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后期，在全国的政治大釜升温到一定热度、做好了意识形态铺垫之后，从六九年的下半年开始，把城市知识分子逐一驱赶到农村、工厂或兵营，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精神炼狱和肉体苦役。
由于科技大学的工宣队是来自铁道兵部队，科大师生首先被派遣到铁道兵部队，去北京西郊房山小三线修筑铁路。劳动队伍的组织完全按部队的方式编制：班、排、 连、团、师。不论是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也不论岁数是七十、四十、二十，甚至不顾男、女、伤、残，统统混合编制，大家干一样的活。将“牛鬼蛇神”和隔 离审查对像平均分插到各个班排。每个连派两个士兵担任连长和政治指导员，排长和班长由军宣队指定的左派干将担任。
房山小三线铁路就是京原 线，路线专门选择大山走，是根据最高指示：“要准备打仗”设计的。因此工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山洞、填山沟，成天、成月、成年与花岗岩打交道。一部分工作是 风镐打孔和爆破，这由铁道兵士兵担任。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炸出来的石块搬进斗车，运往要填的山谷。石块小的一个人举起扔进斗车，大的两人抬起放入斗车，再大 的就要用撬杠和铁锤设法把它砸破，然后放入斗车。工作不仅高强度、超沉重，而且十分艰巨和危险。这对于体强力壮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沉重的任务，何况对于我们 之中的很多妇女、体弱、残疾和老人。当时我们排里有个‘走资派’，系主任黄XX，是个六十岁出头、有严重小儿麻疲后遗症的残疾人，连平地走路都有困难，在 这样刀石林立、危岩遍地的工作面负重行走，真好像是小鬼走火焰山。难以想像的是，当权者们没有一个看在眼里，没有一个人为他说句话或改换一件适宜他的工 作。在这里，看不到人的怜悯、同情和关怀，人心就和漫山遍野的花岗岩一样坚硬。我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使人性彻底泯灭，还是革命的烈火太旺，烧灭了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此事使我至今难以释怀。
组织军事化，生活、行动也要军事化。男士一个班约十二人住一个帐篷，女士几个班合一个帐篷。每天起 床号一响，迅速洗漱，十分钟就响集合号，连拉屎撒尿的时间都没有。随后列队去大伙房就餐。早餐二十分钟，很多人狼吞虎咽结束早餐，为省下一点时间去厕所方 便。早餐后列队去工地，行走二十分钟。山石嶙峋、崎岖不平，深一脚、浅一脚，走不好就要摔跤。尽管很多时候走起路跌跌撞撞，还要放开嗓门高唱革命歌曲，以此表现“革命”的豪情或“被革命”的感激之情。
到了工作场所，每一个连列成一个方阵，干活之前听连指导员的训话。训话的大体内容是：
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指导员的话：“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阶级敌人，搬走一块石头就是消灭一个阶级敌人。”“每一块大石头就是一个大炮弹，扔掉一块大石头就是向美帝国主义发射一颗大炮弹。”“每一块巨石就是一个敌人的堡垒，每砸烂一块巨石就是攻破一个敌人的堡垒。”------。
就是这么几句话，翻来覆去，每天如此，千篇一律。训导者已经被训练成重复简单话语的机器，被训导者也已被训练成无话语的干活的生畜。
“阶级敌人”也好，“炮弹”也好，“堡垒”也好，都是用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一块一块地去搬，一块一块地去砸。据说这样可以练就无产阶级的铁打劲骨。“花岗岩 再硬硬不过无产阶级战士的决心，石头再坚坚不过无产阶级战士的意志”。或如果有人提出什么技术革新方案，不但不会考虑，很可能会受到批判，说你是资产阶级 技术挂帅。“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可悲的是，铁打劲骨没有练就，却不断有人砸断手指或脚趾，甚至砸断臂骨或腿骨。更惨的是，部队的工地医院只有拿手 的锯骨技术，凡有骨损、骨折、骨裂、骨碎等工伤，二话不说，拿起锯子就给你锯掉手指或脚趾，乃至手臂或脚腿。造成的终生残废，国家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抚恤。 当时我们排中就有一人右手有两个手指因石块砸伤而被截，另外一人的脚背和脚趾被砸伤而失去了一个脚大拇指。
一天沉重劳动，精疲力尽，腰如佝偻、腿若沉铅，收工后仍然要列队、高唱革命歌曲回营。三十分钟的晚饭、洗涮和方便，接着便是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十五六个人坐在帐篷内 的行军铺上，学习“最高指示”或报纸社论，狠批帝修反；谈劳动改造思想，深挖私字一闪念；揭发牛鬼蛇神不老实表现，狠狠批斗阶级敌人。总之再一次绷一绷阶级斗争的弦，紧一紧无产阶级专政的紧箍咒，充一充“革命化”的电。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践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极端艰苦的生活中完全消灭了人的苦难意 识；在完全监禁的生活环境下彻底消灭了你的自由意识；在受到生畜一样的对待时完全消灭了你的人格意识。
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科技大学七零年初全部下迁到安徽合肥。四个月的山区修筑铁路的苦役宣告结束。
在我们下迁到安徽之前，我的妻子已经随她的单位去湖北“五七干校”。当时我们有一个两岁半和一个才几个月的两个孩子，妻子把大孩安排在全托托儿所内，把小的 送到老家安徽舒城，请奶奶喂养。下迁时只能由我一手牵着老大，一手提着行李，仓惶狼狈带到合肥。其状况让我想起三十多年以前我在两岁时，由父母亲带着我逃 日本时的情景。
幸运的是，我的老家舒城离下迁地合肥不远，且家中还有个奶奶，我只好又把大孩子送回老家，让奶奶劳累了。在我庆幸自己有此方便条件时，我也为那些无此条件的家长们，在这毫无人性关怀的社会环境下，困于处置他们幼小子女而感到悲哀。
在下迁校址内，经过乱糟糟、糊涂涂的近半年清查“516 ”斗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役。因为我校的工宣队是从淮南煤矿派来的，自然师生们就被组织去淮南煤矿挖煤。
组织仍然是军事化的形式。我们连的近百十来人被派往淮南的谢一矿。二十几个人住一个简陋的车间大屋子，统铺中每人只有两尺宽空间。除了下煤井挖煤，去食堂吃 饭，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厂房式的大屋子的统铺上度过。它既是睡觉的场所，也是政治学习场所，阶级斗争场所，思想改造场所。没有书读（除了“红宝书”），没 有音乐娱乐，更没有广播电视，连写封家信、说句私房话的条件都没有。人成了一部机器，一部可以听使唤、输虔诚的机器。其境况只有在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电影中 才有可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