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30 02:57:06作者：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赞颂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词曲作者贺敬之、马可皆为革命圣地的红色艺人，花篮里什么花儿香，理应十分清楚。半个世纪后，不断有文章质疑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是种植鸦片进行经济自救。这让世人大惑不解，开始怀疑花篮里飘香的是艳丽的罂粟花。
瞭望东方报道，当下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源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的揭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他批评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关于三五九旅种鸦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报导，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后来引发中共党史好事者一系列的探讨追问，支持者说有，反对者说无，这中间，未见过任何来自官方的史实澄清，甚至听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时期的老人发出一丝愤然之音。英国散文家黎里说：“没有火就不会有烟，没有重重疑惑，就不会有纷纷谣言”。烟火正在熏染曾经神圣的南泥湾精神，今天谁将站出来辟谣解惑呢？
对南泥湾种鸦片的种种风传，大多依据几本著名的日记。
抗战时期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当时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则以自己的日记提供了佐证。谢觉哉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说“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记，“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可见，经营“特货”的收入，不仅足够使用，减去开支，还有不下两亿元顺差。“特货”作为边区政府的大宗收入来源，显然成了GCD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不仅延安，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下发《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
另据《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记载，从延安去东北，许多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延安的鸦片就是这样流通到东北解放区的，“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真富的不像话”。（1947年4月30日范元甄信）。
延安地区早有生产鸦片的历史。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当年南泥湾种植大片的鸦片一点也不稀奇古怪，用不着张耀杰先生千里迢迢跑去实地考察。其实，八路军对鸦片本不陌生，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瞭望东方报道，当下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源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的揭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他批评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关于三五九旅种鸦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报导，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后来引发中共党史好事者一系列的探讨追问，支持者说有，反对者说无，这中间，未见过任何来自官方的史实澄清，甚至听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时期的老人发出一丝愤然之音。英国散文家黎里说：“没有火就不会有烟，没有重重疑惑，就不会有纷纷谣言”。烟火正在熏染曾经神圣的南泥湾精神，今天谁将站出来辟谣解惑呢？
对南泥湾种鸦片的种种风传，大多依据几本著名的日记。
抗战时期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当时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则以自己的日记提供了佐证。谢觉哉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说“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记，“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可见，经营“特货”的收入，不仅足够使用，减去开支，还有不下两亿元顺差。“特货”作为边区政府的大宗收入来源，显然成了GCD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不仅延安，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下发《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
另据《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记载，从延安去东北，许多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延安的鸦片就是这样流通到东北解放区的，“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真富的不像话”。（1947年4月30日范元甄信）。
延安地区早有生产鸦片的历史。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当年南泥湾种植大片的鸦片一点也不稀奇古怪，用不着张耀杰先生千里迢迢跑去实地考察。其实，八路军对鸦片本不陌生，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