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去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期由中美即将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录制的《对话》节目。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同学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接下来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先是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外加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等。有人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生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从一些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社会生活细节，如教育、就业、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一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角几分。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我把此文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一下子招来十多万个点击，500多条留言。这样一种教育的对比，刺痛了大部分网友的心灵。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原作者萧淑珍女士已经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我没有必要在此多嘴。但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人，有责任和读者们分享自己的观察：美国的孩子与中国的孩子为什么会不同？
不妨从我六岁半女儿上幼儿园和小学的经历说起。她五岁时，参加了女童子军(girlscouts)。这个组织在美国孩子中非常流行，但结构很松散，不过是几个家长凑在一起，轮流志愿带孩子而已。女儿六岁时，童子军派下差使：推销饼干，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社会和经营技能。童子军的网站也直言不讳地介绍，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在童子军卖饼干开始的。饼干一包四美元，至少高于市场价30%。这么教孩子赚钱，是否过分呢？一试才明白，买童子军的饼干，没有人嫌贵。刚开始时，女儿见了哪怕是熟人，害羞得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大人们都特别热情，一看她穿着童子军的小制服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是在卖饼干吗？我可以买几包吗？就这样在“客户”的引导和鼓励下，她的买卖也开张了。许多买主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在童子军里卖饼干长大的。渐渐地，女儿居然也敢主动张嘴推销了。
饼干有四种，有低热量的，有巧克力的，等等，每次推销，孩子要向人家解释品种，告诉人家买某种饼干的理由，然后算账，四块钱一包，一共多少钱，算术也跟着学了。具体卖的办法是先找顾客订货，登记大家购买的数量，然后“进货”、“送货”、收款，要走整个一个商业流程。几个礼拜下来，女儿居然卖出了32包。总金额128美元。
饼干卖完，大家凑在一起算账，看看总收入是多少，让孩子们讨论钱该怎么花。结论是把钱一分为三，第一部分给组织者，因为人家义务劳动，还要自己缴钱，不公平，所以孩子希望能把志愿者倒贴进来的钱支付了。也就是说，孩子用自己的劳动，挣钱“雇用”了组织的大人。第二部分钱，要捐给那些无家可归者。这特别合女儿的心愿。因为她生在纽黑文，那是个很穷的城市。我们又没有车，买菜来回走一个多小时，把她放在运动婴儿车上推着，一路见到许多无家可归者，所以她不到三岁就有个理想：长大开个餐馆，穷人来吃饭不花钱，她只收富人的钱。第三部分钱，留下来给孩子们开个庆功会。
你如果知道美国是这样培养年幼的孩子，就很容易理解中美高中生的对比了。美国的孩子确实很实际，从小动手，赚钱算账。他们都意识到钱能干许多事情，一分一角也不会疏忽。所以我现在也这样教自己的女儿：你想要什么，必须先干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读书，练琴，帮家长干活。什么都不是白来的，必须自己挣来的。挣来钱后，用我们小时候的话来说，就是要想想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了。这种教育，改变了她的价值观念。有一次她妈妈和她讨论阅读，书里面一位奶奶式的人物对自己的孙女和其小朋友们说，女孩长大嫁给王子，这辈子就大功告成了。妈妈问她有什么看法。她马上说那样不好，因为那样一个人只能当生活的“观察者”，没有办法参与。
我们这里大人教孩子什么呢？我们也组织过援助非洲灾民等活动，那都是学校出面进行动员，就像搞运动一样。孩子从中学会的，除了几个意识形态教条外，就是如何打发上面派下来的差使。我们的家庭中，逢年过节，孩子们除了吃、放鞭炮，就是拿礼品、红包，很少有像童子军这样民间自发的组织，由家长通过生活的细枝末节自然地向孩子灌输帮助他人的价值观念。
我更有必要提醒读者，美国的精英高中生，常常自己花钱到非洲等贫穷国家当志愿者，这一经历，有时成为他们竞争进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人家那里没有大道理，但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浸透着这样的道德情操：真理和智慧，是他们的价值；财富和权力，是他们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掌握了财富和金钱，而在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