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事件与制度型贪污腐败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因违规动用社保基金，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被撤职查办。这是继陈希同之后，又一政治局委员中箭落马。

二十年来的开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令人头痛的现象，这就是官僚阶层的普遍性的贪污腐败。对此，从朱溶基开始到现在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高层，曾想方设法，用尽手段，既有思想教育，提倡廉政；又曾不断下重手，对有民愤的贪官动之以刑，甚至还杀了胡长青，成克杰两名省级官员来敲山震虎，但收效甚微。后继者不惧判刑、砍头,人数越来越多,贪污金额越来越大,涉案官员的职务越来越高,连高层的政治局委员都无法保全清白。可以预料，在陈良宇的这一案件中将有更多的高官和巨额贪污赃款将浮出水面。据官方披露，仅2005年,全国立案的大小贪官达41447人。初步估算,涉案金额约占GDP总量的15%左右。

改革之前，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的大案，一年偶尔也许可以找到一两起，但这种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曾有过。要说是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也找不到这种大面积贪污腐败的先例。贪污腐败当它只是偶尔的发生,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有可能是法律有漏洞或因个人对道德和法律观念错位所引起的。这种问题的出现，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用法制和道德的方式来解决和防止,使“官免而知耻”。但是，一旦贪污腐败普遍地，有规律地,反复地出现，问题就复杂了，必然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出了问题，是一种“制度型的贪污腐败”，是特定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是不可避免的。

样板戏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种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套理推论,有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就会产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和平均分配或者说吃大锅饭为特征的。广大工农名为企业和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些生产资料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的利益，干多干少与个人收益无关。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了一大批懒汉，不论在企业还是生产队，几乎人人都在磨洋工。尽管当局也试图用大庆和大寨精神,并加上种种斗争的手段来改变人们的劳动态度，但几十年来，这种制度造成的懒汉，不仅从没减少，而且越来越多。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的生产责任制和联产承包的改革。

经济体制政革，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简而言之，也就是公私混合型经济。这一转变，也结束了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市场的历史。近年来国有企业的产出在整个GDP总额中,已经小于私营经济。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国家仍然控制和垄断了土地和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市场又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它仅仅是一个半竞争半垄断的市场。要说现在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特色，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就是这个经济中的公有制,国家仍然对土地和主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垄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市场，加上二十多年来，无论怎么改都一成不变的凌驾于经济体制之上的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即权利的垄断。

也正是这种制度上的社会主义特色与私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碰撞，造就了具有中国现阶段特色的“制度型贪污腐败”。

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势必产生对土地或其他经济资源的需求。房地产商总是希望自已能得到地理位置最优，最有开发价值的土地；大型项目的承包商总是希望自已是国家项目唯一的中标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或周转的企业，总是希望银行能不计风险发放贷款。甚至连某些空手套白狼的创业者也希望既能搞到国有土地和国家掌控的经济项目或特许权利，同时又能获得国有银行的货款，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一夜致富。

不论私营企业要得到什么资源,采取什么手段,能否成功,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中，都要接受市场的大浪淘沙,。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将甄别和评估这些需求的风险和回报，引导资源和资金的流向。一个没有外力或行政干预的市场是保证经济活动中公平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私营企业都能凭借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市场上获得所需要的资源或资金，那么它们也就会在经济游戏的规则之内，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可行的创新以及种种强化自身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需要借助于经济游戏规则以外的手段。否则它们将在竞争中自然而然地失去它们想要得到的机会。

公有制的最大特征，就是社会的成员名义上都是所有者，但实际上谁也管不了这部份属于他们的资产。现阶段政府手中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和政府控股银行的资产，以及名义上股份化了的国有企业,是由政府指定的各级官员（有的名为某银行或某集团的董事长，实质上是政府任命，享受政府级别的官员），实际代表政府来掌控的。他们对这些资源和资产拥有超越市场的实际支配权和决定权,既可以决定把这些资源和资产批给谁，作何使用；也可以决定企业和国家的项目发包给谁。资源与资产一旦与政府的权力结合，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政府赋予的这种权力转化为私人资本。现在的官僚，不论职务高底，都懂得权利转化为资本的道理，一朝权在握，便把钱来搞，如果认真查下去，从乡长，副乡长，到省长，副省长到各部长、副部长，他们所拥有的家产和消费水平，几乎没有一个与其正常收入相符。报刊曾报道过，有一教育科长，出了车祸，全家无一生还，结果到他家处理后事的人，竟找出现款与存折３００多万元。这么多钱，以其收入水平，一辈子也挣不到。教育科长的位置，还不是油水最大的，对那些土地审批和银行信贷部门的官僚，可能捞到的，只怕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公司，甚至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国有股份公司为生存发展而产生的各种资源和资金的需求，或要争取各种项目,都无法从市场中公平竞争得到。换言之，当这些资源、资产和重要项目,都垄断在政府的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市场的正常游戏规遭到了破坏，市场功能受到捆绑。例如，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人拥有一块土地出售，到底这块土地卖给哪个开发商，基本上取决于开发商的出价和开发商可给土地所有者带来的综合利益。当这块土地属于公有，其支配权和决定权在政府官员手中，他们为把公有的收益转为个人的收益，完全可以把市场撇开，根据个人利益决定手中这块土地归谁使用。你的出价高，给社会带来的综合利益大，但对当事官僚输送的利益不大，他随便找个借口，你就可能出局。这就使得这些企业和个人不得不按照这个垄断市场的另一套潜规则来获取自已的需求。

前几年，上海首富周正义通过勾结市长陈良宇的弟弟，拿到低价批地，然后再通过关系高价抵押给银行，套取银行信贷，最终因本身管理不善，资金周转链出了故障，东窗事发，被判刑入狱。周的不法行为固然罪有应得，但也让我们看到了私有资本发展过程中的无奈。在一个土地和其他主要资源、资产和项目,都垄断在各级政府官僚的手中，权力已转化或正在为资本的社会里，如果周正义不与陈良宇的弟弟，说白一点，也就是与陈良宇勾结，向其输送利益，他怎能获得他所要开发的土地？如果他不向银行的官僚输送利益，又怎能获得所需的资金？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最有价值的资源，进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资本的本质冲动，无可非议。尽管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鱼龙混杂，各自的立足点不尽相同，有想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追求的，也有一开始就想走歪门斜道的，但残酷的现实让那些想走合法之路的私营企业和个人也逐步明白了一个道理，合法之路难，难于上青天。而且非法手段往往耗费小，利润大，收效快，在竞争中更具竞争优势。最终大家都从不同出发点，走上了同一条非法的不归之路。

把现阶段贪污腐败的原因归为制度的人不少，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中国现阶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以为只要实现了民主制度，建立和建全监督机制，就可以克服现阶段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问题。

不可否认，国家权利的垄断，缺乏民主的监督机制，使法律法规流于形式，无法执行，促长了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是形成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增加社会资源管理的透明度，有效地打击贪污腐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权利的垄断并不是形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民主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可以把贪污腐败份子送进大牢，甚至可以对罪行严重者处以极刑，但没有办法阻止贪污腐败的产生。

改革开放前，中国也从没有实行过民主制度，共产党对权利的垄断程度比现在还高，人民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那时并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贪污腐败。同样，象已经民主化的台湾，与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一样，贪污腐败层出不穷，连民选总统都不清不白。这说明，所谓制度型贪污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的经济制度。

官僚阶层贪污腐败的形成,是权力转化为资本的具体表现。权力其所以能够转化为资本,一方面是因为公有经济的存在,官僚阶层手中垄断了有限的资源和资产,有了利益输送的源泉：另一方面是私有经济的出现,它们对这些垄断资源和资产的需求,只能通过参与权力向资本的转化才能实现。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促进,造就了现阶段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这是公私混合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按孙中山理念建立起来的台湾公私混合经济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台湾人民可以合法地去总统府抗议，尽快地唤起社会的警觉，使贪污腐败的损失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公私混合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社会经济实践表明,单一的公有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单一的公有制使中国人民被贫困纠缠了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必要的,改革本身没有错。制度型贪污腐败，仍然掩盖不了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造就的辉煌。

可以说制度型的贪污腐败,是医治贪困中国的良药──公私混合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在目前这种体制下,绝对是不可避免的,陈良宇只是这制度的副产品之一。一个陈良宇倒下去,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陈良宇会紧跟而来。

这里有个容忍度和选择的问题。走回头路,水清无鱼,经济搞不上去。按现在的路子平面运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近几年的争论中,有得人觉得,已无法忍下去了。认为改革已经失败了,甚至鼓吹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清廉。目前,当权派仍基于风险成本的考量,怕乱,怕失去政治权利的垄断,试图在固守已有的框架之内, 作平面运动,只对某些缺口,作些修补。对不可避免的制度型贪污腐败,采取几千年前,鲧的治水的方法,水来土堵。其结果自然是堵了东边,垮了西边,忙于应付。

社会普遍,反复出现的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的另一社会后果,就是“非公平型”的两极分化。在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社会中,总会有人冒尖,有人殿后,人们没有理由去反对这种两极分化,更没有理由用人为地以“平均主义”的方法,去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公平不意味平均。但是如果这种两极分化,是由非正常手段造成的,即官僚阶层与私人资本集团或个人,通过彼此间的利益输送,掠夺或窃取了社会中本来属于社会每一成员的财富,势必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当人们发现付出的综合成本大于他所得到的利益,人们的容忍度的底线就触到了。

我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贪污腐败>>一文中,把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公私混合经济比作驴与马的结合,是骡子经济。众所周知,骡有马和驴的优点，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起到驴马不能起的作用。但它不具有繁衍的能力,只有一代的生命力。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和健康的发展,为社会的每一份子,提供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有效地防止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当权派就不应骑在这匹骡子上,作平面运动,直到这匹骡子再也走不动了,触及到人民大众所能容忍的底线，直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爆发的那一天。

如果决策集团的精英们，仅仅把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平面运动,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即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当后者实现之日，就有可能消除制度型的贪污腐败，进而把偶尔出现的贪污腐败发生的频率和幅度控制在美式私有制的水平。

解铃可用系铃人。当年中共靠着手中的权利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又通过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体系。受到贫困和落后的教训后，才有了对原来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反动和改革。走到今天，既产生了制度型贪污腐败，也已经有了彻底消除制度型贪污腐败的基础。现实中的二律背反，表明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问题的可能，产生于同一命题之中。

现在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己经股份化，虽然老百姓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股东，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所有权已经或正在量化。可以再进一步，把属于国家或原全民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分门别类，组成若干股份公司，把这些资产的所有权统统量化。在这些国有资产还没被为官僚阶层和与之勾结的私有资本完全窃为己有之前，把这些股份，按公平的原则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让老百姓名符其实地当一回所有者。过去打天下和后来的经济改革都是由农村开始的，这一回，由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量化和分化为起点，从城市开始，积累经验，逐步推向农村，来一次城市包围农村。这是因为量化了的所有权关系比原始的物质形式存在的农村土地公有制更容易区分和分化。

公有制的消亡，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权力的垄断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权力的垄断也将逐渐消失。大市场小政府的格局将得到确立。政府各级官僚手中没有了可供利益输送的物质基础，权力也就无法转化为资本。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的确立，社会成员将以所有者或股东的身份来看管自已的财产。就像现在美国的股份公司，即使有控股的董事们和董事会雇佣的执行长来处理日常营运工作，但比较重大决策，都要通知股东开会，由股东大会决定。哪怕你只有一股，你也有一票的权利。这样，社会成员的私有资产也不容易被出卖。私有经济发展的各种需求，将通过市场取得，任何试图用市场以外的不规则手段谋取利益的企业和个人将很难达到目的。市场的关系简单了，企业间的交往已经确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它们不需要完全以政治权力的意志为转移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可能性限制到了最低水平。

消除制度型贪污腐败，有待于改革的深入，公有制的消亡和全盘私有化。此时,社会将进一步分化为许多层的利益群体，这种变化，客观上会要求不同的政党来代表不同的利益，原有的一党独裁的格局将出现分化。没有了统一的利益的凝聚，将分化为许多派别。不同的政治派别需要依附于不同经济群体，才有经济来源，才活得下去，才有执政的基础。这时真正的民主体制才能建立起来。

很多人在呼唤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垄断权的资本化，但大多数人仍然寄希望于体制外的力量。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体制外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垄断权力赖以生有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它与国外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份，国际资本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体制外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任何一点混乱，都是它们不愿见到的。体制外的力量没有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基础的格局的实力和国内外民意和资本支撑的基础。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并非对既得利益集团抱有幻想，亦非这个集团会发什么善心。随着现行体制出现的诸如制度型贪污腐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内民怨的加重，国际资本在华的利益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可避免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下，体制内的精英们除了进一步向私有制的方向走下去，似乎已没有更多的选择。退是不行的，是政治和经济死亡的陷阱，往前走则不得不脱掉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件内衣，苏联脱早了一点，成本较高，中国现在开始脱，也许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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