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该为曾曾曾孙辈留下些什么？面对着全球的变暖和气候的变化，我们现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减少我们的后代和我们的星球所面临的日益上升的风险？
几乎每一个人——也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美国副总统切尼及其助手们除外——都明白，当人类燃烧碳氢化合物时，二氧化碳就会释放到空气中，形成一张巨大的“毯子”，吸收其下方的红外辐射，从而使地球变暖。
所有人都明白，相对于现有模型的分析而言，虽然全球变暖效应的规模可能会更大或更小一些，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成为放任不管的借口。事实上，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妨假设情况的发展会比一般预测的更为严重，应该更加谨慎才对。
所有人都认为，为了开发不会排放碳的能源，开发将碳从空气中去除并转移到森林或海洋中的技术，以及能反射更多光照从而为地球降温的技术，政府、非营利机构和能源企业的投入规模都应该远远高于目前的水平。
很明显，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应该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重担。毕竟，他们当年实现工业化和财富增长，走的是一条轻松的、高污染排放的道路。今天，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而惩罚这些国家是不公平的。
现在，到了我们建设——而不是破坏和妨碍——有关的国际机构，来协调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的时候了。但除此之外，在目前和未来十年里，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经济学家习惯于从价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当经济学家们看到某种行为有着破坏性的副作用时，就喜欢对其征税。 由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口袋中钱财数量减少，切身地感受到环境破坏的后果。例如，对那些驾驶着SUV（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行车里程却很低的人征税，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这个税必须收得正确才行。一辆SUV在城市中每行驶10英里（约16公里），要耗费1加仑（近3.8升）汽油，相当于把大约3公斤碳注入大气之中。那么，对此征收的额外的“全球变暖税”应当是每加仑5美分还是50美分，抑或5美元？
随着对环境变化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但就目前而言，税收规模关键性地取决于一个道德哲学问题——我们欠后世子孙究竟多少？
对此，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John Quiggin）在他的主页上进行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讨论，最后得到的结论倾向于对每加仑碳污染征收50美分的税。他认为，今天用来减少碳排放的支出，是一种很好的对未来的投资。假设世界人均年收入以大约每年2％的速度增长，以2006年的购买力计算，当前每70美元用于碳减排的边际支出，将可以使未来全球变暖和相关调整所引发的成本减少500美元，即2100年的世界将从现在的70美元中获益500美元。
但另一方面，有批评者会指出，今日的世界是相对穷困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人均GDP目前只有大约7000美元。我们估计，技术进步及扩散可以使世界人均GDP以2％的年均速度增长，这样，按2006年购买力计算，2100年的世界将会富裕得多，人均GDP可以达到50000美元。由此，批评者声称，相对于2100年那些比我们更富裕的后代而言，我们远比他们更需要这边际上的70美元。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提到的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今天的世界。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人均年收入目前大约在4万美元上下，世界人口中较贫困的那一半的人均年收入则低于6000美元。如果比起2100年我们的后代所获得的500美元而言，我们更需要现在的70美元，那么，这样的逻辑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对世界上较富裕的那部分人征税，只要发达国家每个额外的500美元所带来的好处少于每个70美元在穷国所带来的好处。
简而言之，如果当今世界的富人对我们未来更富的后代态度吝啬，如果我们想把环境污染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那么，我们就应该对当今的穷人非常慷慨才对。类似地，如果我们吝啬地对待今天的穷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子孙更大方。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仍然是基于某种道德准则，而不是像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那样——抓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牢牢不放，那么，对后世子孙更慷慨一些，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