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法官灭门案正在侦破之中，而此前据报道，2006年12月3日，贵州警方宣布的破获消息让关心贵州省兴仁县长文建刚全家被杀案的公众松了一口气。然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和受害者家属同时提出质疑：为什么凶手要选择家人最多的时候实施抢劫？文建刚家产上千万，遇害时别墅中存放着80万元现金，凶手为何分文未取？灭门案正发生在文建刚重拳治理“黑煤矿”之时，凶手是否受人雇佣？对此，警方作出的回答仍然难解诸多疑问。
接连发生的官员灭门惨案令人焦虑而忧心忡忡，其忧虑的感觉超过了对于案件结果的好奇与期待。虽然这两起案件属于不同地区，可能各有各的具体案情和结果，但是它们都发生在官员身上，一个县长；一个是法院的庭长，都是重要的官员。都有可能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得罪人，都有可能有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人们对此提出若干围绕权力的质疑是正常的，体现了人们对于与公共利益相关人物的关切。
对于贵州县长灭门的多处疑点，一位专家提出：“以我研究犯罪心理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为劫财的犯罪分子会有下意识的心虚，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选择人很多的时候作案。连4岁的小孩也没放过，一定积怨很深。”该案仇杀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曹辉有可能是被雇的凶手，更有可能是‘顶罪的羔羊’。”这样的质疑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与被害人的生前境况有着某种密切联系。
质疑就是一种法治精神。从专家质疑到媒体质疑，再到公众质疑，说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开始从关注切身利益到关注热点焦点。令人遗憾的是，在重大案件的查处和判决过程中，几乎没有来自司法系统内部，特别是执法部门的法制机构或司法监督机关人员的质疑，这种失语和沉默是不正常的。质疑之后当有释疑。释疑不是照本宣科的新闻发布，不应换个形式展示已经生效的定论，不能抱残守缺，固执其词，更不能为了维护执法或司法部门的面子而拒不释疑，拒不对案件进行“回头望”。让所有被质疑的案件都能解开疑窦，让公众信服，这是法治的必然诉求。
还应该看到，公众所释放出来的不仅是源于同类遭劫的一种本能性的不安与焦躁，而且传达着对于社会环境的深深担忧。“官员灭门案”无论是谋财害命，还是泄愤仇杀，最终的结果都会透视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而且它不是以个案的特征激起一阵涟漪，而每一个惨案的发生都见证一道裂痕，这些裂痕无不在提醒人们对于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反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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