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敌人》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比利时神父雷震远回忆抗战时期中国的一本书。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共抗日时期的真实一面，也可了解当时中国国情，以及人们的思想、信仰是怎样被逐渐蹂躏的。书中也涉及到了较广泛的党史资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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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神父用他个人的经验和颧察，写出这篇悲惨动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及赤裸裸的恐怖的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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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了解共产主义如何攫取一个国家的人士，不可不读此书。这本书你只要拿到手中，你便觉得非把它一口气读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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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用客观的笔法描述过去几年间共产党在中国的情形。著者在世界上那块情势复杂的地区上有极广泛的经验，因此他能够各别地或集体地分析该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每日生活。……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在有些方面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爱家庭，幽默感，欣赏生活中的善，及希冀生活自由。这本书写得最动人，是我看到关于写中国的书籍中最有启迪性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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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时候，我又看到了吕正操。当我为了一些事务到他的司令部里准备交涉的时候， 他不容我讲话。我看出来他在发怒，我觉得奇怪；又是为什么事？
“我听说你曾经设法救护受伤的老百姓”？他问道。
我想，我一定是误会了他的怒容，他的发怒不是为了我，而是来自刚才开过的一个会议。 他讲的话极像是电灯开关，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亲眼在安国所目睹的一切人类痛苦的可 怕形像，这些形像，我曾企图在黑暗深沉的记忆中抹去。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住，对吕正 操讲话，因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动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将军”！我说，“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恶的屠杀！我愿意─ ─”他打断我的话头。“你再这样做我就抓起你来，按叛国罪枪毙”。
我看着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发觉他不像往日那样称呼我“神父”或“同志”，显然 他是恼怒得竟无法装出和善的样子。
“再做什么事”？我问道。
“救那些受伤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他继 续说。“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励 人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他的话激起我的怒火。我很想抗议他的丧心病狂，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济于事。但直到 现在我已经看出，共产党是想征服中国，而不想击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时， 我不能表示出愤怒，而应出以冰冷的突击。那样会使他吃惊而处于防御地位。
“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说。“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 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 ─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他用眼睛钉住我。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 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拼命作战而 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
第七章 共党深深渗透
现在我和共产党的战斗展开了。那是一种智斗。吕正操和我都晓得，我们彼此间无论如 何闪避敷衍，微笑掩饰，我们都无法成为“同志”──不论就共产党意义来看，或就基 督四海兄弟的意义来看，都是如此。吕正操对这点是欣然接受的，因为他既无道德观念，又无伦理观念，仅效忠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为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我必须牢记，他虽不可救药，但总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宽容自己而仇视此人。我只能 仇视共产主义。
吕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但我的精神财富，和我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他无法相比的。他有军队，他可以施用残暴无情的手段。我却也有少许用途──吕正操有时候还需要我。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对我的立场从未误解。从开始我就告诉他说，共产 主义是我所厌恶的，我仅能在他们抗日的时候才能协助他们。我强调向他说明，我不许可他们用我教会里的印刷机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教条的工具。
“我随时准备成仁”，我告诉他说。“我宁愿死，不愿作任何违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便曾向他这样表示。那时我是以民选县长的身分去见他，要求 辞去临时县长的职务。他发觉县长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时，曾大吃一惊。当我告诉他我 只是暂代县长以待移交于中国当局时，他更觉惊奇。他想不到我会承认共产政权，因为 他知道我晓得，不管他自称为“人民军队”将军或“抗日军队”将军，都不能改变他共产主义的实质。
但现在他也知道我看出他们是伪装爱国抗日。对我来说，这等于赌斗的开始。我现在 必须发展出一双能在黑暗中处看东西的“夜眼”──这是共产党士兵应该具备的三大要素之一。（我已具有其他两 件：一双能长征的“铁脚”，和一个能挨饿的肚子）。我晓得从此以后要出现一幕猫追耗子 的游戏。我不但加倍的小心谨慎，更将听到见到的事物都记录下来加以审慎 分析。随时有机会便把我的法文笔记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转邮给比利时的一位友 人。后来我被迫从中共苏区逃出后，在一九五零年把这些日记收回，日记里所载的，是我 初期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来不及把最近的笔记和手稿藏 到教堂的墙里。当我被囚禁两年多后被释返回安国时，收藏的地方已被发觉，那些 笔记和手稿都不翼而飞。所幸我能回忆自己写过的东西，我重新把人名、地名、时 间都一一写出来。因为这些经验是如此惨痛，使我毕生难忘。
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授意，用各种手段， 渗透中国的方法，第一步就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是用阶级斗争来完成目的， 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以农为主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农民。在农 民里面，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以便煽动阶 级斗争。共产党把农民分成五类，使他们变为五个阶级。 即富农、小康、中农、贫农及雇农。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 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农”。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缩性很大，按各地情 形而不同，这个村庄上的“富农”，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农”。
贫农和雇农被选作骨干，利用来发动对其他阶级的攻击。共产党的理论是：财富是由劳动产生，因此“榨取”贫农及雇农而获得的财 产必须由共产党用武力收回，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在清算中，共产党不但详查个人的账目，并且推及他的 父兄祖先，直到他们能找到可以加诸罪名的某种事件为止，那样他们便能冠冕堂皇地压榨出他的财物。
共产党在执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谬尺度，可由几个法国传教士的经验中说明。他们的优厚财产，曾遭到共产党的觊觎。他们指责这些教士对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么雇工”？教会的负责人问。
“义和团时代被你们雇用的中国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怀疑地问。
“不错”，调查员答道。
教会负责人抗议这种荒诞不经的罪状，但毫无用处。共产党把教会的房地、印刷机、医院和一切东西都一并没收了。
另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河北省南部。那里的共产党，控诉一位匈牙利主教在义和团时期曾经偷过一头驴。事实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时候还没来中国，但这点辩护并不生效。控告与辩诉无限地拖延下去，债务的计算也无限地加下去。当共产党将所称被偷的驴子 的账单列出后，数目庞大得吓人。教会的全部财产约值二十万美元──包括教堂、医院、学校、房产、修道院──还不够偿还这头驴子的价钱。共产党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他们把有争执的财产订一个很合理的价钱──例如这头驴订为二十元──然后加上复利就变成庞大的数字。本利总和总超过他们所要夺取的财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