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至今，一部政治大片《我主沉浮》被不少中国媒体热捧。出于好奇，也出于对周梅森80年代小说的良好回忆，故此特意觅来细看。待看完之后，感觉却犹如吃了一盘看起来美仑美奂，但却严重变味的菜肴。
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影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产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3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二十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丰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这一描述既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他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和 “批发”买卖。
中国政府也未否认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目前中国腐败的一种主要形式，但此片中的资本恰好不愿意与权力结合，伟业国际董事长白原崴公开表明与权力结合是危险的，他坚决不走这条路。所以白原崴的“原罪”全部来自于股市上的资本运作。经过如此展示，以后中国不需要再讨论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
而引发社会矛盾最烈的征地、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贪官80％与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妇这些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电影中或是片言只语地虚写，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摄地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经济最落后的文山市亦是高楼林立，霓虹灯如云的现代化城市。破败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在电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遗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当于深圳市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全国文明小区的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败是如此地微小，批评腐败者完全是小题大作。
其次，是这部片子的主诉：由谁来主沉浮。
这部片子通过省委书记裴一弘的慷慨陈词与另一位省常委、军区司令员放置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交替的电视镜头道出了该片的主旋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说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枪在手，政权何愁不稳固？是与非，对与错，由党说了算！奠立于民选、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而片中最愚弄观众的内容是将共产党内的同体监督说成“权力制衡”，于华北这个主管纪检、且令人生厌的副省委书记成了“权力制衡”的象征、原则的化身。
周梅森的创作思路无疑是对政治宣传的与时俱进与精致化，片尾挂上了几个省委宣传部作为合作单位是最好的说明，他本人也表明创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会阴暗面来取悦观众”。据本人观之，这部文学与权力结合炮制出来的政治宣传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仅只在于取悦权力，还在于用电影这种形式塑造一种对改革的认知并影响受众。这种认知如果以政治宣传的枯燥形式表达，定会引起受众反感；但如果以电影这种隐含形式巧妙表达，再加上演员的成功表演，则很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而周梅森走的这条文学与权力直接结合的道路，已经预示了中国现实文学的命运：中国不可能出法国的左拉，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中国也出不了《百年孤独》这样的煌煌巨著，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