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16 21:53:31作者：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在私企、外企工作的职业女性被迫在回家与工作之间作出艰难选择。今年27岁的晓梅怀孕前在天津的一家私企工作，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就辞职回家了。现在晓梅的儿子已经两岁，两年多来，晓梅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已经从一名职业女性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
近年来，不少女性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了辞职去生孩子。有人出于自愿，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选择。坚持工作还是辞职？这是职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面临的一场艰难取舍。
晓梅的丈夫在一家外企上班，是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晓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有计划地花也还不错，如果我出去工作，就要请保姆来看孩子，总觉得保姆未必尽心，而且从孩子的早期教育考虑，自己带也比较好。”
孩子的早期教育对孩子非常关键。国外的研究表明：孩子一生中前七年接受的教育对成年后人格和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母亲同晓梅的想法类似。出于培养子女的角度考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们放弃工作，选择回家做一名全职太太。
知名情感博客女写手鱼顺顺在两年前辞去了电台主持的工作，做起了主要职责是照顾一对龙凤胎的家庭“煮妇”。人在山东的鱼顺顺透过电话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在电台做了8年的DJ，怀孕6个月就休产假了。孩子出生后，家里雇着两个保姆开销很大，我就借着这个机会乾脆回家做主妇了。我在家一边做家务照顾孩子，一边写写博客，并应约在各家媒体上写写文章。
后来电台叫我回去，我放弃了。现在虽然收入比在电台的时候稍微少一点，但是自由的空间大了。而且在家待久了，人就变懒了，不愿意再出去过那种忙碌的日子了。”“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主动放弃工作是很难的，在作了经济上的考量后，我才作出了这个选择。”鱼顺顺认为自己的选择很实际。她说，丈夫是公务员，家里有房有车，两个人必须有一方工作要保持稳定，另一个人辞职才可行。
现在北京一家公司当会计的阎菲忆及九年前因要回江苏老家生孩子而辞职仍感到十分无奈，“我在北京没有亲戚，老公上班又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我只能回老家生孩子，有爸妈还可以照应一下，可是这一趟长途跋涉，至少也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回到北京上班，而我当时的那家单位是个私营的小企业，根本不可能让我休那么久的产假，没办法，我只好辞职了。”阎菲在江苏爸妈家休养了一年多才带着孩子回到北京，重新找了份工作。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没有任何收入而且与丈夫两地分居。
回老家生孩子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外来人口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来是因为在外面没人照顾，二来也会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尤其是那些收入并不稳定的年轻夫妇，大城市的生育费用以及产后花费是家乡的好几倍，很多人宁可买张几百块钱的火车票，也要回老家生孩子。
有人为了生孩子主动选择了辞职，但有的女性没有选择辞职，却也因生孩子而失了业。尽管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正日渐完善，生育保险已经成为保障系统的重要内容，但是因生育可能会失去工作的担忧依然存在。
以北京为例：2005年7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规定，北京城镇企业将被强制要求为具有本市户口的职工，包括男职工投保参加生育保险，并为其缴纳保险费。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刘然在孕期赶上了北京市的这个新规定，刘然安心地请了一年的产假，公司也按照规定为她支付了所有的生育费用和津贴。
产假刚过了一半，刘然觉得身体恢复得不错，孩子也有家人帮着带，就准备提前回去上班，可是这时单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位置已经有人接替，而且做得很好，领导并没有想要刘然继续做原工作的意愿，而其他的岗位也都不缺人。每天去单位无所事事，甚至连座位都没有，百般无奈的刘然只好自己走人了。
同样就职于一家大型外企的李小姐说，一般外企不会计较支付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和产假工资，关键是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休产假，工作谁来做”？李小姐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抱怨：“生育险虽然缓解了暂时的经济负担，但是无法解决女性休产假时职位被顶替的问题。”
生育险的受益对象条件在不少城市都有严格的限定，因为没有工作地的户口，很多已工作了的已婚育龄女性是无法得到这种社会保障的，她们的情况更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
曾经在一家媒体工作的程露在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如实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听后，当即就暗示她如果她现在休产假，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份工作。程露想起曾经有一个同事因为怕丢掉升职机会，现在都快40岁了也没敢要孩子，而且身边还有其他这类的例子。然而，经过反复考虑，程露觉得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于是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虽然辞职是主动的，但是这个决定是被迫作出的。”现在已经为人母的程露已经有了新的工作，但是想起当年的事情依然觉得亏得慌。
辞职生孩子和生完孩子发现自己失了业，这两个看似相悖的行为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无论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对于现在的中国女性而言，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中国女性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女性主义》主编、女性主义学者荒林认为，每个女性在决定生育子女的时候都会反复思量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问题，她们给出的答案也因具体情况而不同。这个衡量的主要依据还是经济因素，是从家庭整体利益考虑的一个成本投入和未来收益的经济学计算。生育就是一项人力资源的投资，凡是投资都有风险。这是职业女性必须要面对的。
从社会整体看，长期不工作做全职主妇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把辞职回家带孩子作为人生的一个短暂阶段，等孩子大些了，很多女性会重新回归社会。当然也有部分女性长期选择这种生活状态并把此当作自己的职业。职业家庭化也就是社会职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观念在西方已经被普遍接受。这种生活模式是需要相对的经济安全保障的，丈夫要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家庭有稳定的收入才可以办到。在德国、美国这种家庭模式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人在外面劳动获取有形资产，一个人在家里创造无形资本。而在中国现阶段，这还只是小众现象。
此外，经济上没有压力的产妇在精神上同样承受着巨大的考验，一些无法适应生活突然改变的女性会感到寂寞、抑郁，这就要求女性调整自我认知感。人的生育作为人力资源的投资，和人类其他生产劳动一样重要，是为整个世界创造财富。观念的改变和自我价值的认可对调节主妇心理至关重要。
荒林认为，现在部分中国女性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与男人不需要作出选择就可以得到事业和家庭比起来，女人依然显得弱势。女人要在工作与带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只有女人在选择，而男人则不需要选择。在国外，如果家庭经济预算结果是女人出去上班的收入比男人更多些，那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就是男人，也就是说男人也要参与到这个选择中来，这样才是合理的。
近年来，不少女性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了辞职去生孩子。有人出于自愿，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选择。坚持工作还是辞职？这是职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面临的一场艰难取舍。
晓梅的丈夫在一家外企上班，是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晓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有计划地花也还不错，如果我出去工作，就要请保姆来看孩子，总觉得保姆未必尽心，而且从孩子的早期教育考虑，自己带也比较好。”
孩子的早期教育对孩子非常关键。国外的研究表明：孩子一生中前七年接受的教育对成年后人格和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母亲同晓梅的想法类似。出于培养子女的角度考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们放弃工作，选择回家做一名全职太太。
知名情感博客女写手鱼顺顺在两年前辞去了电台主持的工作，做起了主要职责是照顾一对龙凤胎的家庭“煮妇”。人在山东的鱼顺顺透过电话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在电台做了8年的DJ，怀孕6个月就休产假了。孩子出生后，家里雇着两个保姆开销很大，我就借着这个机会乾脆回家做主妇了。我在家一边做家务照顾孩子，一边写写博客，并应约在各家媒体上写写文章。
后来电台叫我回去，我放弃了。现在虽然收入比在电台的时候稍微少一点，但是自由的空间大了。而且在家待久了，人就变懒了，不愿意再出去过那种忙碌的日子了。”“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主动放弃工作是很难的，在作了经济上的考量后，我才作出了这个选择。”鱼顺顺认为自己的选择很实际。她说，丈夫是公务员，家里有房有车，两个人必须有一方工作要保持稳定，另一个人辞职才可行。
现在北京一家公司当会计的阎菲忆及九年前因要回江苏老家生孩子而辞职仍感到十分无奈，“我在北京没有亲戚，老公上班又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我只能回老家生孩子，有爸妈还可以照应一下，可是这一趟长途跋涉，至少也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回到北京上班，而我当时的那家单位是个私营的小企业，根本不可能让我休那么久的产假，没办法，我只好辞职了。”阎菲在江苏爸妈家休养了一年多才带着孩子回到北京，重新找了份工作。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没有任何收入而且与丈夫两地分居。
回老家生孩子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外来人口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来是因为在外面没人照顾，二来也会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尤其是那些收入并不稳定的年轻夫妇，大城市的生育费用以及产后花费是家乡的好几倍，很多人宁可买张几百块钱的火车票，也要回老家生孩子。
有人为了生孩子主动选择了辞职，但有的女性没有选择辞职，却也因生孩子而失了业。尽管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正日渐完善，生育保险已经成为保障系统的重要内容，但是因生育可能会失去工作的担忧依然存在。
以北京为例：2005年7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规定，北京城镇企业将被强制要求为具有本市户口的职工，包括男职工投保参加生育保险，并为其缴纳保险费。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刘然在孕期赶上了北京市的这个新规定，刘然安心地请了一年的产假，公司也按照规定为她支付了所有的生育费用和津贴。
产假刚过了一半，刘然觉得身体恢复得不错，孩子也有家人帮着带，就准备提前回去上班，可是这时单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位置已经有人接替，而且做得很好，领导并没有想要刘然继续做原工作的意愿，而其他的岗位也都不缺人。每天去单位无所事事，甚至连座位都没有，百般无奈的刘然只好自己走人了。
同样就职于一家大型外企的李小姐说，一般外企不会计较支付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和产假工资，关键是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休产假，工作谁来做”？李小姐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抱怨：“生育险虽然缓解了暂时的经济负担，但是无法解决女性休产假时职位被顶替的问题。”
生育险的受益对象条件在不少城市都有严格的限定，因为没有工作地的户口，很多已工作了的已婚育龄女性是无法得到这种社会保障的，她们的情况更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
曾经在一家媒体工作的程露在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如实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听后，当即就暗示她如果她现在休产假，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份工作。程露想起曾经有一个同事因为怕丢掉升职机会，现在都快40岁了也没敢要孩子，而且身边还有其他这类的例子。然而，经过反复考虑，程露觉得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于是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虽然辞职是主动的，但是这个决定是被迫作出的。”现在已经为人母的程露已经有了新的工作，但是想起当年的事情依然觉得亏得慌。
辞职生孩子和生完孩子发现自己失了业，这两个看似相悖的行为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无论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对于现在的中国女性而言，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中国女性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女性主义》主编、女性主义学者荒林认为，每个女性在决定生育子女的时候都会反复思量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问题，她们给出的答案也因具体情况而不同。这个衡量的主要依据还是经济因素，是从家庭整体利益考虑的一个成本投入和未来收益的经济学计算。生育就是一项人力资源的投资，凡是投资都有风险。这是职业女性必须要面对的。
从社会整体看，长期不工作做全职主妇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把辞职回家带孩子作为人生的一个短暂阶段，等孩子大些了，很多女性会重新回归社会。当然也有部分女性长期选择这种生活状态并把此当作自己的职业。职业家庭化也就是社会职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观念在西方已经被普遍接受。这种生活模式是需要相对的经济安全保障的，丈夫要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家庭有稳定的收入才可以办到。在德国、美国这种家庭模式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人在外面劳动获取有形资产，一个人在家里创造无形资本。而在中国现阶段，这还只是小众现象。
此外，经济上没有压力的产妇在精神上同样承受着巨大的考验，一些无法适应生活突然改变的女性会感到寂寞、抑郁，这就要求女性调整自我认知感。人的生育作为人力资源的投资，和人类其他生产劳动一样重要，是为整个世界创造财富。观念的改变和自我价值的认可对调节主妇心理至关重要。
荒林认为，现在部分中国女性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与男人不需要作出选择就可以得到事业和家庭比起来，女人依然显得弱势。女人要在工作与带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只有女人在选择，而男人则不需要选择。在国外，如果家庭经济预算结果是女人出去上班的收入比男人更多些，那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就是男人，也就是说男人也要参与到这个选择中来，这样才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