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11 03:57:06作者：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城市一直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京穗两地政府近日都放风，表示要鼓励独生子女夫妻生两个孩子，以期解决城市劳动力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但有专家预测，现时养育子女的住房、医疗、教育费用高企，即使有政策支持，也并非所有的独生子女夫妇都会选择生两个孩子。
近两个月以来，北京、广州计生部门官员纷纷向当地媒体放风，鼓励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两个孩子，希望籍此解决当地劳动力老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广州还出台一系列帮扶因病（祸）致贫的困难独生子女家庭的政策，以减轻这些家庭的负担。
为了把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迅速膨胀的人口规模尽快减缓下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急刹车——实施提倡“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那时起，中国城市对生二胎开始严格控制，但同时也规定“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从2004年开始独生子女进入婚孕期高峰，中国正逐渐步入这项政策的兑现期。
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有资料显示，从70年代始中国城市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2.1)，90 年代一直稳定在1.3左右的超低水平上。生育率持续走低给国民年龄结构上带来的不利影响问题：老龄化和与之相应的劳动力匮乏问题。04年中国将毋容置疑地迈入老年社会行列──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数的7%。实际上，如果撇开农村不算只计城市的话，2000年开始北京和上海这个数字已经分别达到了 14%和13%，早就进入老年社会了。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更是双向加速进行的老龄化，在人口金字塔图式中，既在金字塔顶部造成了老龄化(由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所致)，也在金字塔底部造成了老龄化(由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少儿人口的稀少所致)。
80年代起典型的中国城市家庭样本就是“四（两对祖父母）、二（一对独生子女父母）、一（一个双独夫妇的子女）”，这样的家庭结构被人口学家称之为“脆弱的家庭结构”，因为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仍是独生子女，那么三代同堂时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家庭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作为政府，鼓励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当地的劳动力老化和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考量，然而，作为决定生第二个孩子的独生子女的夫妇而却有自己的想法，广州双独夫妻甘小姐的想法颇具代表性。
广州公务员甘小姐表示：“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从小就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小朋友，虽然生第二个孩子经济压力真的很重，生孩子也痛苦，但是我和老公都认为无论是教育孩子和孩子的成长环境，但是长大后兄弟姐妹有个照应的方面考虑，所以我还是打算都再生一个小宝宝。”
以广州为例，生育第二个孩子要给一个家庭增加多少成本。根据2002年一项调查，广州等城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 1940.26元，而每月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为503.72元，占据家庭月收入的25.96%。如果生二胎，意味着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要用于孩子身上。如果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生活品质必将有所降低。这就是现在很青年夫妇不愿意结婚，结婚也宁愿丁克(注)的原因所在。
但是同时京穗两地过去一些鼓励“只生一个好”的独生子女的福利政策仍在实施，无形当中对现在鼓励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起到一定阻力作用。
11月8日《信息时报》援引广州市人口计生局负责人谢国安称，广州有很多针对独生子女的保障措施，例如城市居民有基本医疗、养老等完善的社保制度，还有独生子女综合险、独生子女家庭综合险。他认为，可以说广州居民基本上不需要依靠子女在经济上来养老，不存在养老风险。
据报道，谢国安还说，在农村，实行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只生育了二个女孩的农村夫妻，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每人每月发给计划生育奖励金80元（人民币，下同）。番禺、增城更提高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假设一个农村家庭符合条件，那么夫妻俩年过六旬后每人每月各奖励100元，一年就是2400元，比外省的标准高得多，同样能实现经济上基本养老。
而北京市2000年4月1日施行新修订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中，将放弃第二胎生育指标的奖励额度由500元至 1000元上升为1000元至2000元，其中包括“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夫妇。
中国现在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人口素质逆淘汰。2000年8月1日的《中华文摘》刊出的《一个还是两个──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文当中，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理论教研室周孝正表示，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债长。
有专家分析能否承担生育和抚养成本已经成为决定家庭是否生育和生几个的前提。专家田雪原对《信息时报》分析称，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但“生一个还是生两个，人们主要会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如果未来收益能够大大高于对两个孩子的投入，也许更多夫妇会选择生二胎，但是目前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不但受益不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可能降低，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会考虑不生二胎；另一方面取决于观念，比如有些人不愿意结婚，甚至结婚的夫妇甘愿做丁克家庭，尽管这类人的比例仍然不算太高，但数量也不可忽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了这样的政策，也并非所有的独生子女夫妇都会选择生两个孩子。”
人口学家们希望靠诸如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之类的政策对“逆淘汰”起到缓解作用、加固家庭结构，但光凭政策恢复鼓励就能改变如今的青年人的生育观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在很多大城市，“只生一个”已经成了一种定向思维，更主要的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显著的变化。
2000年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京、沪、穗三地78户“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当中，仅有46.2%的家庭只想生一个孩子，愿意生二胎的仅占29.5%，此外的21.8%尚未考虑，另外几户说“不要孩子”。在社会竞争以及生存压力更大的今天，是否要生第二个孩子夫妇们自然会更谨慎的考量。
(注): “丁克”本是指有良好事业与收入，婚后却不生孩子，强调独立、追求生活享受的年轻夫妇，但在中国传统伦理观与年轻人的新家庭观的碰撞下，却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式“丁克”
近两个月以来，北京、广州计生部门官员纷纷向当地媒体放风，鼓励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两个孩子，希望籍此解决当地劳动力老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广州还出台一系列帮扶因病（祸）致贫的困难独生子女家庭的政策，以减轻这些家庭的负担。
为了把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迅速膨胀的人口规模尽快减缓下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急刹车——实施提倡“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那时起，中国城市对生二胎开始严格控制，但同时也规定“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从2004年开始独生子女进入婚孕期高峰，中国正逐渐步入这项政策的兑现期。
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有资料显示，从70年代始中国城市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2.1)，90 年代一直稳定在1.3左右的超低水平上。生育率持续走低给国民年龄结构上带来的不利影响问题：老龄化和与之相应的劳动力匮乏问题。04年中国将毋容置疑地迈入老年社会行列──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数的7%。实际上，如果撇开农村不算只计城市的话，2000年开始北京和上海这个数字已经分别达到了 14%和13%，早就进入老年社会了。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更是双向加速进行的老龄化，在人口金字塔图式中，既在金字塔顶部造成了老龄化(由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所致)，也在金字塔底部造成了老龄化(由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少儿人口的稀少所致)。
80年代起典型的中国城市家庭样本就是“四（两对祖父母）、二（一对独生子女父母）、一（一个双独夫妇的子女）”，这样的家庭结构被人口学家称之为“脆弱的家庭结构”，因为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仍是独生子女，那么三代同堂时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家庭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作为政府，鼓励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当地的劳动力老化和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考量，然而，作为决定生第二个孩子的独生子女的夫妇而却有自己的想法，广州双独夫妻甘小姐的想法颇具代表性。
广州公务员甘小姐表示：“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从小就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小朋友，虽然生第二个孩子经济压力真的很重，生孩子也痛苦，但是我和老公都认为无论是教育孩子和孩子的成长环境，但是长大后兄弟姐妹有个照应的方面考虑，所以我还是打算都再生一个小宝宝。”
以广州为例，生育第二个孩子要给一个家庭增加多少成本。根据2002年一项调查，广州等城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 1940.26元，而每月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为503.72元，占据家庭月收入的25.96%。如果生二胎，意味着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要用于孩子身上。如果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生活品质必将有所降低。这就是现在很青年夫妇不愿意结婚，结婚也宁愿丁克(注)的原因所在。
但是同时京穗两地过去一些鼓励“只生一个好”的独生子女的福利政策仍在实施，无形当中对现在鼓励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起到一定阻力作用。
11月8日《信息时报》援引广州市人口计生局负责人谢国安称，广州有很多针对独生子女的保障措施，例如城市居民有基本医疗、养老等完善的社保制度，还有独生子女综合险、独生子女家庭综合险。他认为，可以说广州居民基本上不需要依靠子女在经济上来养老，不存在养老风险。
据报道，谢国安还说，在农村，实行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只生育了二个女孩的农村夫妻，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每人每月发给计划生育奖励金80元（人民币，下同）。番禺、增城更提高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假设一个农村家庭符合条件，那么夫妻俩年过六旬后每人每月各奖励100元，一年就是2400元，比外省的标准高得多，同样能实现经济上基本养老。
而北京市2000年4月1日施行新修订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中，将放弃第二胎生育指标的奖励额度由500元至 1000元上升为1000元至2000元，其中包括“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夫妇。
中国现在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人口素质逆淘汰。2000年8月1日的《中华文摘》刊出的《一个还是两个──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文当中，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理论教研室周孝正表示，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债长。
有专家分析能否承担生育和抚养成本已经成为决定家庭是否生育和生几个的前提。专家田雪原对《信息时报》分析称，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但“生一个还是生两个，人们主要会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如果未来收益能够大大高于对两个孩子的投入，也许更多夫妇会选择生二胎，但是目前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不但受益不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可能降低，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会考虑不生二胎；另一方面取决于观念，比如有些人不愿意结婚，甚至结婚的夫妇甘愿做丁克家庭，尽管这类人的比例仍然不算太高，但数量也不可忽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了这样的政策，也并非所有的独生子女夫妇都会选择生两个孩子。”
人口学家们希望靠诸如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之类的政策对“逆淘汰”起到缓解作用、加固家庭结构，但光凭政策恢复鼓励就能改变如今的青年人的生育观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在很多大城市，“只生一个”已经成了一种定向思维，更主要的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显著的变化。
2000年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京、沪、穗三地78户“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当中，仅有46.2%的家庭只想生一个孩子，愿意生二胎的仅占29.5%，此外的21.8%尚未考虑，另外几户说“不要孩子”。在社会竞争以及生存压力更大的今天，是否要生第二个孩子夫妇们自然会更谨慎的考量。
(注): “丁克”本是指有良好事业与收入，婚后却不生孩子，强调独立、追求生活享受的年轻夫妇，但在中国传统伦理观与年轻人的新家庭观的碰撞下，却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式“丁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