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04 22:57:44作者：《中原大地世纪回眸》
明居正：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闻名海外的政论家凌锋(本名：林保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凌锋先生您好！
凌锋：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好！
明居正：林先生的身份非常特别，他曾经到大陆住过21年，在香港也住过二十一年，大家等一下听他口音就知道他是一个华侨。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从海外因为心向社会主义所以就回归中国大陆。
那么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刚好是五十年代，所以看尽了中国大陆大概最惊涛骇浪的十几二十年。他自己在中国大陆一段成长的经过，可以说就反映了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政治上的变化。
后来离开大陆时候，他在海外有过很多的评论文章或者节目，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很多地方也见过他。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请到林先生来到我们节目跟朋友见面。
凌锋先生，我们刚简单介绍您是华侨的背景，您是不是可以用几分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个人成长的经过？
凌锋：我是华侨背景但我并不是在印尼出生的，我出生是在重庆，但是1938年也就是正好是抗战的时候因为逃避战火才到印尼，等于说也是一种被迫当然跟一般人的被迫不一样，一般像广东附近沿海的华侨到那边去是谋生，我们主要是逃避战火。
我的背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北平天津大学毕业，爸爸是1937年毕业到重庆去工作教书，但是因为战争爆发，当时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重庆，就为了逃避战火所以到印尼去。开始是住在印尼中爪哇岛一个小城市叫梭罗，那是一个很淳朴的古城。我爸爸到了那里有个华侨中学，在小学和初中当校长，我妈妈就教书。我四岁就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这样成长起来了。
那么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第一代，我们本来去印尼就是被迫的，因为我爸爸是厦门人他在那收留两个妹妹，等于说家里有人接应，他们心里一直想的还是回到中国，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打算。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当时中国刚好处于内战时候，那么内战快结束的时候，当时一般的知识份子在当时来讲思想都是左倾，因为总觉得共产党代表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内战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做回国的准备。当时我们就从梭罗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因为当时回中国都要经过雅加达坐船回来的。
其实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那些年轻的老师事实上都是有共产党的背景，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可能是青年团或者外围组织，他们很早就对我进行……现在来说就是 “统战”，我九岁时候就给我看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虽然我当时不太懂政治，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至少知道所谓一个忠一个奸，所以我看了那本书以后，就觉得共产党是属于忠的、国民党是属于奸的。因此到了雅加达，特别是进了初中、高中，学校本身就是左倾学校……。
明居正：那么您父亲本人是不是左倾呢？
凌锋：我父亲本人也是比较属于左倾，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包括一些朋友里面都是左倾的占大多数，因此他们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学校的教育，我们那时候使用的课本都是共产党的课本。
明居正：所以我印象里，其实好像您的老师对您的影响好像更大一点对不对？
凌锋：对，老师的影响比父亲母亲更大。父亲母亲比较属于思想开明的，比较能接受新事物的，但是那些老师本身就是用党的教育政策、党的文宣那套东西来教育我。
明居正：您刚说是课本然后给您读的课外教材都是接近共产党宣传品吗？
凌锋：对，甚至学校要开展一些社会活动也都是。比如每年十月一号国庆节而组织些活动，那本身就是拿那些五星旗……那些不是一般左倾就是那些……。
明居正：它有点像现在所谓的左派学校，或者根本就是海外的基地。所以您就在这种背景底下成长，您也觉得说接受一个共产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凌锋：对，因为它们当时宣传的共产党简直是万无一失，都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当时看报纸也完全不让我们看所谓反动报纸，完全接受的就是……如果看到中国有什么缺点，就说因为比较贫穷那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然后其它的共产党所要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几乎好像都是十全十美的理想主义。
明居正：也就是说您从十七岁之后回大陆，那么在这个之前其实您的思想就已经慢慢向左走了对不对？您大概回想您还记不记得您几岁下决心要回大陆？
凌锋：本来就是爸爸妈妈搬到雅加达就准备要回大陆，但是进了初中以后，因为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合国建国，建国以后我们所受的教育，那个学校……初中的校长是地下党员、训育主任也是党员，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订立爱国公约，爱国公约里明确说我们不能看美国电影，也不能看反动报纸，所以等于把我们的思想禁锢在那种很特定的共产党的教育下面。
明居正：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左的背景已经非常强？
凌锋：对！已经非常强烈。我后来也很奇怪说不准看美国电影，也不能看反动报纸，我们当时在印尼居然也不看了，这不看除了是一种自觉的爱国，就是怕万一看了以后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看到，那就会对我们……我回忆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恐惧情绪，就是那种政治压力，那时候在印尼我们都已经有这种压力。
明居正：凌锋先生，您刚提到说您在17岁那年就回到大陆，以当时大陆的政策来说，它是有一个比较优待华侨的政策，您算是政策之下的受益人？
凌锋：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所谓这个优待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参加高考，它里面规定如果考试成绩跟其他国内同学是一样的话，我们华侨和那些少数民族就优先录取。
另外，所谓“优待”就是我们从印尼回国，比如带自行车、手表、相机就一件自用的话就可以免税，但如果多带的话就要交税，但这些东西将来如果要卖掉的话，那也要补税，大概只有这个优待。
明居正：其他的方面并不多？
凌锋：其他方面比如说进了大学以后，当然也组织华侨小组之类，就说是给我们组织去旅游之类，其他方面也并没有太多的优待。
明居正：因为我知道在有些地方像福建、厦门或说朝湾这些地方，有些地方就像华侨政策好像再宽一点点，那么回到那去如果说他华侨他受斗争可能轻一点，还有那么情况。
凌锋：这两种情况如果在大城市所谓比较讲政策，他是对你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在有些小城市可能反而糟糕，他不懂得政策觉得你这个华侨肯定是有问题，过去生活这样好为什么要回来，所以如果别人不斗的话，可能偏偏就来斗你。
明居正：我也看过这个情况，非常的奇怪的。那就是您反正十七岁回去了，那么后来没有多久进到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那么您可不可以谈谈，就是您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系？进了这个系之后您的一般生活大概是怎么样？您记忆是怎么样子？
凌锋：因为我在印尼我家里是知识份子家庭，所以我比较喜欢看书之类，特别是共产党的宣传；通过文艺宣传、还有历史的培养我们爱国情绪，所以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虽然是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选志愿的时候一个考中国文学系；一个就选中国历史。
但第一年我没考上文学系，我就觉得文学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第二年考的时候我就选历史，其他学校是7月15日考试，但是人大跟一些电影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之类是7月1日，所以我当时抱着玩玩的心情，多一次临场的经验所以去考。
因为当时它没有中文系，所以我也只能考这个历史系，它历史系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基础。马列主义基础当时我看了就很怕，所以就选中国革命史，因为到底是……。
明居正：比较熟悉点。
凌锋：好像还是一个历史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试试看。结果一考上以后……后面15日的考试就不能再参加。
明居正：喔！这样子。
凌锋：所以那就是说将错就错了。
明居正：就决定了。
凌锋：就进去了。
明居正：进了大学之后读书生活感觉怎么样？
凌锋：开始读书生活大家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因为人大……政治性很强的，我们有没有保送我不知道，但是一般的像我们班级里面，30个人里面有20个是调干生，就所谓革命干部考进来的，还有三分之一是那种应届的高中生毕业生，那我们等于算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虽然我有一年是在那补习的。这个里面除了一个不是党团员以外，其他全是党团员。
明居正：还有不是党团员，那我倒相当惊讶！
凌锋：每个班级有一个党支部、有一个团支部，所以政治空气等于是非常的浓厚。特别是56年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正好苏共20大刚开完，然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特别是布达佩斯起义。当时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学校里一天到晚就政治学习。
明居正：空气就比较紧。
凌锋：空气比较紧张，大家要谈看法然后进行教育，有什么不对的看法要进行纠正，整个学校里面我自己觉得政治空气很浓厚，而且后来因为搞政治运动，实际上我们书读的也不多。
明居正：不过人大就像您刚说，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政治空气比较浓厚的一个系，它也是专门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你们其实一般来说专业，它如果说你们可以后补，但你红跟不红那恐怕比较重要。
凌锋：对。
明居正：所以如果说你们小的出轨，他们把你纠正回来，纠正不来就放弃。
凌锋：而且56年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特殊，56年1月不是那个向科学进军但是遗留在知识份子，所以那年我们考进去的时候等于我们这个系一共招了六百六十个人，我们当时是有上百个人等于十个班，所以后来我们说是小冒进，也因为它是一个冒进也正好是知识份子政策，所以当时我们是学生就是等于是对我们阶级成分要求不高。到第二年才变。
明居正：但是第二年到了反右的时候它等于开始清洗阶级队伍了嘛！
凌锋：对。
明居正：那很多人就该清出来就清出来，从大右到中右到小右都清出来，现在就差不多快要进入到反右运动。我知道您在反右运动当中也曾经被打到，那么在进到反右以前，我想还是让这个朋友们再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您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从您回去就是55年前后到57年这二年当中，第一您对社会的观察是什么？第二您对政治的观察是什么？
凌锋：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当时就是刚才我讲的对中国社会简直是“路不拾遗，夜不避户”，没有苍蝇没有蚊子，我们所做的事实际上准备……只是说是吃苦，只要能够吃苦就不怕了。后来回去以后，我主要住学校以外在那个华侨补校，我还住到我姨母那里，我姨父是一级教授，等于是高级知识份子圈子，所以接触到的人也是上层的人比较多。
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并没有看到的像比较多的问题，但是56年暑假我妈妈回来看我，那我们一起到厦门因为我厦门人，一到厦门就接触到我一些叔叔、姑母，那生活就比较相当贫困……。
明居正：他们什么成份？
凌锋：他们贫农，但我祖父是医生，也算是给批斗过的，但是我姑母跟叔父生活就很差，他们也跟我埋怨粮食不够吃，所以这些给我等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些比较不同的声音，(明居正：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
明居正：可是您并没有亲身体验。
凌锋：没有亲身体验，我看到他们的房子很狭小，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明居正：您说您去到他们住的地方了？
凌锋：对。
明居正：看到他们真正生活了？
凌锋：对。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觉得未来还是会好的。但是我也问了他们一下那个金门战役，因为在印尼时候，金门战役共产党是完全不承认有这个战役的，我也偷偷问我叔父，我叔父说的确是有，去了就没有回来。
明居正：就是1949年那一场？
凌锋：对，所以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我的想法，当时我也没有讲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正好是反胡风(反胡风运动)，当时虽然没有波及到自己，但是也听到一些所谓有人自杀，特别看到有一些他们的信件被公布出来，我当然也有一些自己想法，但是从总的来讲，我觉得他们既然是反革命，你说把他们信件搜出来公布，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明居正：但一般来说都市的生活跟农村生活还是有差距？
凌锋：对，还是有差距。
明居正：您待的地方都市比较多，对不对？
凌锋：我在上海，等于是生活环境都是很好的。
明居正：所以一般来说您并不会感觉到说这个物资上的困难还没有，那时候？
凌锋：对，还没有。
明居正：当然就了解到说乡下的贫困，总觉得说那是传统将来会变好了，对不对？
凌锋：对。
明居正：因为报上就这么说的，您也就这么相信了？
凌锋：对。
明居正：那您当时对政治上有什么看法呢？
凌锋：政治上……这些肃反运动、反胡风运动，我当然觉得看到那些批判言论，我当然觉得像很凶，但是总觉得还可以接受，而然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坏人，我也应该会好像受到这样子冲击，也是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这个又不是我自己，但是我那些我的姨父，姨母家里也没有受到这个，但是还是比较多的讲要对知识份子照顾，讲这方面比较多一点，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并没有，并没有太大的震动。
当时还有一个三大改造，当资本家敲锣打鼓这些，虽然这些问题总觉得好像共产党还是搞的不错，因为不像苏联对资本家采取那种好像没收那种比较……中国这方面好像只有中国特色！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还可以。
明居正：因为当时是号称采取“赎买”政策。
凌锋：对呀！对呀！
明居正：所以您们看到的、听到的，就说在那个情况你们都觉得还是好的，对不对？
凌锋：还算好。但了反右以后，有些右派讲了一些话，我才感到非常的吃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
明居正：但您可能还认为说这些右派怎么这么说。
凌锋：我当时就是不表态，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有还是人家造谣，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对这些问题我就没有表态。
明居正：那现在总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从那个比较年轻充满憧景的那种心情回到了祖国大地，您当然是很高兴的啦！那么您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推行一套理想主教育，它创造一个理想制造理想主义的新人，您自己觉得说第一次教育整体成不成功；第二就是您自己是不是当时很自觉的也想成为这种理想主义教育下的一个新人，您当时怎么看这个事情？
凌锋：我觉得它的教育很成功的，而且我也愿意，就说我虽然是华侨回去，我尽量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华侨，我也不想好像照顾，我想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一样的，同样我一回去就要填那个出生，我想出生我一定严格要求，因为我父亲做过生意虽然时间不长，我觉得我还是填资产阶级，这样子可能组织刚好可以帮助我。
明居正：所以这的确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射。各位朋友，我们在后面几集就继续再跟凌锋先生探讨这问题，因为我在前面开头说，林先生回去时候正好赶上大陆几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半出去然后再回来的人，在这边重新体会一遍然后再出去，今天回头看看，所以他的观察非常深刻非常有趣。
我们这集限于时间就只能谈到这里，我们后面几集会跟凌锋先生继续往下挖掘，反右运动、三面红旗等等事件。今天就谢谢凌锋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凌锋：谢谢！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
凌锋：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好！
明居正：林先生的身份非常特别，他曾经到大陆住过21年，在香港也住过二十一年，大家等一下听他口音就知道他是一个华侨。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从海外因为心向社会主义所以就回归中国大陆。
那么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刚好是五十年代，所以看尽了中国大陆大概最惊涛骇浪的十几二十年。他自己在中国大陆一段成长的经过，可以说就反映了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政治上的变化。
后来离开大陆时候，他在海外有过很多的评论文章或者节目，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很多地方也见过他。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请到林先生来到我们节目跟朋友见面。
凌锋先生，我们刚简单介绍您是华侨的背景，您是不是可以用几分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个人成长的经过？
凌锋：我是华侨背景但我并不是在印尼出生的，我出生是在重庆，但是1938年也就是正好是抗战的时候因为逃避战火才到印尼，等于说也是一种被迫当然跟一般人的被迫不一样，一般像广东附近沿海的华侨到那边去是谋生，我们主要是逃避战火。
我的背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北平天津大学毕业，爸爸是1937年毕业到重庆去工作教书，但是因为战争爆发，当时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重庆，就为了逃避战火所以到印尼去。开始是住在印尼中爪哇岛一个小城市叫梭罗，那是一个很淳朴的古城。我爸爸到了那里有个华侨中学，在小学和初中当校长，我妈妈就教书。我四岁就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这样成长起来了。
那么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第一代，我们本来去印尼就是被迫的，因为我爸爸是厦门人他在那收留两个妹妹，等于说家里有人接应，他们心里一直想的还是回到中国，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打算。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当时中国刚好处于内战时候，那么内战快结束的时候，当时一般的知识份子在当时来讲思想都是左倾，因为总觉得共产党代表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内战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做回国的准备。当时我们就从梭罗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因为当时回中国都要经过雅加达坐船回来的。
其实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那些年轻的老师事实上都是有共产党的背景，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可能是青年团或者外围组织，他们很早就对我进行……现在来说就是 “统战”，我九岁时候就给我看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虽然我当时不太懂政治，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至少知道所谓一个忠一个奸，所以我看了那本书以后，就觉得共产党是属于忠的、国民党是属于奸的。因此到了雅加达，特别是进了初中、高中，学校本身就是左倾学校……。
明居正：那么您父亲本人是不是左倾呢？
凌锋：我父亲本人也是比较属于左倾，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包括一些朋友里面都是左倾的占大多数，因此他们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学校的教育，我们那时候使用的课本都是共产党的课本。
明居正：所以我印象里，其实好像您的老师对您的影响好像更大一点对不对？
凌锋：对，老师的影响比父亲母亲更大。父亲母亲比较属于思想开明的，比较能接受新事物的，但是那些老师本身就是用党的教育政策、党的文宣那套东西来教育我。
明居正：您刚说是课本然后给您读的课外教材都是接近共产党宣传品吗？
凌锋：对，甚至学校要开展一些社会活动也都是。比如每年十月一号国庆节而组织些活动，那本身就是拿那些五星旗……那些不是一般左倾就是那些……。
明居正：它有点像现在所谓的左派学校，或者根本就是海外的基地。所以您就在这种背景底下成长，您也觉得说接受一个共产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凌锋：对，因为它们当时宣传的共产党简直是万无一失，都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当时看报纸也完全不让我们看所谓反动报纸，完全接受的就是……如果看到中国有什么缺点，就说因为比较贫穷那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然后其它的共产党所要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几乎好像都是十全十美的理想主义。
明居正：也就是说您从十七岁之后回大陆，那么在这个之前其实您的思想就已经慢慢向左走了对不对？您大概回想您还记不记得您几岁下决心要回大陆？
凌锋：本来就是爸爸妈妈搬到雅加达就准备要回大陆，但是进了初中以后，因为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合国建国，建国以后我们所受的教育，那个学校……初中的校长是地下党员、训育主任也是党员，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订立爱国公约，爱国公约里明确说我们不能看美国电影，也不能看反动报纸，所以等于把我们的思想禁锢在那种很特定的共产党的教育下面。
明居正：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左的背景已经非常强？
凌锋：对！已经非常强烈。我后来也很奇怪说不准看美国电影，也不能看反动报纸，我们当时在印尼居然也不看了，这不看除了是一种自觉的爱国，就是怕万一看了以后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看到，那就会对我们……我回忆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恐惧情绪，就是那种政治压力，那时候在印尼我们都已经有这种压力。
明居正：凌锋先生，您刚提到说您在17岁那年就回到大陆，以当时大陆的政策来说，它是有一个比较优待华侨的政策，您算是政策之下的受益人？
凌锋：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所谓这个优待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参加高考，它里面规定如果考试成绩跟其他国内同学是一样的话，我们华侨和那些少数民族就优先录取。
另外，所谓“优待”就是我们从印尼回国，比如带自行车、手表、相机就一件自用的话就可以免税，但如果多带的话就要交税，但这些东西将来如果要卖掉的话，那也要补税，大概只有这个优待。
明居正：其他的方面并不多？
凌锋：其他方面比如说进了大学以后，当然也组织华侨小组之类，就说是给我们组织去旅游之类，其他方面也并没有太多的优待。
明居正：因为我知道在有些地方像福建、厦门或说朝湾这些地方，有些地方就像华侨政策好像再宽一点点，那么回到那去如果说他华侨他受斗争可能轻一点，还有那么情况。
凌锋：这两种情况如果在大城市所谓比较讲政策，他是对你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在有些小城市可能反而糟糕，他不懂得政策觉得你这个华侨肯定是有问题，过去生活这样好为什么要回来，所以如果别人不斗的话，可能偏偏就来斗你。
明居正：我也看过这个情况，非常的奇怪的。那就是您反正十七岁回去了，那么后来没有多久进到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那么您可不可以谈谈，就是您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系？进了这个系之后您的一般生活大概是怎么样？您记忆是怎么样子？
凌锋：因为我在印尼我家里是知识份子家庭，所以我比较喜欢看书之类，特别是共产党的宣传；通过文艺宣传、还有历史的培养我们爱国情绪，所以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虽然是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选志愿的时候一个考中国文学系；一个就选中国历史。
但第一年我没考上文学系，我就觉得文学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第二年考的时候我就选历史，其他学校是7月15日考试，但是人大跟一些电影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之类是7月1日，所以我当时抱着玩玩的心情，多一次临场的经验所以去考。
因为当时它没有中文系，所以我也只能考这个历史系，它历史系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基础。马列主义基础当时我看了就很怕，所以就选中国革命史，因为到底是……。
明居正：比较熟悉点。
凌锋：好像还是一个历史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试试看。结果一考上以后……后面15日的考试就不能再参加。
明居正：喔！这样子。
凌锋：所以那就是说将错就错了。
明居正：就决定了。
凌锋：就进去了。
明居正：进了大学之后读书生活感觉怎么样？
凌锋：开始读书生活大家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因为人大……政治性很强的，我们有没有保送我不知道，但是一般的像我们班级里面，30个人里面有20个是调干生，就所谓革命干部考进来的，还有三分之一是那种应届的高中生毕业生，那我们等于算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虽然我有一年是在那补习的。这个里面除了一个不是党团员以外，其他全是党团员。
明居正：还有不是党团员，那我倒相当惊讶！
凌锋：每个班级有一个党支部、有一个团支部，所以政治空气等于是非常的浓厚。特别是56年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正好苏共20大刚开完，然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特别是布达佩斯起义。当时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学校里一天到晚就政治学习。
明居正：空气就比较紧。
凌锋：空气比较紧张，大家要谈看法然后进行教育，有什么不对的看法要进行纠正，整个学校里面我自己觉得政治空气很浓厚，而且后来因为搞政治运动，实际上我们书读的也不多。
明居正：不过人大就像您刚说，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政治空气比较浓厚的一个系，它也是专门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你们其实一般来说专业，它如果说你们可以后补，但你红跟不红那恐怕比较重要。
凌锋：对。
明居正：所以如果说你们小的出轨，他们把你纠正回来，纠正不来就放弃。
凌锋：而且56年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特殊，56年1月不是那个向科学进军但是遗留在知识份子，所以那年我们考进去的时候等于我们这个系一共招了六百六十个人，我们当时是有上百个人等于十个班，所以后来我们说是小冒进，也因为它是一个冒进也正好是知识份子政策，所以当时我们是学生就是等于是对我们阶级成分要求不高。到第二年才变。
明居正：但是第二年到了反右的时候它等于开始清洗阶级队伍了嘛！
凌锋：对。
明居正：那很多人就该清出来就清出来，从大右到中右到小右都清出来，现在就差不多快要进入到反右运动。我知道您在反右运动当中也曾经被打到，那么在进到反右以前，我想还是让这个朋友们再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您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从您回去就是55年前后到57年这二年当中，第一您对社会的观察是什么？第二您对政治的观察是什么？
凌锋：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当时就是刚才我讲的对中国社会简直是“路不拾遗，夜不避户”，没有苍蝇没有蚊子，我们所做的事实际上准备……只是说是吃苦，只要能够吃苦就不怕了。后来回去以后，我主要住学校以外在那个华侨补校，我还住到我姨母那里，我姨父是一级教授，等于是高级知识份子圈子，所以接触到的人也是上层的人比较多。
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并没有看到的像比较多的问题，但是56年暑假我妈妈回来看我，那我们一起到厦门因为我厦门人，一到厦门就接触到我一些叔叔、姑母，那生活就比较相当贫困……。
明居正：他们什么成份？
凌锋：他们贫农，但我祖父是医生，也算是给批斗过的，但是我姑母跟叔父生活就很差，他们也跟我埋怨粮食不够吃，所以这些给我等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些比较不同的声音，(明居正：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
明居正：可是您并没有亲身体验。
凌锋：没有亲身体验，我看到他们的房子很狭小，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明居正：您说您去到他们住的地方了？
凌锋：对。
明居正：看到他们真正生活了？
凌锋：对。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觉得未来还是会好的。但是我也问了他们一下那个金门战役，因为在印尼时候，金门战役共产党是完全不承认有这个战役的，我也偷偷问我叔父，我叔父说的确是有，去了就没有回来。
明居正：就是1949年那一场？
凌锋：对，所以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我的想法，当时我也没有讲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正好是反胡风(反胡风运动)，当时虽然没有波及到自己，但是也听到一些所谓有人自杀，特别看到有一些他们的信件被公布出来，我当然也有一些自己想法，但是从总的来讲，我觉得他们既然是反革命，你说把他们信件搜出来公布，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明居正：但一般来说都市的生活跟农村生活还是有差距？
凌锋：对，还是有差距。
明居正：您待的地方都市比较多，对不对？
凌锋：我在上海，等于是生活环境都是很好的。
明居正：所以一般来说您并不会感觉到说这个物资上的困难还没有，那时候？
凌锋：对，还没有。
明居正：当然就了解到说乡下的贫困，总觉得说那是传统将来会变好了，对不对？
凌锋：对。
明居正：因为报上就这么说的，您也就这么相信了？
凌锋：对。
明居正：那您当时对政治上有什么看法呢？
凌锋：政治上……这些肃反运动、反胡风运动，我当然觉得看到那些批判言论，我当然觉得像很凶，但是总觉得还可以接受，而然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坏人，我也应该会好像受到这样子冲击，也是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这个又不是我自己，但是我那些我的姨父，姨母家里也没有受到这个，但是还是比较多的讲要对知识份子照顾，讲这方面比较多一点，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并没有，并没有太大的震动。
当时还有一个三大改造，当资本家敲锣打鼓这些，虽然这些问题总觉得好像共产党还是搞的不错，因为不像苏联对资本家采取那种好像没收那种比较……中国这方面好像只有中国特色！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还可以。
明居正：因为当时是号称采取“赎买”政策。
凌锋：对呀！对呀！
明居正：所以您们看到的、听到的，就说在那个情况你们都觉得还是好的，对不对？
凌锋：还算好。但了反右以后，有些右派讲了一些话，我才感到非常的吃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
明居正：但您可能还认为说这些右派怎么这么说。
凌锋：我当时就是不表态，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有还是人家造谣，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对这些问题我就没有表态。
明居正：那现在总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从那个比较年轻充满憧景的那种心情回到了祖国大地，您当然是很高兴的啦！那么您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推行一套理想主教育，它创造一个理想制造理想主义的新人，您自己觉得说第一次教育整体成不成功；第二就是您自己是不是当时很自觉的也想成为这种理想主义教育下的一个新人，您当时怎么看这个事情？
凌锋：我觉得它的教育很成功的，而且我也愿意，就说我虽然是华侨回去，我尽量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华侨，我也不想好像照顾，我想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一样的，同样我一回去就要填那个出生，我想出生我一定严格要求，因为我父亲做过生意虽然时间不长，我觉得我还是填资产阶级，这样子可能组织刚好可以帮助我。
明居正：所以这的确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射。各位朋友，我们在后面几集就继续再跟凌锋先生探讨这问题，因为我在前面开头说，林先生回去时候正好赶上大陆几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半出去然后再回来的人，在这边重新体会一遍然后再出去，今天回头看看，所以他的观察非常深刻非常有趣。
我们这集限于时间就只能谈到这里，我们后面几集会跟凌锋先生继续往下挖掘，反右运动、三面红旗等等事件。今天就谢谢凌锋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凌锋：谢谢！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