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29 10:33:46作者：王桂杰
我的老父亲今年已74岁高寿，身体健康、精神矍烁、心胸开阔、恬淡闲散，颇有大肚能容天下事，悠悠往事不计较的胸怀，真是家中一宝。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老父刚好学业有成，30而立，在原哈尔滨市马家沟电厂工作，性格开朗人又聪明，技术水平也高，很受领导器重，可这就埋下了祸根。文革初期，凭借根正苗红的出身没受什么冲击，可是后来他这心直口快的性格，可惹了大祸。
1968年，老父厂里早就深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天上午发放主席像章，那时人人都要佩带，有个叫李子荣的同事平时就很嫉妒老父，处处与老父为难，早就对他怀恨在心，就没事找茬，非要换老父那一枚不可，老父快人快语，冲口就说：“谁要你的，你那个形状三扁四不圆，象个牦牛蛋。”
就这么一句无心的话，这可是文革正残酷时期，而且是对这样的人说，完了，天塌了，地陷了，老父的厄运倾刻间就降临了。可想而知的下场，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先是学习班，再牛棚，直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投入了监狱，整整九个月的监狱生涯，老父的境遇令我实在心酸，不想多叙。
那时我还小，可却清楚的记得两次全厂开大会斗老父和几个所谓“同案犯”的情景，几个“反革命”在台上一字排开，“罪魁祸首”是一个叫张德义的人，是该厂厂长，他们的身体都呈90度鞠躬状，双臂象飞机的翅膀一样平举起来，胸前带着一块牌子，上写“现行反革命”某某，而且在名字上还要打个红叉，一群造反派手举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质问：“说！你们都是些啥？”“反革命”们或咬牙立目，或呲牙裂嘴，或哼哼叽叽大声回答“我们都是他张德义的黑爪牙！”
台下的我们浑身落满了白眼、鄙夷、嘲弄，间或也有一丝同情的目光。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惧、战栗和自卑的苦味，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常受莫名其妙的委屈和欺侮，象夹着尾巴的小兽躲躲闪闪的度过童年。
还有一次，老父头上戴着一米多高的大高帽，被斗完走下台来，一个造反派头目点着了高帽。回想老父当时的惨状，我深刻体会了什么是作贱、戏弄，什么是人格尊严，什么是践踏文明。每每想起不禁心中酸楚难抑，仿佛发出咝咝的呐喊声！
文革结束了，全厂专门为老父他们开了个平反昭雪大会，惨哪！已有两个人含恨离开了人世，我的老父还算幸存者。我问老父：“这么说造反派是错的啦？那死了的两个人怎么办呢？”他沉思良久才说：“也错也不错，也对也不对，一场闹剧。死了的也就死了！”
以后再也没听见老父说过关于这段岁月的言论，他变得较为沉默言，只是默默的埋头工作。对这段岁月是忘却了？是害怕了？还是不忍心回忆？我实在没落忍去问。他做了20几年的车间主任，走了大小四个电厂，最后以付处级的待遇退休。
20几年，就是论资排辈、轮班来也该轮到老父入党。别人劝他入党，他总是沉默不说话，凭自己高超的技术硬是做了20几年的干部，却还是个非党员，这在那个时期的国企中层领导干部中是并不常见的，我至今也没有想透这是为什么，实在令人费解。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老父刚好学业有成，30而立，在原哈尔滨市马家沟电厂工作，性格开朗人又聪明，技术水平也高，很受领导器重，可这就埋下了祸根。文革初期，凭借根正苗红的出身没受什么冲击，可是后来他这心直口快的性格，可惹了大祸。
1968年，老父厂里早就深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天上午发放主席像章，那时人人都要佩带，有个叫李子荣的同事平时就很嫉妒老父，处处与老父为难，早就对他怀恨在心，就没事找茬，非要换老父那一枚不可，老父快人快语，冲口就说：“谁要你的，你那个形状三扁四不圆，象个牦牛蛋。”
就这么一句无心的话，这可是文革正残酷时期，而且是对这样的人说，完了，天塌了，地陷了，老父的厄运倾刻间就降临了。可想而知的下场，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先是学习班，再牛棚，直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投入了监狱，整整九个月的监狱生涯，老父的境遇令我实在心酸，不想多叙。
那时我还小，可却清楚的记得两次全厂开大会斗老父和几个所谓“同案犯”的情景，几个“反革命”在台上一字排开，“罪魁祸首”是一个叫张德义的人，是该厂厂长，他们的身体都呈90度鞠躬状，双臂象飞机的翅膀一样平举起来，胸前带着一块牌子，上写“现行反革命”某某，而且在名字上还要打个红叉，一群造反派手举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质问：“说！你们都是些啥？”“反革命”们或咬牙立目，或呲牙裂嘴，或哼哼叽叽大声回答“我们都是他张德义的黑爪牙！”
台下的我们浑身落满了白眼、鄙夷、嘲弄，间或也有一丝同情的目光。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惧、战栗和自卑的苦味，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常受莫名其妙的委屈和欺侮，象夹着尾巴的小兽躲躲闪闪的度过童年。
还有一次，老父头上戴着一米多高的大高帽，被斗完走下台来，一个造反派头目点着了高帽。回想老父当时的惨状，我深刻体会了什么是作贱、戏弄，什么是人格尊严，什么是践踏文明。每每想起不禁心中酸楚难抑，仿佛发出咝咝的呐喊声！
文革结束了，全厂专门为老父他们开了个平反昭雪大会，惨哪！已有两个人含恨离开了人世，我的老父还算幸存者。我问老父：“这么说造反派是错的啦？那死了的两个人怎么办呢？”他沉思良久才说：“也错也不错，也对也不对，一场闹剧。死了的也就死了！”
以后再也没听见老父说过关于这段岁月的言论，他变得较为沉默言，只是默默的埋头工作。对这段岁月是忘却了？是害怕了？还是不忍心回忆？我实在没落忍去问。他做了20几年的车间主任，走了大小四个电厂，最后以付处级的待遇退休。
20几年，就是论资排辈、轮班来也该轮到老父入党。别人劝他入党，他总是沉默不说话，凭自己高超的技术硬是做了20几年的干部，却还是个非党员，这在那个时期的国企中层领导干部中是并不常见的，我至今也没有想透这是为什么，实在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