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12 22:47:08作者：
今年7月，商南县贫困考生朱宏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一所大学。可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却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到西安复读。他父亲李发胜考虑到财务管理专业就业面太窄，再三斟酌后，决定让他复读，以便来年考个名牌大学或者更好的专业。
历经三年艰辛盖起小楼
农历八月上旬，商南县党马乡索峪河村朱家屋场，空气干燥而闷热。树荫下，朱月娥和老母亲低头摘着刚从地里背回的花生。不一会儿，老人后背就湿了一大半，而坐在一旁的朱月娥，也弯下了腰，气喘吁吁。黄昏来临，摘出的花生已经有很大的一堆。经过晾晒，除了少量用来榨油吃，大部分都卖掉换了学费。
不过，后来地越来越少，以前每年可收获七百多斤花生，现在却只有三四百斤，收入减少了数百元。
本来朱家每年还能得到近千元退耕还林补偿款，可由于前些年欠农业税太多，补偿款拿到手里时基本已被扣得差不多了。
早年，家贫的李发胜从商南湘河入赘到了朱月娥家。夫妻俩在有了朱宏政、朱宏权兄弟俩后，又生下了老三朱宏印。人多地少，家中生活相当拮据。兄弟俩1993年上了初中后，每年光学费就压得李发胜一家喘不过气来。
两个孩子念初中每年要花费2000元。等到上了高中，一下子就涨到近四千元。为增加收入，朱月娥养了头猪，靠卖猪每年还能有四百多元的收入。李发胜农闲打短工，一年收入500多元。那些年里，李发胜一家人经常是穿补丁衣服，吃玉米粥、腌白菜。
1995年，李发胜贷款买了一辆拖拉机用于拉沙运输，开辟了一条财路。第二年，在距老屋600米处的索峪河畔建造新居。因为没钱买砖，他们就用车运回山上的石头，然后用整整3年时间，用夹板一点点“夹”起了一栋3层小楼。但房子快好了，却再也没钱收拾。
住房卖他人父亲含泪
盖房的三年，正是两个孩子念高中的三年。两个孩子光学费、生活费，每年近4000元。为了一边供养孩子读书，一边筹划新房，起早贪黑的李发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1999年，朱宏政、朱宏权考上了大学，朱宏印开始上初中。惊喜过后，李发胜夫妇就为两个孩子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发愁了。
所幸，朱宏权考取的清华大学酌情免掉其4年学费，他还以贫困生的名义为大哥朱宏政贷了6000元助学贷款。
虽是解了燃眉之急，但生活费还没着落。由于老大朱宏政考取的大学贫困生太多，办不出助学贷款，最终，还是李发胜卖掉了拖拉机，才渡过难关。
2003年，朱宏政、朱宏权完成了本科学业。然而，朱宏政在山东就业后，月薪只有千元左右，每月自己花都很紧张，根本无力给家里寄钱；而朱宏权毕业后选择了硕博连读，每月千元补助，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北京，既要自己花还要替哥哥还贷款，异常艰难。
“本来孩子都不准备再念了，但我们考虑念博士以后就业会更好一些，所以都希望他继续念。”52岁的李发胜低下了头，叹了口气。在他的脖颈处，几道因过度暴晒留下的红斑异常醒目。
因劳累，那年秋朱月娥出现胸闷症状，不料，所服的药过期中了毒，直到今天，还时常感到胸闷气短。
小儿子念高一，各种费用算下来要2000多元。无奈之下，李发胜含泪以38000元的价格将一直没能入住的楼房卖掉了。
卖了房至今，李发胜家中还有3万多元的债务。如今，一家人挤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老屋里，不仅要还债，还要为帮助朱宏印完成复读付出更大辛劳。而像朱家，能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卖掉房子，不是谁家都有条件做到的。
据了解，今年商南全县有4万学生，其中85%%的学生是贫困生。在赵川、在白鲁础，很多地方还有更为贫困的学生。
交不起30元费用女孩大哭
日前，在党马乡黑漆河村老房沟组，记者便遇到了这样的一幕。
半山坡上，天色已经暗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正在场院里低头绣着什么。女孩身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布鞋，看去只有10岁左右。她说自己叫余亚琳，在方家湾小学念3年级。晚饭后，父母上山砍柴，留她在家看门。
从洞开的房门望去，昏暗的土屋里除了一张床，几条板凳，什么也没有。在最初的问答中，余亚琳还流露出遇到生人的好奇，言语间充满稚气。但当问到她的学习时，她的嘴角突然绷得紧紧的，说上个月问爸爸要30元的辅导材料费到现在都没有。说着，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余亚琳不停地拭着满脸泪水说，一年级时还收学费，到二年级就全免了。可今年不知为什么，老师忽然要他们买学习用书，于是她就向爸爸要，爸爸却一直说没有钱。一个月前，爸爸去青山乡打沙子，干了6天，才挣到了100元。但就在这6天里，一粒尖锐的石子迸进了他的眼睛。
“老板说没钱做手术，现在石子还在眼睛里！疼得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早上早早就起来了……”女孩说到这里，哭声变得撕心裂肺一般。邻居一位大婶说，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天孩子的母亲教会她刺绣，虽然绣花还不行，但可以做最简单的“插底”，也就是在画好的图案外，绣一些颜色单一的背景。一幅不到一米长的绣品，绣“插底”一面能挣5元，时间得花一个月。
“对那些特别贫困的家庭，每年局里都会号召员工为贫困生捐款，少则50元，多则100元。”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米中元说。可这些钱对众多的贫困家庭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黑漆河村有1400多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400元，生活支出绝大部分是孩子入学。村主任刘新阳介绍，村民小病很少去医院看，能撑过去最好，撑不过去，再看。
刘新阳说，虽然国家对贫困生实施了“两免一补”，村民负担减轻了一些，但因为贫困生补助市上有指标，分到县上也有指标，真正能“补”的人很少。如全村21个在校学生，今年免学杂费的有19个，而“补”的指标只有4个。
党马初级中学共有650名学生，这学期有440人免了课本费，而享受生活补助的仅有140人。
根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全县学生中免杂费的37278人，免课本费的1664人。有3819名贫困生补了生活费，补生活费的贫困生还占不到总数的10％。
而在那些孩子考上大学的家庭，每年学费基本都在4000元以上，“天文数字”的“大学成本”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农家的承受能力。
正因为贫困，父母们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朝走出大山。冷水村民刘成荣说，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一笔持续的、很大的支出，可以说只要念到大学，几乎没有谁家不贷款的。但即便如此艰难，仍有近七成的村民把上大学看作了唯一出路。
陪读为圆孩子“大学梦”
在奔向大学的路上，更多的家长把重心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自朱宏政、朱宏权上初中起，李发胜和妻子务农，其母亲则到县城为孩子做饭。如今，只有40户的朱家屋场，已有6户随着孩子进县城陪读。在索峪河村，仅一个组，就有30多户去“陪读”。有的即使孩子是在党马乡上念初中，家长也要从较远的山里到学校附近租住。
今年43岁的方武连原住在黑漆河村老房沟组。随着两个孩子来到乡上念初中，他干脆花30元租住到了镇街上。为了多挣钱，今年5月，他贷款14000元买了机动三轮车。每天到丹江运沙，十分辛苦，每车三吨仅挣12元到15元。
很多“陪读”的家长都在拼命挣钱。付出的艰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无论从哪方面看，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是最公平，最具操作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西安市高新一中高级语文教师刘续认为，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单一，使得人们拼命寻找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途径，如目前社会在对人才的选拔中，仍是唯文凭论。所以只要有一丝可能，人们就会选择读书这个方向。甚至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读书。
就业压力大“反哺”很难
尽管考大学是为孩子今后能有更好的出路，但不能说，其中没有附着家长自身的希冀。当含辛茹苦地将孩子送出大山，父母们也希望着伴随孩子的脚步，能改变家庭的窘况。然而，这种希望，却随着目前大学生择业的越来越困难，变得愈来愈渺茫。
对此，李发胜深有体会：大儿子朱宏政毕业后嫌工资低，就到广东应聘，不想半路生病。家里花去了数千元治疗费。后来他联系到珠海一家企业上班，但月工资也仅3000元。如今，除了自用，每月也只能寄几百元回家。而这些钱，除一部分寄给在西安补习的朱宏印，剩下的主要还是用于还债。至于后年才能读完博士的朱宏权，李发胜说还不能指望。
赵川镇王杰家的情况跟李发胜家的情形相似。10年来，王杰兄妹三人相继从商南较为偏僻的赵川镇“走出了大山”。可是，至今兄妹三人都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王杰说，为我们念书，家里外债欠了2万多元，最终是父母慢慢还完的。我们工作至今工资低，我们只是自身脱离了山区环境，但还没能力改变家境。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校是不是一流、专业是不是吃香，成了就业的重要条件。正是因此，李发胜坚持朱宏印放弃了一次读大学的机会，复读来年再考。类似的贫困山区补习生很多，尽管复读意味着要付出更多辛劳、金钱，但考上名牌大学热门专业，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沉重负担引发的选择
在党马乡，相比一些家长热心于将孩子送入大学校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去煤矿挖煤。村干部证实，近年来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大都去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矿。“去矿上有吃有住，一个月少的两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一位刚从矿上回家的小伙说。
据悉，最近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有村民在矿上出事的消息。如8月底，该乡碾盘村冷水组的3名村民就在山西某煤矿住地因塌方死亡。
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读初中、高中时，家里都已负债。为早日还债，缓解家中经济压力，他们只有选择挣钱多，但风险大的下矿采煤的工作。
从教30多年的王敦华认为，去煤矿打工现象的普遍，实际上正好反映出目前农村教育支出与村民收入不相匹配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与多年来基础教育投入低分不开的。
历经三年艰辛盖起小楼
农历八月上旬，商南县党马乡索峪河村朱家屋场，空气干燥而闷热。树荫下，朱月娥和老母亲低头摘着刚从地里背回的花生。不一会儿，老人后背就湿了一大半，而坐在一旁的朱月娥，也弯下了腰，气喘吁吁。黄昏来临，摘出的花生已经有很大的一堆。经过晾晒，除了少量用来榨油吃，大部分都卖掉换了学费。
不过，后来地越来越少，以前每年可收获七百多斤花生，现在却只有三四百斤，收入减少了数百元。
本来朱家每年还能得到近千元退耕还林补偿款，可由于前些年欠农业税太多，补偿款拿到手里时基本已被扣得差不多了。
早年，家贫的李发胜从商南湘河入赘到了朱月娥家。夫妻俩在有了朱宏政、朱宏权兄弟俩后，又生下了老三朱宏印。人多地少，家中生活相当拮据。兄弟俩1993年上了初中后，每年光学费就压得李发胜一家喘不过气来。
两个孩子念初中每年要花费2000元。等到上了高中，一下子就涨到近四千元。为增加收入，朱月娥养了头猪，靠卖猪每年还能有四百多元的收入。李发胜农闲打短工，一年收入500多元。那些年里，李发胜一家人经常是穿补丁衣服，吃玉米粥、腌白菜。
1995年，李发胜贷款买了一辆拖拉机用于拉沙运输，开辟了一条财路。第二年，在距老屋600米处的索峪河畔建造新居。因为没钱买砖，他们就用车运回山上的石头，然后用整整3年时间，用夹板一点点“夹”起了一栋3层小楼。但房子快好了，却再也没钱收拾。
住房卖他人父亲含泪
盖房的三年，正是两个孩子念高中的三年。两个孩子光学费、生活费，每年近4000元。为了一边供养孩子读书，一边筹划新房，起早贪黑的李发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1999年，朱宏政、朱宏权考上了大学，朱宏印开始上初中。惊喜过后，李发胜夫妇就为两个孩子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发愁了。
所幸，朱宏权考取的清华大学酌情免掉其4年学费，他还以贫困生的名义为大哥朱宏政贷了6000元助学贷款。
虽是解了燃眉之急，但生活费还没着落。由于老大朱宏政考取的大学贫困生太多，办不出助学贷款，最终，还是李发胜卖掉了拖拉机，才渡过难关。
2003年，朱宏政、朱宏权完成了本科学业。然而，朱宏政在山东就业后，月薪只有千元左右，每月自己花都很紧张，根本无力给家里寄钱；而朱宏权毕业后选择了硕博连读，每月千元补助，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北京，既要自己花还要替哥哥还贷款，异常艰难。
“本来孩子都不准备再念了，但我们考虑念博士以后就业会更好一些，所以都希望他继续念。”52岁的李发胜低下了头，叹了口气。在他的脖颈处，几道因过度暴晒留下的红斑异常醒目。
因劳累，那年秋朱月娥出现胸闷症状，不料，所服的药过期中了毒，直到今天，还时常感到胸闷气短。
小儿子念高一，各种费用算下来要2000多元。无奈之下，李发胜含泪以38000元的价格将一直没能入住的楼房卖掉了。
卖了房至今，李发胜家中还有3万多元的债务。如今，一家人挤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老屋里，不仅要还债，还要为帮助朱宏印完成复读付出更大辛劳。而像朱家，能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卖掉房子，不是谁家都有条件做到的。
据了解，今年商南全县有4万学生，其中85%%的学生是贫困生。在赵川、在白鲁础，很多地方还有更为贫困的学生。
交不起30元费用女孩大哭
日前，在党马乡黑漆河村老房沟组，记者便遇到了这样的一幕。
半山坡上，天色已经暗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正在场院里低头绣着什么。女孩身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布鞋，看去只有10岁左右。她说自己叫余亚琳，在方家湾小学念3年级。晚饭后，父母上山砍柴，留她在家看门。
从洞开的房门望去，昏暗的土屋里除了一张床，几条板凳，什么也没有。在最初的问答中，余亚琳还流露出遇到生人的好奇，言语间充满稚气。但当问到她的学习时，她的嘴角突然绷得紧紧的，说上个月问爸爸要30元的辅导材料费到现在都没有。说着，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余亚琳不停地拭着满脸泪水说，一年级时还收学费，到二年级就全免了。可今年不知为什么，老师忽然要他们买学习用书，于是她就向爸爸要，爸爸却一直说没有钱。一个月前，爸爸去青山乡打沙子，干了6天，才挣到了100元。但就在这6天里，一粒尖锐的石子迸进了他的眼睛。
“老板说没钱做手术，现在石子还在眼睛里！疼得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早上早早就起来了……”女孩说到这里，哭声变得撕心裂肺一般。邻居一位大婶说，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天孩子的母亲教会她刺绣，虽然绣花还不行，但可以做最简单的“插底”，也就是在画好的图案外，绣一些颜色单一的背景。一幅不到一米长的绣品，绣“插底”一面能挣5元，时间得花一个月。
“对那些特别贫困的家庭，每年局里都会号召员工为贫困生捐款，少则50元，多则100元。”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米中元说。可这些钱对众多的贫困家庭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黑漆河村有1400多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400元，生活支出绝大部分是孩子入学。村主任刘新阳介绍，村民小病很少去医院看，能撑过去最好，撑不过去，再看。
刘新阳说，虽然国家对贫困生实施了“两免一补”，村民负担减轻了一些，但因为贫困生补助市上有指标，分到县上也有指标，真正能“补”的人很少。如全村21个在校学生，今年免学杂费的有19个，而“补”的指标只有4个。
党马初级中学共有650名学生，这学期有440人免了课本费，而享受生活补助的仅有140人。
根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全县学生中免杂费的37278人，免课本费的1664人。有3819名贫困生补了生活费，补生活费的贫困生还占不到总数的10％。
而在那些孩子考上大学的家庭，每年学费基本都在4000元以上，“天文数字”的“大学成本”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农家的承受能力。
正因为贫困，父母们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朝走出大山。冷水村民刘成荣说，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一笔持续的、很大的支出，可以说只要念到大学，几乎没有谁家不贷款的。但即便如此艰难，仍有近七成的村民把上大学看作了唯一出路。
陪读为圆孩子“大学梦”
在奔向大学的路上，更多的家长把重心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自朱宏政、朱宏权上初中起，李发胜和妻子务农，其母亲则到县城为孩子做饭。如今，只有40户的朱家屋场，已有6户随着孩子进县城陪读。在索峪河村，仅一个组，就有30多户去“陪读”。有的即使孩子是在党马乡上念初中，家长也要从较远的山里到学校附近租住。
今年43岁的方武连原住在黑漆河村老房沟组。随着两个孩子来到乡上念初中，他干脆花30元租住到了镇街上。为了多挣钱，今年5月，他贷款14000元买了机动三轮车。每天到丹江运沙，十分辛苦，每车三吨仅挣12元到15元。
很多“陪读”的家长都在拼命挣钱。付出的艰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无论从哪方面看，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是最公平，最具操作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西安市高新一中高级语文教师刘续认为，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单一，使得人们拼命寻找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途径，如目前社会在对人才的选拔中，仍是唯文凭论。所以只要有一丝可能，人们就会选择读书这个方向。甚至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读书。
就业压力大“反哺”很难
尽管考大学是为孩子今后能有更好的出路，但不能说，其中没有附着家长自身的希冀。当含辛茹苦地将孩子送出大山，父母们也希望着伴随孩子的脚步，能改变家庭的窘况。然而，这种希望，却随着目前大学生择业的越来越困难，变得愈来愈渺茫。
对此，李发胜深有体会：大儿子朱宏政毕业后嫌工资低，就到广东应聘，不想半路生病。家里花去了数千元治疗费。后来他联系到珠海一家企业上班，但月工资也仅3000元。如今，除了自用，每月也只能寄几百元回家。而这些钱，除一部分寄给在西安补习的朱宏印，剩下的主要还是用于还债。至于后年才能读完博士的朱宏权，李发胜说还不能指望。
赵川镇王杰家的情况跟李发胜家的情形相似。10年来，王杰兄妹三人相继从商南较为偏僻的赵川镇“走出了大山”。可是，至今兄妹三人都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王杰说，为我们念书，家里外债欠了2万多元，最终是父母慢慢还完的。我们工作至今工资低，我们只是自身脱离了山区环境，但还没能力改变家境。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校是不是一流、专业是不是吃香，成了就业的重要条件。正是因此，李发胜坚持朱宏印放弃了一次读大学的机会，复读来年再考。类似的贫困山区补习生很多，尽管复读意味着要付出更多辛劳、金钱，但考上名牌大学热门专业，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沉重负担引发的选择
在党马乡，相比一些家长热心于将孩子送入大学校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去煤矿挖煤。村干部证实，近年来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大都去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矿。“去矿上有吃有住，一个月少的两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一位刚从矿上回家的小伙说。
据悉，最近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有村民在矿上出事的消息。如8月底，该乡碾盘村冷水组的3名村民就在山西某煤矿住地因塌方死亡。
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读初中、高中时，家里都已负债。为早日还债，缓解家中经济压力，他们只有选择挣钱多，但风险大的下矿采煤的工作。
从教30多年的王敦华认为，去煤矿打工现象的普遍，实际上正好反映出目前农村教育支出与村民收入不相匹配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与多年来基础教育投入低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