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几年间迅速修建了大量公路。所有几年不到中国的海外人士都会对崭新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啧啧称赞，视之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部分。确实，单纯从公路以及其他交通设施的建设成就来看，在速度和数量上，中国也许堪称世界第一。但是取得这个成就的过程，值得去作一番探究。从现在的运作效果来看，出现了建设之初不曾料想的问题。
评价一个家庭抚养孩子的成就，不能只看考试成绩。不管孩子分数再高，如果父母以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来获得高中榜首的分数，这对父母都是应该受到批评的。评价政府在公路建设上的功过，也好比对孩子的评价。公路修的多了，中了状元。但在过程中不加论证的进行决策，而导致的问题，却长久的留给了后代。
在各地方政府还没有什么资金积累的情况下，怎么跟富裕的城市比公路建设？这是数年前摆在几乎每一个城市市长面前的问题。随着社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的发展，人们找到了捷径：让商人来修路。市长们不用筹集资金，不用掏财政腰包，就看到黑油油的公路一条条出来，真是找到了好办法。于是，市长们大力推荐此政策，欢迎商人们门庭若市的来要求投资公路；同时商人们认为难得有机会拦下一条路，坐地收钱，同时还可以低价得到公路旁边的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往往愿意满足这些要求，反正是向农民征收，商人出钱，政府没有成本），于是一拍即合，公路计划就如雨后春笋一般树立起来，各项后续操作也就随之就绪。简单的说，公路网就是这么出来的。不管当地富裕程度如何，这个办法都见效。
也有很多地方政府把自己变成商人，设立公司向银行贷款来修路。这与商人来修公路并没有什么两样。这家公司照样只顾本位利益，不顾全大局。同时也与商人一样，有个回报的需要，因为银行的贷款是不能不还的，特别是在现在国有银行也发行股票的情况下（在改革开放初期，银行和财政还是一家；即使分家后的初期，国营企业还是不习惯还贷款）。
商人的宗旨在牟利。所以在与政府谈条件的过程中，就竭尽全力的争取代价最低、收获最大的条件，比如，本来需要给农民每亩5万元的补偿 ，争取谈到每亩2万元，而且还不要一次付清，一次付清不是好条件，最好是拖一、两年再付完。在这场谈判中，处处涉及农民的利益，但是农民是不到场的。不仅是农民，就是管农民的官，也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农民受欺负多了，反抗了，政府就要求不要拖延时间支付了。那么商人就开始想其他办法得到补偿，比如让政府为贷款担保，免税期延长，或者要求得到政府控制着审批权的一些商业机会，如开矿，特许经营等等。当然，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回报方式是收费。所以随着路网的建成，一个个收费站就出现了。
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在少数富裕地区，与多数的贫穷地区是不同的。富裕地区好车多，车主有较好支付能力。贫穷地区，支付能力很低。以前虽然路少，又不好走，但是毕竟不用交钱。现在要交钱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尤其是跑运输的，大多都是低收入者），这笔钱天天交，可不是小数。于是人们开始想办法减少支付。在一个个收费站的旁边，就出现了一条条小路。当地人给司机带路，收2元钱人民币。而过收费站，要交十元人民币，那当然要省这笔钱了。于是收费站就收不到多少钱。
还有的收费站影响了太多人的利益。当然这都出现在低收入地区，这笔收费当地人不能忽视。如310国道河南荥阳段的赵家庄收费站，司机们都不用绕路就可以省钱了－－争论持续5年了，数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在每年的当地“两会”上提案“撤销310国道荥阳段赵家庄收费站”。这样一来，当地收费管理人员就不再认真收费，交费可以凭自愿，当然也就收不到费了。
现在河南省的公路收费收入，不够还银行的利息，所有公路都抵押给了银行。但是长期不产生回报的资产，落在银行手上，也并不好过。所以这个事件中，各个方面的卷入者都成了输家－－农民、政府、商人、银行，甚至行车者也不觉的自己因为新公路的出现，享受到多少好处。
那么当初地方政府在立项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本地群众收入低，可能交不起钱呢？为什么不对本地公路建设进行论证，不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呢？地方官员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我在这一任上，想办法把公路修起来，这是最好看的政绩；所以要快点修起来，越快越好；论证什么？一论证就搞两年，我怎么能等两年呢？别人都升上去了，我还在这里论证？而且，有几个老板给我不少好处，我要照顾他们，让他们修路，他们还会继续回报我。就这样的逻辑，群众不在考虑之中。
交通部门是出了最多贪污受贿的官员的部门之一。所以官员们在这场投资热潮中也不是赢家。那么那些拿了大把不干净的钱，而又至今逍遥法外的官员，是不是赢家呢？也不是，人间的法律没管到他们，还有佛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不是凭良心做人做事，没有能够不偿还的。
地方官员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我在这一任上，想办法把公路修起来，这是最好看的政绩；所以要快点修起来，越快越好。（来源：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