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27 00:21:26作者：
从百年前的“万国邮政”“电光”到百年后的“大撒把”“非常爱情”，中国社会的变迁毫无遗漏地反映在词语的变迁上，浏览世纪流行词就是检阅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晚清时期：新词让中国人的嘴跟不上趟儿
二十世纪初，当西方的事物、西方的观念潮水般地涌进国门的时候，受孔孟文化中熏染了几千年的国人，不仅眼睛、头脑应接不暇，连嘴也跟不上趟儿了——那些新东西简直都没有现成的名称来称叫。思想上接受不接受倒在其次，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合适的词好议论它。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音译，如：沙发、坦克、马达、咖啡、伏特、欧姆、法郎、逻辑、雷达等等。但就更多的事物而言，只有更多的得体的意译词才能准确传意。
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以留学日本为多，而日本由于早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明治维新时就已大量使用汉字翻译西方名词，对于中国急于维新的一代青年来讲，最便利的做法就是直接把日本人的译词搬到汉语里来了。像“革命、教育、文学、艺术、文化、文明、封建、机械、机会、惟一、演说、同志、精神、具体、专制、社会、劳动、环境、保险、经济、意味……”虽然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确实是日本人先拿去用以翻译英文的revolution、education、literature等词，而中国人又从日本借用回来，从而赋予了这些古词以全新的含义。
然而中国古代的词汇库里毕竟没有那么多候选者能恰切地翻译所有外来概念，聪明的日本人就用两个汉字组合成新词，由于每个词里还保留了一些汉字本来的意思，中国人也乐于接受，同样照搬过来。这些词有：“哲学、科学、物理学、化学、企业、历史、体操、动员、政策、系统、政党、警察、独裁、反应、行为、效果、单位、关系、物质、成分、现实、情报、象征、同情、展览、改良、改善、批评、批判、解放、概括”等等。
除了这种从日本借来的对西方词语的译名以外，还有不少直接借自日语的词，如：“场合、手续、取缔、出勤、见习、引渡、写生”等。
不管是直接音译，还是从日本辗转借来译名，总之本世纪初西方文化的涌入是对汉语相对稳定的几千年词汇史的一次最大冲击，也直接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
花絮：晚清婚爱流行语：女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纳妾。圆房。童养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贞节牌坊。望门寡。八字。庚辰。择吉。迎喜神。拜堂。
民国时期：新词不再陌生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三十多年间，汉语词汇的变化基本还是围绕着不断出现的外来事物发展的。这里面有几个有趣的特点。
一是隔阂到接纳的心理过程，就是一件事物引进我们的生活后，起初不愿认同为我们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是在名称上标明它的“异类”性质，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加“洋”字：“洋烟、洋服、洋火、洋油、洋蜡”，到后来慢慢改成“香烟、西服、火柴、煤油、蜡烛”叫法的时候，就标志着对它们的进一步认同了。
第二是从恐惧到平和的心理过程，表现为在构词上有明显的夸大色彩，如用“万”来称其多的：“万邦公法、万国邮政、万牲园、万兽园、万有有生论”等；再如用“电”来表示某种神奇的能力的：“电光、电驴、电码”等，后来“万国……”的说法逐渐被“世界……”所替代，“万牲园”、“万兽园”改成了“动物园”，“电驴”也改成了“摩托车”，“神镜”改称为“照相机”，“天船”改称“热气球”，“炫奇会”改称为“博览会”。
第三就是从追求生动的权宜叫法变成追求规范的明晰称呼，如早期的“听差的、堂役、老妈子、丫头”等后来一律称“服务员”；“邮差”改称“邮递员”；“苦力、脚行”改称“搬运工”；“荐人馆”改称“职业介绍所”；“拘票”改称“逮捕证”等等，这些“～员”"～工”“～所”“～证”都是社会分类明晰化在语词里的反映。
第四是词语的变化反映出认识更加准确、精确化，如“火机”改称“蒸汽机”，“自行屋”改称“电梯”，“养疯院”改称“精神病院”，“印文机”改称“印刷机”，“玻璃皮包、玻璃雨衣、玻璃丝”改称“塑料皮包、塑料雨衣、塑料绳”等等。
花絮：民国婚爱流行语：文明婚礼。集团结婚。婚纱照。自主婚姻。爱情至上。女界。女德。三从四德。妇女解放。男女受授不亲。节妇烈女。贤妻良母。逃婚。
中共建政的前十七年：词汇开始加入党文化
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词汇变化主要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反映，这种作用首先不是在事物的称呼上，而是更多表现在与人有关的称呼上。
当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生产合作化以后，“掌柜的、老伴、经理、董事长”也就不再有了；当“粮棉统购统销，工人监督生产”等旨在把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拉平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应运而生的响亮称呼便是“同志”：“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售票员同志、司炉工同志……”不一而足，乃至有了“母亲同志、姨父同志”。这“同志”两个字蕴含的意义更是富有而广远：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目标……
过去的夫妻称谓如“先生、太太、男人、女人、老公、老婆、当家的、屋里的”显然带有太浓重的社会阶层色彩，于是打破一切尊卑意识、性别意识和身份意识的通称“爱人”成了唯一的称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五六十年代的街道、商店名称以“和平、新华、国华、利民、光明”命名的不在少数。反映在人名上，更是成堆成片的“建国、建军、国庆、爱华、爱平、国强、新民、卫国、跃进、学雷、学锋”等等，人名反映时代特色有时是说一不二的。
语言学家王力曾说他在中共建政起名为“力”就是为了不跟别人重名，因为作为“怪力乱神”之一的“力”是个不吉利的字眼，不料到在中共建政以后“力”是力量的象征，到处都有叫“王力”的，让老人无奈。
过去“英”“平”“飒”“爽”等字眼都是描写男人的英武、豪迈之气的，妇女拿最英武的男性词汇来形容她们不让须眉，于是“飒爽英姿”这种说法不知不觉成了女性的专利，到了七八十年代谁家男孩的名字里若是有个“英”字却往往会招来不少人说“像女孩名”。
花絮：五十年代婚爱流行语：夫妻识字。包办婚姻。彩礼。新事新办。媒婆。爱人同志。搞对象。重婚。婚姻法。婚姻自由。先结婚后恋爱。
六十年代婚爱流行语：移风易俗。早婚。晚婚。革命战友。共同进步。生活作风。拍婆子。泡马子。
文革十年：“革命”的污染
十年“文革”给语言造成的冲击可以说是既猛烈又彻底。虽然那时的流行词语在当时的生活中和媒体上出现频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多数词语至多也就只有了不到十年的历史。下面这些词语虽然刚刚退出历史舞台二十年左右，对当今青年来说却已多数不能辨识了：“忠字舞、支左、站错队、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洋冒进、现反、跳出来、炮打、走资派、捞稻草、文斗、武斗、红代会、揪斗、牛棚、派性、黑后台、黑线人物、横扫、红海洋、红卫兵、红宝书、工宣队、狗崽子、斗私批修、二月逆流、革命小将、大方向、高大全、大树特树、顶峰论、斗批改、大串联、打派仗、打倒一切、雄样板戏、安亭事件……”。
“文革”也极坏地污染了社会语言风气，出现了“牛鬼蛇神”、“一小撮”、“混.蛋”、“这简直是放.屁”、“砸烂他的狗头”等骂人词语。
“文革”时人人都不得不划清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对敌手可以痛斥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小爬虫”、“牛鬼蛇神”，对朋友则是“战友”、“同志”。有趣的是“同志”这个词这时由一个泛尊称变为了一种政治待遇，当你不配再被称作“同志”的时候，就标志着你正当的政治权利已被剥夺，而你也从此没有管别人叫“同志”的资格。随着六十年代末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由工厂习惯带来的“师傅”一词逐渐普及成为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新的泛尊称，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花絮：七十年代婚爱流行语：破鞋。野汉子。一帮一，一对红。三转一响。七十六条腿。双眼皮。酒窝。高价姑娘。晚婚晚育。偷情。亲不亲，线上分。家庭妇男。轧马路。秦香莲。陈世美。
80年代：嘴上追赶的时髦
80年代以来语言变化是全方位的，既有为适应新事物而新造的词语，又有外语的影响，也有社会风气造成的类推现象，还有港台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影响，丰富多彩。反映新事物的“香波、摩丝、果茶、果奶、时装表、情侣装、度假村、写字楼、连锁店、微波炉、移动电话”等都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但这类词语的生命力却是由他们所代表的事物的生命力所决定的，像九十年代初期颇为盛行的“矿泉壶”，现在的小学生已不知为何物了。
像本世纪初期一样，人们也不惜用一些突现自己惊讶心情的词素冠在新事、高品位、高风险、高投资、大制作、大片、超市、超前、超豪华、超一流、超高速”等等。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技术崇拜心理的是现代人本精神的回归，这反映在标志个人感受的概念在生活中逐渐增多，如用“感”字作词尾的词就有“成就感、失落感、时代感、生硬感、使命感、陌生感、安定感、孤独感、刺痛感、动感”等等。
金融上的风险意识深入人心，于是有了“风险贷款、风险抵押、风险机制、风险企业、风险意识、风险资本”等；服务业的开展，使人们仿照“导游”造出了“导读、导购、导医”等；教育事业的多层面开展导致了“普教、高教、职教、成人教育”；离婚率的增加导致了“单亲家庭、单亲子女”等词汇的出现。
就最一般的文体分类意义上讲，一方面是口语词汇尽量往生动、可感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书面语尽量往郑重、规范方向发展。像口语里的“酷、帅、涩、猛、火、绿、菜”无不语出惊人；光用“宰”构成的词就有“宰人、宰一刀、宰秤、宰客、宰手、宰家、宰爷、挨宰、狠宰、暴宰”等。
花絮：八十年代婚爱流行语：集体婚礼、红娘、婚姻介绍所、征婚广告、婚外恋、贤内助、骗婚、婚前性关系、未婚先孕、人工流产、道德法庭、第三者插足、妻管严、大操大办、计划生育、人工授精、结扎、上环、泡妞、钓鱼、嗅蜜、大男大女、涉外婚姻、阴盛阳衰、性感、性解放、官倒。
90年代婚爱流行语
三陪、小姐、试婚、同居、妻妾成群、丰乳肥臀、离了吗、单身贵族、网络爱情、电脑征婚、旅行结婚、大撒把、热线、非常男女、非常爱情、离婚餐厅、红色恋人、包二奶、磁器、勾兑、老蜜、钓棒、傍家、傍大款……
晚清时期：新词让中国人的嘴跟不上趟儿
二十世纪初，当西方的事物、西方的观念潮水般地涌进国门的时候，受孔孟文化中熏染了几千年的国人，不仅眼睛、头脑应接不暇，连嘴也跟不上趟儿了——那些新东西简直都没有现成的名称来称叫。思想上接受不接受倒在其次，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合适的词好议论它。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音译，如：沙发、坦克、马达、咖啡、伏特、欧姆、法郎、逻辑、雷达等等。但就更多的事物而言，只有更多的得体的意译词才能准确传意。
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以留学日本为多，而日本由于早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明治维新时就已大量使用汉字翻译西方名词，对于中国急于维新的一代青年来讲，最便利的做法就是直接把日本人的译词搬到汉语里来了。像“革命、教育、文学、艺术、文化、文明、封建、机械、机会、惟一、演说、同志、精神、具体、专制、社会、劳动、环境、保险、经济、意味……”虽然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确实是日本人先拿去用以翻译英文的revolution、education、literature等词，而中国人又从日本借用回来，从而赋予了这些古词以全新的含义。
然而中国古代的词汇库里毕竟没有那么多候选者能恰切地翻译所有外来概念，聪明的日本人就用两个汉字组合成新词，由于每个词里还保留了一些汉字本来的意思，中国人也乐于接受，同样照搬过来。这些词有：“哲学、科学、物理学、化学、企业、历史、体操、动员、政策、系统、政党、警察、独裁、反应、行为、效果、单位、关系、物质、成分、现实、情报、象征、同情、展览、改良、改善、批评、批判、解放、概括”等等。
除了这种从日本借来的对西方词语的译名以外，还有不少直接借自日语的词，如：“场合、手续、取缔、出勤、见习、引渡、写生”等。
不管是直接音译，还是从日本辗转借来译名，总之本世纪初西方文化的涌入是对汉语相对稳定的几千年词汇史的一次最大冲击，也直接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
花絮：晚清婚爱流行语：女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纳妾。圆房。童养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贞节牌坊。望门寡。八字。庚辰。择吉。迎喜神。拜堂。
民国时期：新词不再陌生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三十多年间，汉语词汇的变化基本还是围绕着不断出现的外来事物发展的。这里面有几个有趣的特点。
一是隔阂到接纳的心理过程，就是一件事物引进我们的生活后，起初不愿认同为我们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是在名称上标明它的“异类”性质，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加“洋”字：“洋烟、洋服、洋火、洋油、洋蜡”，到后来慢慢改成“香烟、西服、火柴、煤油、蜡烛”叫法的时候，就标志着对它们的进一步认同了。
第二是从恐惧到平和的心理过程，表现为在构词上有明显的夸大色彩，如用“万”来称其多的：“万邦公法、万国邮政、万牲园、万兽园、万有有生论”等；再如用“电”来表示某种神奇的能力的：“电光、电驴、电码”等，后来“万国……”的说法逐渐被“世界……”所替代，“万牲园”、“万兽园”改成了“动物园”，“电驴”也改成了“摩托车”，“神镜”改称为“照相机”，“天船”改称“热气球”，“炫奇会”改称为“博览会”。
第三就是从追求生动的权宜叫法变成追求规范的明晰称呼，如早期的“听差的、堂役、老妈子、丫头”等后来一律称“服务员”；“邮差”改称“邮递员”；“苦力、脚行”改称“搬运工”；“荐人馆”改称“职业介绍所”；“拘票”改称“逮捕证”等等，这些“～员”"～工”“～所”“～证”都是社会分类明晰化在语词里的反映。
第四是词语的变化反映出认识更加准确、精确化，如“火机”改称“蒸汽机”，“自行屋”改称“电梯”，“养疯院”改称“精神病院”，“印文机”改称“印刷机”，“玻璃皮包、玻璃雨衣、玻璃丝”改称“塑料皮包、塑料雨衣、塑料绳”等等。
花絮：民国婚爱流行语：文明婚礼。集团结婚。婚纱照。自主婚姻。爱情至上。女界。女德。三从四德。妇女解放。男女受授不亲。节妇烈女。贤妻良母。逃婚。
中共建政的前十七年：词汇开始加入党文化
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词汇变化主要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反映，这种作用首先不是在事物的称呼上，而是更多表现在与人有关的称呼上。
当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生产合作化以后，“掌柜的、老伴、经理、董事长”也就不再有了；当“粮棉统购统销，工人监督生产”等旨在把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拉平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应运而生的响亮称呼便是“同志”：“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售票员同志、司炉工同志……”不一而足，乃至有了“母亲同志、姨父同志”。这“同志”两个字蕴含的意义更是富有而广远：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目标……
过去的夫妻称谓如“先生、太太、男人、女人、老公、老婆、当家的、屋里的”显然带有太浓重的社会阶层色彩，于是打破一切尊卑意识、性别意识和身份意识的通称“爱人”成了唯一的称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五六十年代的街道、商店名称以“和平、新华、国华、利民、光明”命名的不在少数。反映在人名上，更是成堆成片的“建国、建军、国庆、爱华、爱平、国强、新民、卫国、跃进、学雷、学锋”等等，人名反映时代特色有时是说一不二的。
语言学家王力曾说他在中共建政起名为“力”就是为了不跟别人重名，因为作为“怪力乱神”之一的“力”是个不吉利的字眼，不料到在中共建政以后“力”是力量的象征，到处都有叫“王力”的，让老人无奈。
过去“英”“平”“飒”“爽”等字眼都是描写男人的英武、豪迈之气的，妇女拿最英武的男性词汇来形容她们不让须眉，于是“飒爽英姿”这种说法不知不觉成了女性的专利，到了七八十年代谁家男孩的名字里若是有个“英”字却往往会招来不少人说“像女孩名”。
花絮：五十年代婚爱流行语：夫妻识字。包办婚姻。彩礼。新事新办。媒婆。爱人同志。搞对象。重婚。婚姻法。婚姻自由。先结婚后恋爱。
六十年代婚爱流行语：移风易俗。早婚。晚婚。革命战友。共同进步。生活作风。拍婆子。泡马子。
文革十年：“革命”的污染
十年“文革”给语言造成的冲击可以说是既猛烈又彻底。虽然那时的流行词语在当时的生活中和媒体上出现频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多数词语至多也就只有了不到十年的历史。下面这些词语虽然刚刚退出历史舞台二十年左右，对当今青年来说却已多数不能辨识了：“忠字舞、支左、站错队、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洋冒进、现反、跳出来、炮打、走资派、捞稻草、文斗、武斗、红代会、揪斗、牛棚、派性、黑后台、黑线人物、横扫、红海洋、红卫兵、红宝书、工宣队、狗崽子、斗私批修、二月逆流、革命小将、大方向、高大全、大树特树、顶峰论、斗批改、大串联、打派仗、打倒一切、雄样板戏、安亭事件……”。
“文革”也极坏地污染了社会语言风气，出现了“牛鬼蛇神”、“一小撮”、“混.蛋”、“这简直是放.屁”、“砸烂他的狗头”等骂人词语。
“文革”时人人都不得不划清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对敌手可以痛斥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小爬虫”、“牛鬼蛇神”，对朋友则是“战友”、“同志”。有趣的是“同志”这个词这时由一个泛尊称变为了一种政治待遇，当你不配再被称作“同志”的时候，就标志着你正当的政治权利已被剥夺，而你也从此没有管别人叫“同志”的资格。随着六十年代末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由工厂习惯带来的“师傅”一词逐渐普及成为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新的泛尊称，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花絮：七十年代婚爱流行语：破鞋。野汉子。一帮一，一对红。三转一响。七十六条腿。双眼皮。酒窝。高价姑娘。晚婚晚育。偷情。亲不亲，线上分。家庭妇男。轧马路。秦香莲。陈世美。
80年代：嘴上追赶的时髦
80年代以来语言变化是全方位的，既有为适应新事物而新造的词语，又有外语的影响，也有社会风气造成的类推现象，还有港台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影响，丰富多彩。反映新事物的“香波、摩丝、果茶、果奶、时装表、情侣装、度假村、写字楼、连锁店、微波炉、移动电话”等都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但这类词语的生命力却是由他们所代表的事物的生命力所决定的，像九十年代初期颇为盛行的“矿泉壶”，现在的小学生已不知为何物了。
像本世纪初期一样，人们也不惜用一些突现自己惊讶心情的词素冠在新事、高品位、高风险、高投资、大制作、大片、超市、超前、超豪华、超一流、超高速”等等。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技术崇拜心理的是现代人本精神的回归，这反映在标志个人感受的概念在生活中逐渐增多，如用“感”字作词尾的词就有“成就感、失落感、时代感、生硬感、使命感、陌生感、安定感、孤独感、刺痛感、动感”等等。
金融上的风险意识深入人心，于是有了“风险贷款、风险抵押、风险机制、风险企业、风险意识、风险资本”等；服务业的开展，使人们仿照“导游”造出了“导读、导购、导医”等；教育事业的多层面开展导致了“普教、高教、职教、成人教育”；离婚率的增加导致了“单亲家庭、单亲子女”等词汇的出现。
就最一般的文体分类意义上讲，一方面是口语词汇尽量往生动、可感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书面语尽量往郑重、规范方向发展。像口语里的“酷、帅、涩、猛、火、绿、菜”无不语出惊人；光用“宰”构成的词就有“宰人、宰一刀、宰秤、宰客、宰手、宰家、宰爷、挨宰、狠宰、暴宰”等。
花絮：八十年代婚爱流行语：集体婚礼、红娘、婚姻介绍所、征婚广告、婚外恋、贤内助、骗婚、婚前性关系、未婚先孕、人工流产、道德法庭、第三者插足、妻管严、大操大办、计划生育、人工授精、结扎、上环、泡妞、钓鱼、嗅蜜、大男大女、涉外婚姻、阴盛阳衰、性感、性解放、官倒。
90年代婚爱流行语
三陪、小姐、试婚、同居、妻妾成群、丰乳肥臀、离了吗、单身贵族、网络爱情、电脑征婚、旅行结婚、大撒把、热线、非常男女、非常爱情、离婚餐厅、红色恋人、包二奶、磁器、勾兑、老蜜、钓棒、傍家、傍大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