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如果说有一个副教授今年最不幸，那一定是阿忆。如果说有一个副教授今年最幸福，那也一定是阿忆。因为他不仅仅教授或主持电视节目，一不留神，还把自己也制作成新闻话题。
阿忆的不幸，在于“他是揣着一本厚厚的存折来到北大教书”，“本来就是一个富人”(见11月9日南方周末)，结果却被因为在新浪博客上公布自己在北大月收入4786元，并算了一笔账，表明“靠学校那点工资很难生存和安心教学”，遭到网民炮轰。与此同时，还被冠以“哭穷教授”。
好在我们的阿忆是当了副教授才哭穷的，此前已经在电视台挣了大把的银子，在“哭穷”之际，刚在中关村附近新购置了一套豪宅，“300万差1万”，首付90万。他自称，计划两年内还清按揭月供的贷款本息460万。为此，他又在教学之外兼了两份差事——一个电视栏目的总策划和一份电视杂志的总编辑。
哭穷”教授阿忆:我本就是一个富人怎么会哭穷?
力挺阿忆的北大副教授孔庆东
应当为阿忆住上300万豪宅而贺喜，也为他找到每年一二百万收入的兼职而高兴。为了让他有三喜临门的幸福，“哭穷教授”的帽子是必须摘掉的。真正该“哭穷”的是那些说阿忆哭穷的网民，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老话。阿忆说那些网民是 “无脑人”，我是非常赞同的。稍微神经正常一点的人，谁也不会对住上300万豪宅的教授哭穷当真。
阿忆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所以，他说自己“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我是完全相信的。以前，我只知道美国纽约市长只拿1元年薪，觉得美国富人的精神境界咋就这么高呢！看到阿忆的表现，我觉得堪可媲美，尽管他拿的不是1元工资，而是4786元。但是，无论中外，也不论大小，富人们之间的精神总是相通的。中国的富人不一定可以当市长，却可以去做穷教授，教书育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兴许比美国富人的境界更高一些。
阿忆以小富人的身份，“赔钱为北大工作”，固然可钦可敬，但也给北大和社会带来不小的麻烦。他居高临下地一算账，在北大的收支“入不敷出”，“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能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估计着实让学校当局头痛不已:允许教授自救吧，中国那百十家电视台够北大教授兼职的吗？不去电视台吧，那里还有一年一二百万收入的兼职？更何况，教授兼职说是“不耽误教学任务”，也许阿忆可以做到，所有的教授都能做到吗？
十分显然，阿忆哭穷是犯了一个逻辑学家称之为合成推理的谬误: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说来是对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说来也是对的。这就像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球迷们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来。当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看得更清楚些。今日中国，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跟着老百姓一起哭穷，如同那些财大气粗的垄断性企业大喊“资金缺口很大”一样。而且，谁的话语权越大，谁“哭穷”的声音也越大。他们在混淆政府和民众的视听，借以达到“爱哭的孩子多吃奶”的目的。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4786元对一个刚刚调入北大的副教授来说，收入是多还是少的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各阶层收入的框架下去看，4786元的月收入，副教授活得不够舒服也许是实事，但肯定能够活下去也是事实。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10多亿中国老百姓的月收入都在4786元以下，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按照阿忆的逻辑，老百姓岂非早就活不下去，还不都跳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