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被撤职的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副省级）杜世成（见图），是9月陈良宇案曝光以来，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传杜世成涉嫌以权谋私、违规滥批土地、受贿和权色交易。如同陈良宇的立案，具体的案情要深入调查后才会公布。但杜世成、陈良宇和近半年的大案，已暴露出制度弊端和官员素质偏低，献媚加剧官场腐败。
做政绩广告不断自我吹嘘
《信报》报道，第四代中期、1950年出生的山东人杜世成，只受过初中教育，是文革后期（1970至1976年）的农村基层官员。在那“火红的年代”，靠对文革的“积极表现”和狠斗“阶级敌人”当上公社官员，文革结束时官至黄县革委会副主任。1987年以来，走红烟台、青岛、山东政坛。
1987年起，杜世成获破格提拔连升三级，由中共黄县县委书记（正处级）升为烟台副市长（副厅），不久升为市长、市委书记（正厅），1995年更升为副省长。八年间，由正处级跳到副省级，成为山东政界的“传奇人物”。
在山东和青岛，杜世成有“青岛一霸”之称，他又是大吹官。前几年任青岛市长、市委书记时，常用公款以市政府之名在《人民日报》刊政绩广告和照片，突出其“领导作用”，又常在该报刊文自我吹嘘。在他之前，俞正声（现任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当过青岛市长、市委书记，却没有这一套，相比之下，显现官员素质的落差。
推拿师傅也成了副厅级
自选拔“第三梯队”和跨世纪接班人以来，中共中央有官员体系的制度构建，但制度远未完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很脆弱。在官员选拔、升迁、考核的行政运行中，制度的含量甚低；“硬后台”和关系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集体领导”徒具虚名，又形成一言堂。
这种权力生态，大大影响官员素质和官场风气。
近期或前几年曝光的大贪官，大都是文革时的农村基层官员，他们是“拳头出官”，靠“狠斗”所谓阶级敌人、欺凌农民而获官位（被上级视为“立场坚定”）。文革后，他们靠拉关系、搭后台躲过“清理文革三种人”，且从文革打手摇身而变为“改革开放闯将”，于是有“数字出官”──随意编数字造政绩升官。
不只造假政绩，连学历、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假货。原来在公社当治保主任、党委书记之类的土霸，只上过小学或初中，当了副厅、正厅、副省级后，学历也“水涨船高”，竟有了大专乃至硕士学位。如广西大贪官刘知炳，本是只上过初中的工人，当了广西柳州市委书记、广西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便有“大专学历”和“高级经济师”职称。
靠关系当官成为官场的“潜规则”，献媚之风更盛，买官卖官也成了政界“会心微笑”的事儿，不是什么“耻辱”了。福州市有一个局长，原是中药店学徒，懂得推拿、治跌打，后来靠替“首长”推拿、捶背而步步高陞，当上副厅级的局长，任内大肆贪污；还有省委书记的司机，也当了地级市的副市长（副厅级）。在西北某县，有识字不多的“三陪女”，因攀上县法院院长而当了法官，审案靠吓人骂人，判决书写不来便叫下属“代劳”。“杜老吹”自也是精通造假和献媚之徒。
制约权力才能整顿吏治
假大空和献媚成为官场风气，关乎当权者的权力无制约和“上有所好”。
改革大家胡耀邦提倡“表率”，朱镕基直斥“上梁不正”，胡温不走个人崇拜之路，提倡务实，是想消除假大空和献媚的邪气，但面对重重障碍。
从乡镇小官到高层，都有不少人热中个人崇拜，造假树个人“丰碑”，这是献媚风气盛、官场日益腐败的原因之一。有权者必须去个人崇拜的私欲树正气，靠吹嘘和“活着上神殿”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