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04 04:38:35作者：林保华
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回想到那个年代，就象做了一个恶梦，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过来了。但是如果再经历一次，肯定走不过来了，也许就象那8， 000万同胞一样，在毛泽东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样，每当想起已经受难的同胞，也担心其他人可能重蹈覆辙，所以还不时要把这个时代的经历说出来。
一、海外的毛泽东时代
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个名词，还是在印尼梭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是1947～1948年间，二战结束，荷兰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开展独立战争。我们华侨公学（小学与初中部，家父是校长，家母是老师）一位青年教师私下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我不但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好人”，还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正义的“穷人党”。小学毕业时这位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勉励我要做“小鲁迅”；而他则在1949年回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尼语播音员。这是中共统战我的开始。
这个时候，中国正发生惨烈的内战，到1949，梭罗可以看到华文的“进步”报纸，我每天追踪共军的捷报，精神亢奋、思绪翻腾。父母决定迁居到首都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准备随时回国，不再在印尼寄人篱下。此时，毛泽东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中国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在雅加达，我入读新华学校读初中。后来知道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党员，加上后来回忆起一些老师的情况，因此相信该校应有中共的党组织。
读初二时，适逢韩战爆发，班级订立爱国公约，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国电影、拒看“反动”报纸。本来资讯已经偏重一方，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个国家，这种公约对我们也有约束力而不敢违反。从此接受的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资讯。
既令开始对南韩发动战争还有点怀疑，但报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以及中国迅速出版有关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因此最后我都相信韩战是美国发动的。一直到文革后期看到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提到北韩发动韩战，才知道自己被骗了20多年。
那时，雅加达开了一家南星书局，专卖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钱就用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助长革命热情，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在中国还中国。高中入读巴城中学，也是中共控制，党员比新华还多。
二、21年的资讯封锁
我在中国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锁资讯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国，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获取资讯。唯一“例外” 的，在广州参加高考后到上海姨夫家里时，因为他是一级教授与“民主人士”，家里有“参考消息”，比他人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外电资讯。
当然，即使外电，哪些可以给他们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党来决定。
1956 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油印了一些外电资讯给我们看，使我们了解多一些事件的有关情况。由美国左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写的《斯大林时代》在内部出版后，也允许我们购买，使我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有初步认识。之所以让我们享有资讯方面的小小特权，想来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理论课专业，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了解一些情况。何况能入读这些专业的，“政治觉悟”应该比较高，这点“抵抗力”还是应该有的。而校方也给我们做消毒工作，例如了解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镇压民众时，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客观立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出兵让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听任匈牙利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要选择前者才对革命事业有利，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种“立场论”最后演变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放卫星的谎言与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我们也被蒙在鼓里。还积极参与“反右倾”，甚至文革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1967年到香港后，才知道大饥荒死了许多许多人。
这是除韩战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骗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其实，就是我所学习的中共党史专业，好多真实史料不让我们知道。
学校提供“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经过选择，且不说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资料须党员才能看，或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许多中共内幕，才知道过去所学是许多假东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来就是后来的党国领导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恩来、陈毅等。
也是在文革后期，因为家母带了有短波频道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我瞒着家人收听“敌台”，以了解更多资讯，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就是从“敌台”那里首先知道的。
#p#正因为资讯的封锁，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难辨。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对批斗已习以为常，大家胆子也就比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听来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内部出版书籍的一些内容。由于当时党内斗争相当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们一些可靠的朋友会聚在一起讨论分析。包括后来传抄一些周恩来假遗嘱，我被人家“揭发”，所幸因为“战友”保护，没有酿成大事。有关江青有许多“面首”（姘头）的消息也到处流传，那是“老干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舆论准备。一直到十几年前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没有那些事。
三、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
1955 年回国刚进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写自转，主要是履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那时还搞不大清楚甚么叫“社会关系”，原来是指亲友。一般说，关系密切才要写，但是如果关系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分比较重要，或者思想特别“进步”或“反动”，为了让“组织”更了解自己，也就写上。这些表格里最难填的是要把家人与亲友的“表现”写上，例如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问题是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所以还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辞彙，如“开明”或“落后”。特别是要给自己的父母亲写表现时最难办了：写得太差，对自己不利，也违背人性；写得太好，万一组织发现不完全是那样，又担不了“欺骗组织”的罪名。
写自转考虑是否留底，手抄两分太辛苦，用複写纸又会被发现自己留存底，难道编造了甚么害怕忘记吗？还好当时我才17岁，经历简单，读书读过来的，也没有甚么要隐瞒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历的每个阶段，还要列出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可以查证。当然要找党团员或“进步人士”做自己的证明人，这样组织可以相信，我有这样的证明人，也“与有荣焉”。
这些自转、表格装入档案袋成为每个人的档案。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重写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运动以后，都要写自己的“思想小结”，还有组织的“鉴定”，也就是组织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知道内容），所以档案越来越厚。如果还有人给单位写过检举揭发信件，不论问题查清了没有，也放进档案里面。这些档案资料一生一世跟我们跑，甚至跑得比我们快。到一个新单位，人还没有到，档案先到，我们一报到，领导已经看过档案，知道来人是甚么货色。
我在大学教政治课时，因为不是党员，而且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所以不能看学生的这些档案。但是后来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读学校后，那里的政治辅导员不一定是党员，所以班级里调皮学生的档案也让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例如家长是一贯道成员的都记录在案。
文革期间，领导要整甚么人，抛出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问题是有的材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检举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风光，材料被抛出后才知道自己是被“内控”的。文革后期与结束进行“平反”时，多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作为结论来搪塞。中共为表示诚意来抚平被害人的愤怒与怨气，有的就把档案里的“黑材料”
当众烧燬.文革当中有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在反右时被批判过。也有其他单位“专案人员”来找我调查以前同学的情况，因为我是他们某个阶段的“证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见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才知道这一套控制与整人的制度是40年代在延安成形的。当时的“抢救运动”就已经冤枉了许多向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红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
最近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这一套是20年代末期在江西苏区就开始的，是周恩来从苏联搬来的，获毛泽东激赏。
四、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民生
1955年刚回国时，对比较艰苦的经济生活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在大城市里，上饭馆吃饭还不必交粮票，副食品也还比较丰富。再就是自己身体里的“油水”还有存底。
但是因为在印尼还可以听见一些负面新闻，加上回国应付高考学习政治课时老师批判“统购统销搞糟了”的反动言论，其中涉及粮食定量问题，所以也引发我的一些好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国观光，我们一起到厦门我父亲的老家，祖父是医生，但是叔父与姑母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我就询问叔父这件事情，他说粮食的确不够吃。当时我很吃惊，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不让农民吃饱呢？何况他们还是响噹噹的贫农。
当时因为到各处都要携带“粮票”而颇为不便，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粮票，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向粮管所领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单位证明到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那时“反特”小说、电影流行，我才体会到为何国民党特务不论空降还是登陆，不久就被抓获。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大鸣大放”，要我们帮助党整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绞尽脑汁想提甚么问题好呢？看到社会上有人说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我就在班级政治学习时，也把我听到的情况说了。
结果后来成了“右派言论”。
在大学读书期间，常常下乡劳动，特别是58年大跃进期间在乡下半年，粮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时才感受到从事体力劳动与油水不足对粮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粮食不足，是6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后，粮油副食品供应突然减少，平时食堂里吃饭，不敢超过定量标准，怕无以为继，只能在饭后拼命喝酱油汤来撑饱肚子。所幸家里汇款可以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的优待，还有姨夫家庭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所以情况较其他人好，所以有时也把自己的东西与同事“共产”。当时上馆子要付粮票了，吃完东西离座时，门口的乞丐冲进来舔碗底。那时还万万想不到农村饿死人，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人民饿死？当时还听说这些安徽来的乞丐要出来行乞还不容易，因为须公社开介绍信。所以还认为只是家里特别穷的农民，才准许他们出来行乞，一般农民既使粮食缺乏，也还可以捱得过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农村的，那时饿死许多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想来是怕我知道后会“里通外国”造成恶劣影响。唯一知道情况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同学，他是出身浙东山区的贫农，人品非常好，整风时也因为说农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诉我，他的妹妹因为没有饭吃而卖身一样嫁出去。鉴于反右的教训，我十分同情而无言以对。文革后期，一位亲戚告诉我在四川看到农民在街边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审视中共的农村政策。
户口制度也把人掐死。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完全是谎话。不但小城市不能迁到大城市，农村户口更不能迁到城镇。要合法离开农村，只有考上大学或参军，毕业或复员后才会分配在城市。
实际上，就从我们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来讲，也该充分看到，既使在城市，一样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说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如果考取，但是并非自己的志愿，也非去报到不可，否则“不服从分配”这个污点就可能失业一辈子。毕业时，也一定要服从分配，否则也可能失业一辈子。这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经济收入，因为经济上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控制了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毕业分配会做得“好看”，先由几位党员或“积极分子”用红纸贴出大字报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到最艰苦地方的决心书，然后其他人响应，因为不响应会被视为落后分子，可能就分配到最艰苦地区作为惩罚。到了人人都写了决心书后，任组织如何分配，谁都没有话说了。
而到了工作单位后，只能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否则受到打击报复，咎由自取。60年代初，因为大饥荒，共产党对人民的管制稍微松懈，让“牢骚”有地方发泄。我在政治学习时讲话也比较随便；工作上比较“白专”，因此政策收紧，又开始讲“阶级斗争”，加上与上级领导相处不好，我就被踢出华东师范大学，连降两级到一个培养技术工人的半工半读学校。当然调工作时讲那里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不能硬抗，只能“服从分配”。这次因祸得福，因为两年后爆发文革，我在新单位比较谨慎，没有甚么把柄。若在华师大，肯定被当权派抛出充当替死鬼，人生恐怕得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条道路了。
#p#毛泽东在文革“停课闹革命”并且利用完红卫兵以后，就让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美其名曰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农村“修理地球”，也用这些手段骗学生。看到这些学生表决心，戴红花，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边疆、乡下，我只能祝福他们。有的同学拒绝去而採用各种软磨硬顶的办法，最多的是弄残疾证明。以前我认为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学生是落后学生，但是现在我同情他们。学校在开始分派工作时，我向当时驻校工宣队表示，叫我下乡我也想不通，因此无法对同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求到车间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这讲法不是没有风险，但是那个年纪较大的工宣队负责人居然同意我的要求，从此我当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着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许工宣队自己也有子女上山下乡才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以后为了上调，争取比较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开展了剧烈的竞争与抗争。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益加紧张複杂。
五、恐怖的政治运动
对政治运动的认识与体会，除了在印尼时的“抗美援朝”以外，对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略有所闻。祖父是西医，据说为人和善，但是土改时也受冲击。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个长工。据说那个长工偷过东西被训斥，运动一来就出来斗争了。当时我认为共产党非常英明，不会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斗。即使有问题，也是底下干部糊涂。祖父最后被管制三年。
父母亲燕京大学毕业，意识形态亲美，也信基督教，在学期间与司徒雷登教务长关系很好。中共“解放”全国时，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成为中共的批判对象，加上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都在传递这些信息，也非常关心司徒雷登在美国情况。他们对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为然。而我却是反美的，对父母讚扬司徒雷登的话将信将疑，也许美帝国主义分子中也有个别好人吧？
#p#然而上述事件影响父母原先打算回国的计画。但是共产党对我的教育，青年人的热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 年夏天回到中国时，正好碰上批判胡风与肃反运动。胡风涉及文艺理论，我比较关心；肃反则与我无关。五、六年初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与我好象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自杀也当作畏罪自杀。然而考上大学不到一年遇上整风反右，是我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第一次。虽然在“帮助”（其实是批判斗争）下确认自己有立场问题，需要“脱胎换骨”改造，但是也开始有对政治运动的恐惧感。
中共对敌斗争政策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一条。
自己在被批判时，就象阶级敌人那样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因为我很坦白，老实交代家庭对我的影响，所以最后组织处理时“免予处分”，但已经一身冷汗。然而我的坦白，也没有胡乱走上“反戈一击有功”的道路，为了立功而乱咬人。也许这就是我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脱胎换骨”的结果，否则人性早就毁灭。就如西方音乐被中共打成“黄色音乐”时，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没有减轻我对它们的热爱，而且直认这一辈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听“敌台”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还非常兴奋。
文革期间，因为新到一个单位不久，“反动言论”不多，还没有沦为“阶级敌人”，但是当时住在丈人家里，因为是 “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重冲击，自己也被抄了两次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红卫兵甚么时候会冲进来。也因为自己华侨身分，担心甚么时候在单位里也会被莫名其妙的“揪”出来，特别是每次阶级斗争大会，扬言会场里就有阶级敌人还没有揪出来时，心里就蹦蹦乱跳。
象我教政治课，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也参与活动。所以工厂两派“大联合”，要揪出破坏联合的“黑手”时，我虽然并非任何团体的头头，也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月，形同软禁，相互揭发。
还好我平安过关。还有同事大字报揭发我在回国时，在轮船上对美国记者发表不可告人的演说，于是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那些有问题的人交代问题。本来发表演说大家听到，怎么会“不可告人”？但我还是把以前在自传里早就交代的我所见到的“问题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担任警察局长的舅公上船来看我都重说一遍。
后来最后搞清楚，此记者乃是家父採访亚非会议时认识的香港大公报记者，正好也上船採访我们回国的新闻，他帮我们拍了照片。谁知道共产党记者会变成美国记者？还好当时文革已经进入落实政策阶段，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当特务斗争再说。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时间后，各单位才向下传达。我一个朋友在大单位工作，比我们单位早传达，也告诉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时与一位关系不错的工人师傅说起。没有想到他再传出去，被工宣队负责人知道了，为甚么我会比他们早知道呢？谁向我泄露党的机密呢？
为此差点儿把我“隔离审查”（犹如现在的“双规”，但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吓得我冒出冷汗。
林彪事件以后，对共产党与毛泽东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但是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家母两次到上海问我是否要离开中国，我还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出去的华侨还很少，万一申请而不批准，“企图叛国”的帽子就会永远戴上；而且离开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了是否适应还有问题。尤其是林彪死后，对中共又产生幻想，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更张，结束极左路线。哪里知道不久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生活在恐惧中，还是闯出去寻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给我出境证的时候还警告我出去后不可以乱讲话，我说甚么他们都会知道。华侨圈子里也有许多流言，例如音乐家马思聪逃出去后因为发表反共演说，当场被人击毙；有华侨一踏进香港，在移民局问话时大骂共产党，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电话来警告等等。因此我进入香港时，是工人身分，隐瞒大学毕业的学历，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没有问太多的话，除问唐山大地震情况，就是工厂的产品与产量。然而即使我一到香港，给报章写稿，稿费还是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分曝光，并且很多年不敢回去。这叫做“心有余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国旅美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几年前应邀到香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时对我说，刚到的时候，因为香港距离中国太近，晚上他做了恶梦。我是在三年前读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看到延安整风的恐怖情况，让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国也做起文革恶梦。如今中共还不许国人讨论文革，讨论毛泽东，无非就是掩饰他们的罪行。然而张戎与她的夫婿乔？哈利戴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更具体、更广泛的揭露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罪行。只要中共不清算这些罪行，他们的甜言蜜语就不可相信，因为表明他们没有诚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台湾民众，更应该从中共的历史中，认清中共的本质。正如61年前毛泽东评价国民党那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对共产党，不更应该这样看吗？
一、海外的毛泽东时代
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个名词，还是在印尼梭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是1947～1948年间，二战结束，荷兰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开展独立战争。我们华侨公学（小学与初中部，家父是校长，家母是老师）一位青年教师私下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我不但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好人”，还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正义的“穷人党”。小学毕业时这位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勉励我要做“小鲁迅”；而他则在1949年回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尼语播音员。这是中共统战我的开始。
这个时候，中国正发生惨烈的内战，到1949，梭罗可以看到华文的“进步”报纸，我每天追踪共军的捷报，精神亢奋、思绪翻腾。父母决定迁居到首都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准备随时回国，不再在印尼寄人篱下。此时，毛泽东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中国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在雅加达，我入读新华学校读初中。后来知道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党员，加上后来回忆起一些老师的情况，因此相信该校应有中共的党组织。
读初二时，适逢韩战爆发，班级订立爱国公约，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国电影、拒看“反动”报纸。本来资讯已经偏重一方，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个国家，这种公约对我们也有约束力而不敢违反。从此接受的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资讯。
既令开始对南韩发动战争还有点怀疑，但报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以及中国迅速出版有关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因此最后我都相信韩战是美国发动的。一直到文革后期看到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提到北韩发动韩战，才知道自己被骗了20多年。
那时，雅加达开了一家南星书局，专卖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钱就用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助长革命热情，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在中国还中国。高中入读巴城中学，也是中共控制，党员比新华还多。
二、21年的资讯封锁
我在中国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锁资讯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国，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获取资讯。唯一“例外” 的，在广州参加高考后到上海姨夫家里时，因为他是一级教授与“民主人士”，家里有“参考消息”，比他人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外电资讯。
当然，即使外电，哪些可以给他们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党来决定。
1956 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油印了一些外电资讯给我们看，使我们了解多一些事件的有关情况。由美国左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写的《斯大林时代》在内部出版后，也允许我们购买，使我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有初步认识。之所以让我们享有资讯方面的小小特权，想来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理论课专业，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了解一些情况。何况能入读这些专业的，“政治觉悟”应该比较高，这点“抵抗力”还是应该有的。而校方也给我们做消毒工作，例如了解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镇压民众时，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客观立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出兵让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听任匈牙利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要选择前者才对革命事业有利，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种“立场论”最后演变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放卫星的谎言与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我们也被蒙在鼓里。还积极参与“反右倾”，甚至文革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1967年到香港后，才知道大饥荒死了许多许多人。
这是除韩战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骗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其实，就是我所学习的中共党史专业，好多真实史料不让我们知道。
学校提供“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经过选择，且不说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资料须党员才能看，或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许多中共内幕，才知道过去所学是许多假东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来就是后来的党国领导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恩来、陈毅等。
也是在文革后期，因为家母带了有短波频道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我瞒着家人收听“敌台”，以了解更多资讯，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就是从“敌台”那里首先知道的。
#p#正因为资讯的封锁，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难辨。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对批斗已习以为常，大家胆子也就比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听来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内部出版书籍的一些内容。由于当时党内斗争相当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们一些可靠的朋友会聚在一起讨论分析。包括后来传抄一些周恩来假遗嘱，我被人家“揭发”，所幸因为“战友”保护，没有酿成大事。有关江青有许多“面首”（姘头）的消息也到处流传，那是“老干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舆论准备。一直到十几年前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没有那些事。
三、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
1955 年回国刚进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写自转，主要是履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那时还搞不大清楚甚么叫“社会关系”，原来是指亲友。一般说，关系密切才要写，但是如果关系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分比较重要，或者思想特别“进步”或“反动”，为了让“组织”更了解自己，也就写上。这些表格里最难填的是要把家人与亲友的“表现”写上，例如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问题是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所以还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辞彙，如“开明”或“落后”。特别是要给自己的父母亲写表现时最难办了：写得太差，对自己不利，也违背人性；写得太好，万一组织发现不完全是那样，又担不了“欺骗组织”的罪名。
写自转考虑是否留底，手抄两分太辛苦，用複写纸又会被发现自己留存底，难道编造了甚么害怕忘记吗？还好当时我才17岁，经历简单，读书读过来的，也没有甚么要隐瞒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历的每个阶段，还要列出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可以查证。当然要找党团员或“进步人士”做自己的证明人，这样组织可以相信，我有这样的证明人，也“与有荣焉”。
这些自转、表格装入档案袋成为每个人的档案。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重写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运动以后，都要写自己的“思想小结”，还有组织的“鉴定”，也就是组织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知道内容），所以档案越来越厚。如果还有人给单位写过检举揭发信件，不论问题查清了没有，也放进档案里面。这些档案资料一生一世跟我们跑，甚至跑得比我们快。到一个新单位，人还没有到，档案先到，我们一报到，领导已经看过档案，知道来人是甚么货色。
我在大学教政治课时，因为不是党员，而且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所以不能看学生的这些档案。但是后来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读学校后，那里的政治辅导员不一定是党员，所以班级里调皮学生的档案也让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例如家长是一贯道成员的都记录在案。
文革期间，领导要整甚么人，抛出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问题是有的材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检举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风光，材料被抛出后才知道自己是被“内控”的。文革后期与结束进行“平反”时，多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作为结论来搪塞。中共为表示诚意来抚平被害人的愤怒与怨气，有的就把档案里的“黑材料”
当众烧燬.文革当中有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在反右时被批判过。也有其他单位“专案人员”来找我调查以前同学的情况，因为我是他们某个阶段的“证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见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才知道这一套控制与整人的制度是40年代在延安成形的。当时的“抢救运动”就已经冤枉了许多向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红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
最近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这一套是20年代末期在江西苏区就开始的，是周恩来从苏联搬来的，获毛泽东激赏。
四、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民生
1955年刚回国时，对比较艰苦的经济生活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在大城市里，上饭馆吃饭还不必交粮票，副食品也还比较丰富。再就是自己身体里的“油水”还有存底。
但是因为在印尼还可以听见一些负面新闻，加上回国应付高考学习政治课时老师批判“统购统销搞糟了”的反动言论，其中涉及粮食定量问题，所以也引发我的一些好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国观光，我们一起到厦门我父亲的老家，祖父是医生，但是叔父与姑母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我就询问叔父这件事情，他说粮食的确不够吃。当时我很吃惊，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不让农民吃饱呢？何况他们还是响噹噹的贫农。
当时因为到各处都要携带“粮票”而颇为不便，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粮票，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向粮管所领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单位证明到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那时“反特”小说、电影流行，我才体会到为何国民党特务不论空降还是登陆，不久就被抓获。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大鸣大放”，要我们帮助党整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绞尽脑汁想提甚么问题好呢？看到社会上有人说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我就在班级政治学习时，也把我听到的情况说了。
结果后来成了“右派言论”。
在大学读书期间，常常下乡劳动，特别是58年大跃进期间在乡下半年，粮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时才感受到从事体力劳动与油水不足对粮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粮食不足，是6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后，粮油副食品供应突然减少，平时食堂里吃饭，不敢超过定量标准，怕无以为继，只能在饭后拼命喝酱油汤来撑饱肚子。所幸家里汇款可以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的优待，还有姨夫家庭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所以情况较其他人好，所以有时也把自己的东西与同事“共产”。当时上馆子要付粮票了，吃完东西离座时，门口的乞丐冲进来舔碗底。那时还万万想不到农村饿死人，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人民饿死？当时还听说这些安徽来的乞丐要出来行乞还不容易，因为须公社开介绍信。所以还认为只是家里特别穷的农民，才准许他们出来行乞，一般农民既使粮食缺乏，也还可以捱得过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农村的，那时饿死许多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想来是怕我知道后会“里通外国”造成恶劣影响。唯一知道情况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同学，他是出身浙东山区的贫农，人品非常好，整风时也因为说农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诉我，他的妹妹因为没有饭吃而卖身一样嫁出去。鉴于反右的教训，我十分同情而无言以对。文革后期，一位亲戚告诉我在四川看到农民在街边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审视中共的农村政策。
户口制度也把人掐死。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完全是谎话。不但小城市不能迁到大城市，农村户口更不能迁到城镇。要合法离开农村，只有考上大学或参军，毕业或复员后才会分配在城市。
实际上，就从我们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来讲，也该充分看到，既使在城市，一样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说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如果考取，但是并非自己的志愿，也非去报到不可，否则“不服从分配”这个污点就可能失业一辈子。毕业时，也一定要服从分配，否则也可能失业一辈子。这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经济收入，因为经济上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控制了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毕业分配会做得“好看”，先由几位党员或“积极分子”用红纸贴出大字报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到最艰苦地方的决心书，然后其他人响应，因为不响应会被视为落后分子，可能就分配到最艰苦地区作为惩罚。到了人人都写了决心书后，任组织如何分配，谁都没有话说了。
而到了工作单位后，只能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否则受到打击报复，咎由自取。60年代初，因为大饥荒，共产党对人民的管制稍微松懈，让“牢骚”有地方发泄。我在政治学习时讲话也比较随便；工作上比较“白专”，因此政策收紧，又开始讲“阶级斗争”，加上与上级领导相处不好，我就被踢出华东师范大学，连降两级到一个培养技术工人的半工半读学校。当然调工作时讲那里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不能硬抗，只能“服从分配”。这次因祸得福，因为两年后爆发文革，我在新单位比较谨慎，没有甚么把柄。若在华师大，肯定被当权派抛出充当替死鬼，人生恐怕得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条道路了。
#p#毛泽东在文革“停课闹革命”并且利用完红卫兵以后，就让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美其名曰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农村“修理地球”，也用这些手段骗学生。看到这些学生表决心，戴红花，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边疆、乡下，我只能祝福他们。有的同学拒绝去而採用各种软磨硬顶的办法，最多的是弄残疾证明。以前我认为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学生是落后学生，但是现在我同情他们。学校在开始分派工作时，我向当时驻校工宣队表示，叫我下乡我也想不通，因此无法对同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求到车间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这讲法不是没有风险，但是那个年纪较大的工宣队负责人居然同意我的要求，从此我当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着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许工宣队自己也有子女上山下乡才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以后为了上调，争取比较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开展了剧烈的竞争与抗争。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益加紧张複杂。
五、恐怖的政治运动
对政治运动的认识与体会，除了在印尼时的“抗美援朝”以外，对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略有所闻。祖父是西医，据说为人和善，但是土改时也受冲击。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个长工。据说那个长工偷过东西被训斥，运动一来就出来斗争了。当时我认为共产党非常英明，不会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斗。即使有问题，也是底下干部糊涂。祖父最后被管制三年。
父母亲燕京大学毕业，意识形态亲美，也信基督教，在学期间与司徒雷登教务长关系很好。中共“解放”全国时，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成为中共的批判对象，加上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都在传递这些信息，也非常关心司徒雷登在美国情况。他们对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为然。而我却是反美的，对父母讚扬司徒雷登的话将信将疑，也许美帝国主义分子中也有个别好人吧？
#p#然而上述事件影响父母原先打算回国的计画。但是共产党对我的教育，青年人的热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 年夏天回到中国时，正好碰上批判胡风与肃反运动。胡风涉及文艺理论，我比较关心；肃反则与我无关。五、六年初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与我好象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自杀也当作畏罪自杀。然而考上大学不到一年遇上整风反右，是我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第一次。虽然在“帮助”（其实是批判斗争）下确认自己有立场问题，需要“脱胎换骨”改造，但是也开始有对政治运动的恐惧感。
中共对敌斗争政策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一条。
自己在被批判时，就象阶级敌人那样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因为我很坦白，老实交代家庭对我的影响，所以最后组织处理时“免予处分”，但已经一身冷汗。然而我的坦白，也没有胡乱走上“反戈一击有功”的道路，为了立功而乱咬人。也许这就是我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脱胎换骨”的结果，否则人性早就毁灭。就如西方音乐被中共打成“黄色音乐”时，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没有减轻我对它们的热爱，而且直认这一辈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听“敌台”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还非常兴奋。
文革期间，因为新到一个单位不久，“反动言论”不多，还没有沦为“阶级敌人”，但是当时住在丈人家里，因为是 “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重冲击，自己也被抄了两次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红卫兵甚么时候会冲进来。也因为自己华侨身分，担心甚么时候在单位里也会被莫名其妙的“揪”出来，特别是每次阶级斗争大会，扬言会场里就有阶级敌人还没有揪出来时，心里就蹦蹦乱跳。
象我教政治课，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也参与活动。所以工厂两派“大联合”，要揪出破坏联合的“黑手”时，我虽然并非任何团体的头头，也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月，形同软禁，相互揭发。
还好我平安过关。还有同事大字报揭发我在回国时，在轮船上对美国记者发表不可告人的演说，于是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那些有问题的人交代问题。本来发表演说大家听到，怎么会“不可告人”？但我还是把以前在自传里早就交代的我所见到的“问题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担任警察局长的舅公上船来看我都重说一遍。
后来最后搞清楚，此记者乃是家父採访亚非会议时认识的香港大公报记者，正好也上船採访我们回国的新闻，他帮我们拍了照片。谁知道共产党记者会变成美国记者？还好当时文革已经进入落实政策阶段，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当特务斗争再说。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时间后，各单位才向下传达。我一个朋友在大单位工作，比我们单位早传达，也告诉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时与一位关系不错的工人师傅说起。没有想到他再传出去，被工宣队负责人知道了，为甚么我会比他们早知道呢？谁向我泄露党的机密呢？
为此差点儿把我“隔离审查”（犹如现在的“双规”，但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吓得我冒出冷汗。
林彪事件以后，对共产党与毛泽东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但是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家母两次到上海问我是否要离开中国，我还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出去的华侨还很少，万一申请而不批准，“企图叛国”的帽子就会永远戴上；而且离开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了是否适应还有问题。尤其是林彪死后，对中共又产生幻想，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更张，结束极左路线。哪里知道不久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生活在恐惧中，还是闯出去寻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给我出境证的时候还警告我出去后不可以乱讲话，我说甚么他们都会知道。华侨圈子里也有许多流言，例如音乐家马思聪逃出去后因为发表反共演说，当场被人击毙；有华侨一踏进香港，在移民局问话时大骂共产党，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电话来警告等等。因此我进入香港时，是工人身分，隐瞒大学毕业的学历，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没有问太多的话，除问唐山大地震情况，就是工厂的产品与产量。然而即使我一到香港，给报章写稿，稿费还是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分曝光，并且很多年不敢回去。这叫做“心有余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国旅美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几年前应邀到香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时对我说，刚到的时候，因为香港距离中国太近，晚上他做了恶梦。我是在三年前读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看到延安整风的恐怖情况，让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国也做起文革恶梦。如今中共还不许国人讨论文革，讨论毛泽东，无非就是掩饰他们的罪行。然而张戎与她的夫婿乔？哈利戴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更具体、更广泛的揭露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罪行。只要中共不清算这些罪行，他们的甜言蜜语就不可相信，因为表明他们没有诚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台湾民众，更应该从中共的历史中，认清中共的本质。正如61年前毛泽东评价国民党那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对共产党，不更应该这样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