看到邻居一个个富裕起来，阿月很着急，想同丈夫离了，但又不想因为大人的原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中。
2004年，阿月来到深圳，应聘某酒店的服务员，没想到酒店的经理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人，让她做他的“二奶”。阿月当时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又回到了浙江。
可令阿月万万没想到的是，她一回到浙江，香港男子就寄来了3000元，说是给她的生活费。阿月说，当时他们之间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二个月该男子又寄来3500元，说是多寄的500元是让阿月给亲戚朋友买月饼送礼的。香港男子的“细心”、“体贴”与“大方”，令阿月很感动。
阿月还是回到了深圳。香港男子很快在罗湖市中心给她租了一套房子，并给她配齐了所有的家电。阿月瞒着丈夫同香港男子住在了一起。香港男子每月给阿月3500元的生活费，阿月每个月给丈夫寄去1500元。
阿月对记者说，刚开始，丈夫并不知道自己在外边做了什么，直到去年丈夫来深圳看她时，才知道她兼职做起了别人的“二奶”！丈夫一时接受不了。阿月于是就威胁说，要同他离婚，慢慢地丈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现在，阿月的丈夫居住在福田一小区内，在关外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尽管不高，但他们夫妻两个毕竟可以经常在一起。每个月除了“男朋友”来大陆的那几天之外，阿月的其余时间同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阿月对将来的打算是，等她嫌足了钱之后，同丈夫和孩子一起回浙江，盖一幢大房子，再开一个小店，过一种小康的生活，要在乡亲们面前挺起腰杆来。
要在“朋友”身上夺回损失
阿蓉是四川人，今年36岁，身边带着一个与前夫生的12岁的儿子。阿蓉与她的“朋友”在一起已经有8年时间了。阿蓉说，在她认识的姐妹当中，只有她被一个男人包养的时间最长。
1985年高中毕业以后，阿蓉干起了个体运输，不久就与附近一家工厂的一名采购员结了婚，但丈夫嗜赌如命，两三年的时间，不仅将阿蓉多年来辛苦积攒下来的20多万元输得干净，而且在外面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儿子3岁那年，她与丈夫离了婚。1998年阿蓉带着儿子来到了深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蓉就结识了她现在的“朋友”。
阿蓉对记者说，“朋友”有老婆，但他老婆因为生孩子的原因，不能再过夫妻生活了。“朋友”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没有女人怎么行？每次看到“朋友” 极力忍受的样子，“朋友”的老婆很是心疼，于是“朋友”的老婆劝“朋友”到大陆再找一个。这就样，阿蓉与她的“朋友”走到了一起。阿蓉说，他们三人当时订了君子协议，阿蓉不干涉他们的夫妻生活，不要求名份，“朋友”负责她们母子二人的生活。
谈起8年的“二奶”生涯，阿蓉说，“朋友”与她生活的环境不同，再加上两人的年龄相差20多岁，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对“朋友”，她没爱情，她之所以仍与“朋友”在一起，是因为男人曾让她一无所有，她要从男人身上将损失捞回来。
阿蓉说，“朋友”的女儿远在英国，妻子有病，现在年纪大了，对她越来越依赖了。“朋友”每天都要过来，并且要呆到很晚才回香港，遇到节假日一呆就是一整天。“朋友”赚的钱绝大部分也花在了阿蓉的身上。阿蓉还与“朋友”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时常与“朋友”的老婆一起吃饭、购物、旅游等。
“朋友”常对阿蓉说，他想退休，以便安享晚年，但阿蓉没有同意。阿蓉想趁自己的青春未逝，多捞点钱，好为自己和儿子将来打算。于是乎，阿蓉常劝“朋友”再干几年，再多赚些钱。但阿蓉明显感到“朋友”有些力不从心了。对未来，阿蓉说，她很是迷茫。（文中人物均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