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04 17:31:53作者：张戎
——选自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一．二八人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 (NewYorkTimes)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Abend)事後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進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这裏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進江裏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進，沿著几千公里的边境线進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進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裏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裏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後”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梢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後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著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後，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藉口在这裏开战。七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後，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徵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覆是：在有这些徵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後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於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進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於本日午後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後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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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蒋五时後来电说：“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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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剑。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
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继续進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於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進来後，下定决心大打。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被投進战场，四十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四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後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Vasili Chuikov)。在往後的四年裏，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60n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後不久就逼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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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
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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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厂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八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此一，结束时是三比一。
全面战争打响之後，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藉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干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進。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後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後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進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後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進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後，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進时，在日军後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進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土，’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
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於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中抗日口“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梢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後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裏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後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於陕甘宁。
後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後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於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進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後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裏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裏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裏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後来耿耿於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裏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栘至山西东南。
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進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裏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
“抗战胜利後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刺激国民党。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於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千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VAndr”an。v)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於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此国民党还容易打。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裏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厂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
在毛的黑材料裏，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吉兰尝在莫斯科时，对共产国际说毛“不断给我打电报说他们急需钱，要你们继续每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BorisMelnikov)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sipPiatnitsky)，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後来都被枪毙。
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20 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937～下940年 43～46岁
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黯吐四月四日，他逃离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後’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裏。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军在沙漠裏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怱而这样、怱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怱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後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後一个人，最後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後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後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菸，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後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後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裏，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著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裏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後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後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裏凑热闹，奸笑著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進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著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進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後前往武汉，去找在那裏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艇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後，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著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裏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
他的回忆录干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後，他逃离大陆，後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進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裏，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於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後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著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毛此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藉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後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创。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
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進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裏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会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分，从王明那裏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於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作为对王稼祥的报酬，毛给了他一连串的要职，包括军委副主席。毛还为这个三十二岁的单身汉作媒，女方是三分颜色七分娇媚的医科毕业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给张闻天当了月老之後，又再抛红綳，拴住又一个有用的人。毛喜欢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别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進程开始了。由於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技重施，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後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栘到重庆，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後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为了拖时间，毛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裏混时间。毛终於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他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後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後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毛著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後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同中共争夺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於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於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必须是统一於中央的”“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後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Reysner)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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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几乎一样。看来，照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
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
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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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
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後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著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著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後，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後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〇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干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後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干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〇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於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於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於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於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進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後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
卡门果真在文章裏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後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後，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二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著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
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刽，“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於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進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於一切”，仍然致力於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干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干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於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
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 45～46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lf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裏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於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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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关於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〇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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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裏，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後，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干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後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裏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後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裏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裏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著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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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
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進攻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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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裏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裏，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後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後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千预。
然而，朱德走後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於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進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一一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干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裏，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千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岁月裏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進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進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裏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栘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進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後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於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l。t。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义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於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著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進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進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栘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進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
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40～194下年 46～47岁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干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進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创。”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裏--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千小时，拖到当天夜裏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進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後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後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裏，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後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著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後，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於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至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裏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後消灭八路军，然後“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裏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進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於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後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一．二八人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 (NewYorkTimes)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Abend)事後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進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这裏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進江裏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進，沿著几千公里的边境线進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進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裏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裏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後”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梢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後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著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後，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藉口在这裏开战。七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後，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徵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覆是：在有这些徵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後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於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進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於本日午後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後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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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蒋五时後来电说：“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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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剑。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
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继续進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於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進来後，下定决心大打。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被投進战场，四十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四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後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Vasili Chuikov)。在往後的四年裏，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60n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後不久就逼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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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
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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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厂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八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此一，结束时是三比一。
全面战争打响之後，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藉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干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進。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後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後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進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後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進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後，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進时，在日军後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進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土，’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
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於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中抗日口“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梢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後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裏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後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於陕甘宁。
後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後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於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進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後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裏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裏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裏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後来耿耿於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裏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栘至山西东南。
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進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裏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
“抗战胜利後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刺激国民党。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於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千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VAndr”an。v)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於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此国民党还容易打。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裏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厂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
在毛的黑材料裏，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吉兰尝在莫斯科时，对共产国际说毛“不断给我打电报说他们急需钱，要你们继续每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BorisMelnikov)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sipPiatnitsky)，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後来都被枪毙。
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20 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937～下940年 43～46岁
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黯吐四月四日，他逃离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後’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裏。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军在沙漠裏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怱而这样、怱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怱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後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後一个人，最後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後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後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菸，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後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後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裏，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著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裏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後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後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裏凑热闹，奸笑著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進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著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進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後前往武汉，去找在那裏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艇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後，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著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裏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
他的回忆录干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後，他逃离大陆，後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進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裏，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於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後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著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毛此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藉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後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创。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
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進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裏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会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分，从王明那裏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於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作为对王稼祥的报酬，毛给了他一连串的要职，包括军委副主席。毛还为这个三十二岁的单身汉作媒，女方是三分颜色七分娇媚的医科毕业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给张闻天当了月老之後，又再抛红綳，拴住又一个有用的人。毛喜欢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别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進程开始了。由於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技重施，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後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栘到重庆，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後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为了拖时间，毛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裏混时间。毛终於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他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後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後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毛著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後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同中共争夺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於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於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必须是统一於中央的”“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後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Reysner)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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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几乎一样。看来，照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
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
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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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
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後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著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著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後，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後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〇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干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後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干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〇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於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於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於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於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進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後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
卡门果真在文章裏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後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後，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二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著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
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刽，“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於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進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於一切”，仍然致力於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干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干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於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
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 45～46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lf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裏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於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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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关於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〇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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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裏，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後，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干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後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裏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後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裏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裏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著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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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
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進攻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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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裏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裏，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後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後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千预。
然而，朱德走後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於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進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一一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干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裏，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千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岁月裏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進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進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裏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栘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進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後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於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l。t。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义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於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著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進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進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栘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進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
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40～194下年 46～47岁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干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進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创。”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裏--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千小时，拖到当天夜裏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進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後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後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裏，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後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著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後，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於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至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裏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後消灭八路军，然後“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裏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進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於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後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