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04 20:29:49作者：东方2006年11月3日华盛顿报导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谈的话题是，上海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不谈阶级斗争和中国建国初期的最大的一场阶级斗争：镇反运动。
*对阶级斗争史闭口不谈*
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周刊对这一新闻事件的报导。南都周刊的文章说，“秋天的上海，天气好得出奇，33岁的韩云松心情却颇有几分微妙。这位复旦大学第二附中的科研室主任，负责学校所有4个班级的初中历史教学。这种微妙源于从这个学期开始上海市所有初高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所发生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一个月来始终成为网络争议和媒体报导的热点”。
上海历史教科书争议的高潮当然要数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导，《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上海的新版历史教材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甚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份降半旗那一课出现” 。
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首先是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故意不让年青人了解中共残酷斗争史*
上海高中新编历史教科书不讲阶级斗争，到底是不是历史的进步，海外学者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教科书的关键是还原历史，如果故意不让中国年轻人知道共产党在建国后发动的一场又一场血腥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不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针对上海近日新编的一部高中世界史教科书在一篇文章中发表看法说：“（中国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我也偶尔翻过，从1950 年以后都是伪造的历史，只是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的革命、毛泽东的伟大、中国人民都靠他、是大救星之类的。总而言之，全是宣传而且抹杀、伪造、曲解过去的历史而且充满了政治宣传。今天这个教科书引起注意，就是它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旺、帝王将相、外族的入侵、蒙古人入侵、满洲人侵略之类的，以及现代的共产党的革命种种都一概只字不谈了，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风俗、对外贸易、中国怎样求政治稳定、尊重不同文化、社会和谐等。”
余英时教授还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不深谈。我们现在只谈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当然有另外一种批评的就是抹杀了历史，把历史包括共产党犯的很多大的错误，像大跃进、文革、伤害几千万人的事情也都避而不提了，也就是说是隐藏历史真相，这是反面的批评。 ”
*有意回避阶级斗争无限扩大*
尽管余英时先生承认，历史要想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中国青年，要想通过这套历史书，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显然是办不到的，特别是这套历史教科书有意识地回避了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不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
谈到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掌权的头10年，仅带“反”字的运动就有“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每一次运动，都有人数众多的男男女女遭殃，成为“阶级敌人”。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干脆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面临正视历史错误问题*
到了今天，中国正在进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再谈阶级斗争为纲，显然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在历史教科书中，怎样表述这段历史，怎样让今天的青年汲取历史的教训，仍然是教育者和学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和篡改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所犯罪行的部份日本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如何正视自己国家历史错误的问题。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说：“20世纪人类遭受到的苦难规模之大，曾使许多学者反思。一些学者使用了‘国家之罪’的概念，将那些国家领导人依靠他们掌握的组织资源与军事资源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称之‘国家罪错’。以此观照中国，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毫无疑问是个国家之罪频发的国度。在众多共产主义国家迫害致死的1亿多男女老少里头，中国占了将近一半。”
何清涟女士说：“由于这些死亡数字在中国属于国家机密，人们只能估算。世所公认的几次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就有如下几例：从1948年到1955年，在纷至沓来的土改和镇反运动当中有400万人被处决。 1959年－1961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多达3000多万人。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成千上万死于非命者。尽管中国号称改革开放已经达20多年，但至今在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中，对这些历史上的国家罪错还是讳莫如深，有的只字不提，有的则是与史实不符的叙说。”
*镇反运动导致知识份子噤声*
何清涟女士问道：是什么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既不反省历史罪错，又能够不断制造新的国家罪错？大部份中国知识份子面对暴政的沉默，是原因之一。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范仲淹《灵鸟赋》中所说的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识份子，但是，像北大女学生林昭那样的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有学者认为，是镇反运动导致中国知识份子面对暴政的噤声。镇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而一般历史教科书上，没有怎么提及，海内外的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之首的这场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
*官方镇反运动轻描淡写*
今天的中国青年，要想了解镇反运动，在共青团中央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镇反运动是“1950年至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这场运动真相到底怎么样呢？为什么海外学者评价这场运动的时候，竟然说这场运动“杀服了中国人民呢”？下面介绍中国学者杨奎松对这场运动的研究。
杨奎松教授1953生，重庆人,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杨奎松最近发表在史学研究上的一篇关于中国镇反运动的学术论文，在海内外引起了关注。
根据杨奎松教授的论文，“韩战的爆发导致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毫不隐瞒发动这次镇反运动的动机之一是教育群众。 “双十”指示特别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提出，“这次镇压反革命，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其作法就是：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以杀人作为宣传手段*
以杀人的手段作为恫吓群众的宣传手段，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毛泽东还亲自定出了一个在全国人口中杀千分之一的比例。
毛泽东1月21日，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
杨奎松教授在有关镇反的论文中引述历史资料说，“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在3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杀人计划，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 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残酷无情滥杀无辜*
在这场比下透雨还痛快的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全国杀声震天，出现大量冤假错案。据杨奎松教授介绍，福建长汀的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毫无民愤或血债，既无口述交待材料，亦无检举揭发材料，甚至全无审问笔录，更谈不上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即被轻易枪杀。湖南衡阳茶市的刘伯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学友会的负责人。他被作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而枪毙。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因为八年抗战期间受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著名抗日英雄，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之职的田西园，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而被杀害。
挟嫌报复造成冤假错案，乃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据杨魁松教授引述有关史料，“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了二百二十六人，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有的县送到公安局之犯人连材料都没有，仅写一个坏字。有些县杀人之后让群众割犯人的肉回家”。
与现在执行死刑时注意到犯人的人权，有些采取注射针剂，让犯人有尊严和无痛苦死去的做法相比，中共50年代初期镇反时，往往采取开公审大会，让老百姓亲眼看杀人过程的做法，以期收到对人民的震慑效果。据报导，在山西省， “当反革命罪犯被押进会场时，会场情绪愤慨，罪犯面如土色。全市人民几乎完全出动，道路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5、6里以外的刑场，人山人海，争睹反革命的下场。当罪犯在刑场倒下时，数千观众狂热鼓掌跳跃，高呼口号。个别罪犯家属哭泣，也惹得周围群众嘲笑”。
*镇反直接受害者三百万*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以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1.24的水平了。农村地区被处决的人数最多，许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了千分之 1.5，一些省区且已超过千分之2的水平了。”
海外学者张鹤慈分析说：“这只是毛泽东公开承认的，实际还要多，杀关管共300多万人，如果加上收牵连的家属应该是几千万人了。”
澳大利亚学者张鹤慈接着说：“镇反不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而是为了建立独裁统治的需要，镇反杀的70万人，不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而是为了杀服中国的人民。不但强迫人民去看他杀人，还强迫那些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人民给他叫好。随之的一波又一波运动，人民看见他手里那滴着鲜血的屠刀，望着那些被送上革命祭坛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最终只有保持沉默。”
*对阶级斗争史闭口不谈*
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周刊对这一新闻事件的报导。南都周刊的文章说，“秋天的上海，天气好得出奇，33岁的韩云松心情却颇有几分微妙。这位复旦大学第二附中的科研室主任，负责学校所有4个班级的初中历史教学。这种微妙源于从这个学期开始上海市所有初高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所发生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一个月来始终成为网络争议和媒体报导的热点”。
上海历史教科书争议的高潮当然要数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导，《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上海的新版历史教材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甚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份降半旗那一课出现” 。
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首先是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故意不让年青人了解中共残酷斗争史*
上海高中新编历史教科书不讲阶级斗争，到底是不是历史的进步，海外学者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教科书的关键是还原历史，如果故意不让中国年轻人知道共产党在建国后发动的一场又一场血腥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不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针对上海近日新编的一部高中世界史教科书在一篇文章中发表看法说：“（中国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我也偶尔翻过，从1950 年以后都是伪造的历史，只是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的革命、毛泽东的伟大、中国人民都靠他、是大救星之类的。总而言之，全是宣传而且抹杀、伪造、曲解过去的历史而且充满了政治宣传。今天这个教科书引起注意，就是它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旺、帝王将相、外族的入侵、蒙古人入侵、满洲人侵略之类的，以及现代的共产党的革命种种都一概只字不谈了，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风俗、对外贸易、中国怎样求政治稳定、尊重不同文化、社会和谐等。”
余英时教授还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不深谈。我们现在只谈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当然有另外一种批评的就是抹杀了历史，把历史包括共产党犯的很多大的错误，像大跃进、文革、伤害几千万人的事情也都避而不提了，也就是说是隐藏历史真相，这是反面的批评。 ”
*有意回避阶级斗争无限扩大*
尽管余英时先生承认，历史要想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中国青年，要想通过这套历史书，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显然是办不到的，特别是这套历史教科书有意识地回避了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不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
谈到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掌权的头10年，仅带“反”字的运动就有“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每一次运动，都有人数众多的男男女女遭殃，成为“阶级敌人”。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干脆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面临正视历史错误问题*
到了今天，中国正在进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再谈阶级斗争为纲，显然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在历史教科书中，怎样表述这段历史，怎样让今天的青年汲取历史的教训，仍然是教育者和学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和篡改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所犯罪行的部份日本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如何正视自己国家历史错误的问题。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说：“20世纪人类遭受到的苦难规模之大，曾使许多学者反思。一些学者使用了‘国家之罪’的概念，将那些国家领导人依靠他们掌握的组织资源与军事资源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称之‘国家罪错’。以此观照中国，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毫无疑问是个国家之罪频发的国度。在众多共产主义国家迫害致死的1亿多男女老少里头，中国占了将近一半。”
何清涟女士说：“由于这些死亡数字在中国属于国家机密，人们只能估算。世所公认的几次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就有如下几例：从1948年到1955年，在纷至沓来的土改和镇反运动当中有400万人被处决。 1959年－1961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多达3000多万人。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成千上万死于非命者。尽管中国号称改革开放已经达20多年，但至今在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中，对这些历史上的国家罪错还是讳莫如深，有的只字不提，有的则是与史实不符的叙说。”
*镇反运动导致知识份子噤声*
何清涟女士问道：是什么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既不反省历史罪错，又能够不断制造新的国家罪错？大部份中国知识份子面对暴政的沉默，是原因之一。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范仲淹《灵鸟赋》中所说的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识份子，但是，像北大女学生林昭那样的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有学者认为，是镇反运动导致中国知识份子面对暴政的噤声。镇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而一般历史教科书上，没有怎么提及，海内外的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之首的这场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
*官方镇反运动轻描淡写*
今天的中国青年，要想了解镇反运动，在共青团中央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镇反运动是“1950年至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这场运动真相到底怎么样呢？为什么海外学者评价这场运动的时候，竟然说这场运动“杀服了中国人民呢”？下面介绍中国学者杨奎松对这场运动的研究。
杨奎松教授1953生，重庆人,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杨奎松最近发表在史学研究上的一篇关于中国镇反运动的学术论文，在海内外引起了关注。
根据杨奎松教授的论文，“韩战的爆发导致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毫不隐瞒发动这次镇反运动的动机之一是教育群众。 “双十”指示特别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提出，“这次镇压反革命，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其作法就是：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以杀人作为宣传手段*
以杀人的手段作为恫吓群众的宣传手段，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毛泽东还亲自定出了一个在全国人口中杀千分之一的比例。
毛泽东1月21日，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
杨奎松教授在有关镇反的论文中引述历史资料说，“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在3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杀人计划，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 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残酷无情滥杀无辜*
在这场比下透雨还痛快的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全国杀声震天，出现大量冤假错案。据杨奎松教授介绍，福建长汀的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毫无民愤或血债，既无口述交待材料，亦无检举揭发材料，甚至全无审问笔录，更谈不上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即被轻易枪杀。湖南衡阳茶市的刘伯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学友会的负责人。他被作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而枪毙。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因为八年抗战期间受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著名抗日英雄，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之职的田西园，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而被杀害。
挟嫌报复造成冤假错案，乃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据杨魁松教授引述有关史料，“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了二百二十六人，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有的县送到公安局之犯人连材料都没有，仅写一个坏字。有些县杀人之后让群众割犯人的肉回家”。
与现在执行死刑时注意到犯人的人权，有些采取注射针剂，让犯人有尊严和无痛苦死去的做法相比，中共50年代初期镇反时，往往采取开公审大会，让老百姓亲眼看杀人过程的做法，以期收到对人民的震慑效果。据报导，在山西省， “当反革命罪犯被押进会场时，会场情绪愤慨，罪犯面如土色。全市人民几乎完全出动，道路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5、6里以外的刑场，人山人海，争睹反革命的下场。当罪犯在刑场倒下时，数千观众狂热鼓掌跳跃，高呼口号。个别罪犯家属哭泣，也惹得周围群众嘲笑”。
*镇反直接受害者三百万*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以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1.24的水平了。农村地区被处决的人数最多，许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了千分之 1.5，一些省区且已超过千分之2的水平了。”
海外学者张鹤慈分析说：“这只是毛泽东公开承认的，实际还要多，杀关管共300多万人，如果加上收牵连的家属应该是几千万人了。”
澳大利亚学者张鹤慈接着说：“镇反不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而是为了建立独裁统治的需要，镇反杀的70万人，不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而是为了杀服中国的人民。不但强迫人民去看他杀人，还强迫那些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人民给他叫好。随之的一波又一波运动，人民看见他手里那滴着鲜血的屠刀，望着那些被送上革命祭坛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最终只有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