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10 02:01:02作者：南朝狂客
序
拨琵琶,续续弹,唤庸愚,惊懦顽`````—郑板桥
一九八九年震动中国及世界的“六四”运动至今已十七年有余，“六四”事件发生后，全球各电台，报刊杂志都曾给予了广泛的报道与评论。但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家的评论和分析能够击中该问题的要害，即使是较为著名的<<美国之音>><<BBC>>``````等，也只是新闻报道比较详尽全面，而对其政治本质,理论问题,策略运筹等等的内容分析却未跳出旧的俗套，毕竟外国人看中国问题难以深入其中。
而中国的许多人，包括若干"六.四"的组织者，活跃份子，学生领袖以及像严家其,鲍彤等等在内的中共政要的所有的回忆及评述都不怎样深刻。他们的东西，主要是回忆内幕，痛惜哀叹；而不是从社会内质，基本理论，策略经验这几个方面出发去进行分析和总结。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毫无疑义，不管“六四”本身有着多少的缺点和弱点，他毕竟是中华民族又一次的觉醒 ，因此对这场运动的复杂的起因,过程,优缺点，尤其是对负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更为重要。
为了更伟大的未来，我们必须较多的从分析“六.四”的错误缺点入手，以便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必须涉及到具体的人或事，且毫不忌讳地加以阐述；六.四时期我历经上海,南京,武汉,成都,北京``````,和若干大学生-高自联,工程师,教授``````等交换过意见,这些人给我的感觉，总的来说是在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本想热情投入的我，在整个六.四期间反而都是在观察和分析。中国有句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我的文章就应了这句话吧!
正面的意义
六四有三个伟大：
最伟大的壮举：砸毁毛贼画像。
最浩大的行动：同步大游行。
最响亮的口号：自由民主。
六四以后中共党内外的反对派增多了，那些过去一贯盲目相信中共政权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觉悟。
不管发动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似乎他们在主观上还不想彻底否定中共政权)但中共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了-客观的效果自然地超越了发动者的主观的意志。
出现了一次变革中共政权的机会。
以上是六四的积极意义。
“六四”从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但实质上大多数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并非参与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负面的效果和后遗症倒是十分严重。
创造了一次吉斯尼记录，世界华人同步大游行，中国五千年来第一次，全世界自创世纪以来唯一的一次。
由大学生们喊出了自由民主的口号，这本来是最有意义和最伟大的口号，不过由于出卖“三壮士”的原因，从而将此口号的意义自然地打了折扣，并由此显得此民主运动有些过于勉强(或是一种小市民的民主运动-市儈式的民主运动?或是颤颤竞竞的奴才们在乞求民主?)
这次游行示威本来足以变革中共政权，但由于发动者和操作者缺乏运筹和策略的能力,最后错失良机。
代表封建法西斯势力的毛画像，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被平民勇士摧毁，不过最不幸的是这三位平民勇士却被他们的“民主大学生”出卖给中共当局。
错误和负面的影响
六四在客观上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后果，赵邓先后下台，而赵紫阳却是邓之后的唯一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接班人”；其他的所谓的“接班人”江泽民远远不如赵。江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改革的思想准备，只是在老邓南巡讲话的压力下，才勉强地继续经济改革。而江氏的所谓改革则纯粹是中共干部抢劫式的捞钱!官倒还需要倒，江泽民一伙连倒都不需要倒。江之后的则居然大喊向金正日学习，此类“驯服工具论”教育出来的产品，还能指望他们干些什么?
六四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体现在上层权力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改革等问题，“六四”以后，中共为了转移矛盾，加剧了对社会下层的打压，所谓“城管”“拆迁”等问题就是从六四以后搞起来的。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直接损害了社会下层的生存利益，为什么海外民运在国内没有民众基础，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开始就喊“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行为，是毫无策略头脑的表现；说明发动者方励之等人缺乏政治分析力和政治谋略的运筹能力。
长期的僵死式的占领天安门广场是愚蠢无知的行为，这个责任不在学生，而在方励之夫妇。
最尴尬最肉麻的又丑又错的事,就是向中共当局出卖“三壮士”的蹩脚之举—关键在于中共根本不承你这个情；一直到现在，出卖了别人还没有讨到好，这种事情想起来最噁心。
方励之发动游行示威有功，但指挥运筹无能(学生的伤亡与此有关)有过。
严家其,鲍彤运筹帷幄失误(没有策略水平)，造成赵紫阳下台有大过-渎职罪。
赵紫阳本人在政治斗争上也不是很成熟，尤其是党内斗争，不是“雄才大略”者也!
以上严,鲍的渎职和赵的不成熟，不仅使他们个人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而且是坐失良机，丧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好机会。
由于严,鲍运筹失当无能，没有真正的策略头脑和对局势冷静的正确的分析，不仅使得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派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而且还造成了顽固派的猖狂反扑，最后竟然给前苏联KGB的遗毒份子江泽民拾了个便宜。
用当初改革派的话来说是：帮倒忙。
最大的问题是毛氏文革派利用一般民众的不满情绪，阴险地躲在大学生们的民主的口号后面向邓小平的改革进行猖狂反扑；以陈云,王震为代表的苏式法西斯派也不动声色地暗中两面捣鬼从中谋利，他们早就想把老邓挤下台了，只是“理由”还不够充分，这一回找到机会了。
局势非常复杂，你们看到了这个“伟大的党”党内捣鬼的一贯的鬼把戏了吗?那些报刊杂志,电台,分析到了这个问题了吗?严,鲍,方看到并仔细分析了吗?
毛氏文革派借用民主运动的口号和机会向邓氏的改革反攻，若干的一般的民众也不分好歹地跟在里边起哄，重玩毛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的表面高喊民主自由，实质准备建立苏式法西斯制度的卑鄙欺诈手腕，这个问题请问你们谁在论文中提到了吗?你们看到了这种斗争的严酷性和隐蔽性了吗?
一句话,你们缺乏更深刻的分析能力。
“打倒官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策略的，你们认识到了吗?赵大经，邓家兄妹发那一点小财，有什么了不得？你们的眼眶子太小了！
你们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力量派别的情况了吗?认真而深刻的分析了中共党内的各个派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力量了吗?``````。
你们进行了一般的兵棋推演了吗?-敌我斗争弈棋分析。
没有，恕我直言你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或思想准备，实质上方励之等人主要目的只是想建立一个"高自联"而已,根本没有"还我河山"的豪情壮志-小家子气太多。
还有不少的人是本着小市民的嫉妒思想或眼红病心理来反对老邓的改革。在“六四”之前，有少部份从监狱劳改队释放出来的一些人，开饭馆或开服装店发了一点小财，“六四”的那些“革命群众”居然认为这也是邓的“错误”？！他们居然认为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应该比别人“高”一点，应当先由在所谓“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发财……这也是相当数量的人对邓小平不满的原因之一。（无知又龌龊）
若干大学生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北京的若干大学生是希望用“良心”来感动“他们”，而我遇到到的那个川大研究生则幻想利用陈云去限制反对邓小平```````简直是荒唐。
六四中还有许多毫无头脑的不满的论调：“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九亿赌,一亿舞又有什么不好呢?越赌越舞才是好，只有又赌又舞垮的才更快!“舞破中原始下来”既然如此,那还为什么要批判赌和舞呢?让“他们”在又赌又舞中快点垮掉不更好吗?君不见赵高与秦二世的游戏吗？
由此可见，你们实质上只是一群简单而平庸的的不满份子而已，既无政治分析能力亦无策略水平，更无战略眼光；毛泽东就喜欢利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力量，谓之“革命群众”—实质是社会庸众及社会“混子”和“痞子”的联合混合群体。
对错误和缺点的分析
1>运动的主导人物在政治上并不成熟，尤其是缺乏优秀的策略头脑和深刻的政治分析力。我们知道当时国外媒体和<<美国之音>>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称之为三大精神领袖，当然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有一定的正义感和一部分民主思想，也同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角斗士，用封建土痞子法西斯领袖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缺乏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所以运动一开始就喊错了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政治分析力和受到文革派(包括留苏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造成的。
而且在当时急于打倒老邓的是文革派和留念“铁饭碗”的人，陈云当然也希望邓下台,由陈选一个留苏派的代表人上台，以此阻止改革，尽可能的多保留一些苏式法西斯政治的影响，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所以一开始民主运动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毛氏文革派和陈氏留苏派所利用，这两派份子也乔装成民主派在背后煽动，别有用心地喊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稍有一些政治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能无端地激化党内改革派与民主力量之间的矛盾，而毛派和苏派都在窃窃嘻笑，为他们的阴谋得逞而频频举杯。
为什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喊打倒邓小平是错误的?首先改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拖改革后腿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陈云留苏派和毛派残余分子(胡乔木等)，纵然打倒了老邓，试问中共党内的另外两大派别—毛,陈两派能赞成改革吗?不管哪一派力量取代老邓掌握全国性的政权都不会继续改革，你方励之考虑到这点了吗?那除非是陈云(留苏派)或毛派重新上台，陈派和毛派比邓要坏的多(不是坏一点的问题，而是坏的多!!!),这两派连最起码的经济改革都不肯干，还能指望他们搞政治改革?你方励之有没有分析这些问题呀?你们方先生,刘宾雁```````等等,那一伙人能有执掌全国政权的能力吗?
说穿了,许多人高喊打倒邓小平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在前期改革中有许多高干子女确实发了一点财(官倒)，在眼红病毒的刺激下,一个个雄纠纠的佩戴着老毛子的尸(像)章慷慨激昂地走上街头````````，这到底是眼红病还是民主?
你们反对邓小平的原因只是出于对老邓个人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若干问题的简单的不满，而不是从更深远的改革的战略目标出发来审视邓与改革的整体问题!
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问题是在邓还是陈?在邓和陈之间我们应先打倒谁?可以说首先要打倒陈!!!-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要打倒陈派(苏派)并同时继续打毛，(要年年打,月月打,时时打，毛派怎样打人,我们就怎样打他—以毒攻毒)才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邓小平即使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朋友，也决不是自由民主的第一号敌人；中国自由民主的第一号敌人是毛泽东!是毛氏文革派和陈云(史达林主义)派!
那末，可能有人要问：依你所说,这场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民主运动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接上一九八五年高呼“小平,你好”的那个“茬”，不仅不提打倒邓赵的口号，反而高呼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支持赵的深化改革的口号；同时又大声疾呼“坚决要求公开批判史达林毛泽东的所有错误,以便进一步推进改革”，还可以再提出诸如“清洗四人帮的残余势力”“把妨碍改革的陈云,李鹏等人拉下马”```````
从策略上讲,首先攻击苏式社会法西斯主义，高喊批判史达林的错误，并进一步提出批判毛的错误，决不直接喊叫打倒邓赵的口号，但一定要喊打倒陈云李鹏等人的口号，以此迂回进击；如果一开始不喊打倒邓赵的口号，只喊批毛和史达林的错误，并大喊坚决支持邓小平将改革进行到底```````等等，那廻旋的余地就要大的多!老邓也未必一下子就会作出“动乱”的定性。
据说，六四之前方就给老邓写过信，大概老邓没理方，方就以老邓为目标了—这其中肯定还有其它的各种不同派别和目的的人物在背后撺掇；以我看方校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它的政治派别利用了—当然方不一定好意思承认，但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有时间或有条件的人可以去调查一下，看看方校长当时和哪些角色来往，这些人在文革前后又是什么样背景的人？？？
是不是那些自称是什么文革中的“人民文革”的东西？这些人反邓最起劲—社会下层的毛氏文革份子。（亦即“人民文革”份子） “ 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不是好东西—不管是那一派！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民文革”—都是毛的狗！
笔者今年六十一岁了，完全有资格说这句话！文革我是全程经历者。
应当说句公正话，邓小平的若干改革是受到陈氏苏派和毛氏文革派的联合压力而不得不后退的。举例来说：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阮铭先生在BBC上所说的一些事情是基本可信的，即一九七九年春,北京民主墙运动时，有很多民办刊物,当时邓小平已准备让步，同意其登记合法出版，这无疑是邓小平在政治思想,文化新闻等方面向民主化迈出的极重要的一步。但立即遭到党内的另一大佬—苏式法西斯的代表人物陈云的坚决反对，为此,邓不得不后退。因此北京的西单墙民主运动遭遇到极大的挫折，这一事实也从客观上说明了许多事情不能单方面责怪邓小平。
如果认为邓当时能和陈决裂，那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的看法，在党内邓的实力未必比陈雄厚，我们的策略应当是帮邓打陈(不管邓是否同意)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而六四恰恰是帮陈打邓,(至少是在客观上)这纯粹是自以为聪明但实质无知透顶的愚蠢行为。
中国的民主派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的最大障碍是毛派和苏派，如果六四在抬高邓小平的改革的锣鼓声中开场，以打击毛派和苏派为突破口，再高喊支持邓小平改革的口号，那文章就要好做得多，邓小平即使不是很愿意接受这种“推动”，但也可能不会彻底反对，这种方法在古代的名词叫“清君侧”。
2>“打倒官倒”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应该看到官倒是封建社会法西斯主义走向彻底崩溃时出现的一种固有的社会现象，关键在于中国必须完成第二次原始积累；中国的第一次原始积累在1946-1948已基本接近完成，但被中共的所谓“革命”破坏殆尽，中国资本元气大伤，如果没有资本阶层和中产份子，则中国的改革永远不能成功。既然如此，长痛不如短痛，至于在这个过程之中由谁来发财，那不是主要的题目。(谁抢到机会就是谁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因此从战术上讲不仅不应当反对官倒，反而应当加强官倒!!大中小倒一起倒，彻底倒光彻底拉倒。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彻底倒光之日，就是重建中国民主之时!
你们根本没有看到官倒现象里边所隐藏着的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的意义。
要知道，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愈是反对官倒，毛式封建法西斯就愈能在垂死中挣扎延长，毛派和陈派都想借用这个口号来对付邓，尤其是毛派更想借机报复，所以当你们在六四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喊叫打倒官倒的口号时，你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被以上的毛、陈两派所利用，只是不好意思承认。
3>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喊过打倒毛的口号，这是最大和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也没有对毛的罪恶进行过任何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对此必须严正的指出：贪污腐败,官倒和社会风气沉沦到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都是以奸诈无耻为荣的地步,这是毛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英国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毛泽东正是这种绝对权力的制造者，试问为什么不批毛？
在毛统治时期，中共干部和毛自己的腐化特权是不是腐败?
女青年的初夜权是农村上调和入党提干的通行证，这是不是卖淫?
改革只不过是把这些荒淫的特权转化为直接的公开的金钱交易关系罢了(其实还比以前公平一些)，把这类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这不仅是政治理论上的无知表现且又是重大的不可原谅的理论错误。
邓小平以职业政治家的眼光在开始就看出了文革派和陈的保守派在利用学生的民主热情来反对他，因此邓说“六四”是动乱，不能排除这个原因。而毛氏文革派和留苏派也的确有借刀杀人的目的—借学生的民主之手打掉邓，结果民主派和学生遭到血腥镇压，而邓小平也不得不黯然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民主派改革派两败俱伤，毛氏文革派陈氏留苏保守派一齐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毛的批判不够，毛的阴魂不散。在八九民运之前,毛的残余势力已经蠢蠢欲动，一九八八年春之后，北京就一度出现相当一部份人佩戴毛的僵尸像章来反对邓的改革，对这种危险的信号,你们至今没有任何认识!这是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时的一种前兆，可悲的是民主运动居然需要佩戴封建法西斯僵尸的像章作为暴发的前兆!所以就凭这一点，“八九民运”“民运”这两个字就要打折扣，既然是真正的“民主派”就不应当佩戴封建法西斯头目的像章。
你们没有真正的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对这个问题你们不敢分析，证明你们内心有鬼！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肯定你们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4>狭隘的孤立主义，学生们太年轻，不好过多的批评。作为具有主导作用的方励之等人只想建立一个<<高自联>>来实现他们的“民主”，这简直可笑!中国的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单独依靠某一种力量来解决的。当然啰，也可能方先生从开始起就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大的后果，这就是我在前边所说的：运动的效果远远地超过了发动者的原来的设想。
也可能是如<<讓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此其志有限也!
5>民主派与学生的失误还在于应当退却的时候不退却或陷于狂热情绪的影响中从而无法命令自己退却，当运动进行到五月二十八日时，(即同步大游行结束后)实际已告一段落,高潮已经过去,稍有一些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能看到这时应当激流勇退，等待新的历史时机再一次冲击方为上策。学生青年固然是由于年青而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作为具有指导影响力的方励之和其他的知识精英们却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策略理论来说服学生，这就决定了青年学生的悲壮历程。别的事小,最重要的是牺牲了一大批的最优秀的民主青年，这对民主力量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最近我在<<自由圣火>>上看到一个笔名叫“梦之魂”的人著文说不须要退却,因为东欧苏联的民众没有退却。
这个所谓“梦之魂”的人是一个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根据他的言论就可以分析推断此人如果不是无知之徒(和刘晓波,方励之差不多的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就是居心叵测的内奸!
我们要问一问“梦之魂”：你故意的拿别人去牺牲,目的何在?你怎么不站在冲锋枪前面去挡枪眼的?明知对方要动枪了还叫别人不要退,给冲锋枪去扫,你想干什么?
你的目的我很清楚：拿别人去牺牲，自己好出名—以便到处哭诉，多么丑恶的内心世界!
作为指挥官来说，首先要明攻守进退之道，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主动撤退,廻避决战,保存实力,以待未来,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军事常识。如果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点常识都没有的话，就根本没有资格谈政治!
东欧苏联?中国是那样的国家吗?死搬硬套,祸国殃民!--中共就是乱搬乱套苏联和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把整个中国搞的人不象人,鬼不象鬼!
你们的水平太差了!
5>“六四”再次暴露了中国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体的不成熟性造成的，这种不成熟性从历史上来看早就存在。比如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中国的众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社会贤达”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不民主还不自由,(其实国民政府要比共党好的多，几近欧美)于是伙同中共更加起劲地反对国民政府—开辟所谓“第二战线”，其中有比较著名的所谓“七君子案”(是否七条糊涂虫?)还有什么朱自清```````等等；若干知识分子像中了邪似的或明或暗的帮助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结果呢?中共一旦得手先搞掉胡风—来个下马威—杀鸡给猴看；接着反右文革，许多教授学者知识人士被逼自杀跳楼，劳改劳教流放(下放)者不计其数，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曾帮助过中共的“社会贤达”张东荪，中共给他的回报是：灭门—父子三人全部坐牢。）)还有北京大学的冯友兰与金岳霖二人在反右时相向而泣，还不敢高声，生怕窗外有耳。
哭都不敢高声哭，这是毛泽东给你们“新中国的主人”的待遇啊!想当初，身在福中不知福，国民政府那样宽厚那样民主还说不好,现在这样好了。又如一九四八年不愿去台湾的马思聪先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匪徒逼其啃地上的青草，谓之曰：你姓马，马应吃草!受此奇耻大辱，马先生乃幡然悔悟，终于捨命逃出中国大陆，先到香港后去美又至台湾。(先不肯去，最后拼命逃着去)
再看今日“六四”之中，又是首先提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这实质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复以前的错误行为。应当首先提出“坚决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打倒封建份子”“坚决支持改革,坚决要将改革进行到底!”```````等口号为第一口号，首先把斯大林当靶子打,从策略上来讲更有利一些，打了斯大林就等于打了毛泽东，打了斯,毛就等于打了陈云,王震,胡乔木这一伙``````也就是打了文革派和苏式保守派。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这两股反动势力,只要打倒了这两派,不愁改革不向前进，没有这两股"左祸"硬拉住老邓，问题就要好解决的多。
再说，老邓重新上台才几年?这副烂摊子从根本上来说是毛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搞坏了的，整个下流的封建法西斯制度是毛一手造成的，试问：是应当先打倒毛呢还是先打倒邓?此外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有一个明显的劣根性(也是国民的劣根性)欺软怕硬，喜欢作奴才!毛泽东是百分之一百地迫害政策,其手段之残忍与无耻为斯大林希特勒所不及，反而大家都“老实”，不少人还积极的相互残杀以献媚取宠。邓小平稍微放开一点,便都来打倒人家，这和当年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又有什么两样?
相当一部份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的人士(不是全部)应当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六四”前后为止作两种对比,扪心自问：到底谁对民众更宽松更自由更民主?不要敌我不分,在嫉妒和看见别人发财就眼红的心理支配下自作聪明地乱起哄!更不可认敌为友或存有不可告人的孬种心。
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胡适先生和张大千先生。不管中共怎样威胁利诱,一概置之不理，大千先生干脆画了一张荷花出水图以回答毛的所谓“邀请”，巧妙而高雅地刺了一下毛。胡,张二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各有不同的伟大造诣，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成熟，他们两凭着自己成熟的政治智慧避开了中共和毛的迫害—这才是真聪明,大聪明!
现在就看你们能不能反省自己了。刚刚看到丁子霖的报道,更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被余杰称为所谓“天安门母亲”的女人，实质是站在毛派的立场上来反邓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假民主派份子。
关于力量的分析
参加“六四”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同样的是非常复杂，要想能比较正确的认识六四的问题，就必须对社会的各种参与力量进行较深刻的分析，那么当时有哪些社会力量积极的参加和支持了这场运动呢?
1>受西方先进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尽管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在整个知识群中不多或可以说是很少，但他们是整个运动中的最优秀的群体，是主流代表；没有他们的这种现代民主意识，整个运动就黯然无光。
2>自毛共统治大陆以来，使尽各种手段玩弄,愚弄下层民众，几十年来,各阶层的民众看透了毛及毛共的邪恶本质，他们认识到,如若不铲除毛及毛共这个历史的怪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是民众中具有较高度觉悟的人。不过这种人也不是很多，但这一部份的民众毕竟是最先觉悟者，天使先知觉后知，没有他们，其他的群众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3>大量的各阶层的各种色彩的民众，据以不同的原因而产生的共同的不满.他们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有些飘忽不定之感；高潮时积极参加,低潮时一哄而散，实在不行了就自称“上当受骗”了。通过这么多年的人为的政治运动,相当一部份民众已经认识到共产党不是个东西!这种“上当”的说法也是此类不满思想的略带一些灰色幽默的反映，他们属于有一定思想水平的跟风支持者，约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4>最可笑最可怕也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一部份人也来反对邓小平了，他们人数颇多，他们是毛的最积极的追随者—同时又是是民众中最消极保守最无能又最会“混”的群体，不过他们并不要求什么民主，也不想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与前面所说的那两部份群众完全不同，他们只想依附于某一个政权或政治集团，有一个半饥半饱的铁饭碗捧着就行。他们没有真正的思想,也不想进取，但却善于嫉妒和眼红；他们不愿或根本没有能力看到社会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两极分化，他们对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是从现代西方文明的角度出发去反对，相反,他们希望社会倒退到老毛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去，这样他们的那种依附性就可以得到最充份的发挥并可以永远地充当光荣的奴才。
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的这种封建小生产者的眼红和嫉妒的情绪(仇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以变成一种极其残忍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疯狂力量。这种嫉妒眼红疯狂而又残忍的破坏力，正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历次争权夺利的运动中屡屡获胜的看家法宝!
比如：我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前后，曾和一位南京大学的高自联的头头谈过文革和官倒的问题，对文革他看的比较正确``````是毛利用民众云云``````。对与官倒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不患财之寡也，而患财之不均也。”这种见解就错了，我当即反驳道：“孔子这句话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资本社会的发展，资本必须积累！”此人在大学生中还算是比较敏锐的，我讲完之后，他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
那一位四川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因参加“六四”被开除，一九九0年我问他为什么参加“六四”？他的回答是因为心理不平衡—典型的眼红病份子—这就是中共哲学研究生的水平，这种心理不平衡的人都是一种反动势力。
此类“群众”在“六四”的人群中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5>毛氏文革派份子，这是一股最邪恶最下流的势力，一九二七年就有人送给他们一个最贴切的雅号：“痞子运动”!他们的特点是狭隘凶残,善于破坏挑剔,狡赖多变，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但却能半生不熟地摘取一两个马列邪教的名词来胡乱吹嘘，以便煽动前面所说的那部份既无能又喜欢嫉妒的群众，他们是中国五千年来封建社会中长期汇聚的血污腥臭，尘垢渣滓，邪气毒虫中蠱化而出的人妖怪胎，其最高级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他们表面假装赞同民主自由(这一招他们早在1945-1948就玩过),并利用民主派在政治斗争策略上的幼稚性，促使民主派和青年学生喊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错误口号，以便达到自己的阴险的政治目的：做仇人的是民主派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打倒的是党内改革派；而毛的文革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报了1978-1980的打压清洗之仇，甚至大有复辟之势，妄图将中国拉回到毛式封建法西斯的制度之下。
6>暗中使劲，表面上装正经,坐山观虎斗，等着坐收渔人之利的苏式法西斯保守派，这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陈云,王震等人，又名史达林式的法西斯主义。此辈极端残忍，但表面十份正经,假装斯文，不象毛派份子张牙舞爪，但内里阴毒过人。他们暗中支持毛氏文革派对付以老邓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同时又借用邓氏改革派的力量打击毛派及其他反对派，以便继续维护法西斯独裁体制和保持特权地位。
这几种前进的和倒退的，民主的和封建的，激进的和保守的，中间的和顽固的，一般平和的和阴险毒辣的……社会力量，在一九八九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当自然地奇怪地纠合在一起向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发起了进攻，结果是民主派与党内改革派两败俱伤，毛氏文革派和苏式法西斯派一齐哈哈大笑，他们终于暂时的在某种程度上得逞了。
可以说“六四”运动是一场起因非常复杂的运动,，运动的复杂性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参加运动的社会力量成份也极为复杂，正是因为有以上的复杂性，所以才会在最后的阶段出现难以控制的几近混乱的场面，以至于不得不走向悲壮牺牲的结果(当然这也包括中共安全部的特工的捣乱)。“六四”的全部意义主要在于还有一个笼统的自由民主的口号，假如没有这个口号，那就是毛派的眼红病份子要打倒改革开放中先发财的一部份人，所以才反对邓小平，仅此而已，别无新意！
简论几个人物
对于“六四”运动中的若干名重要的人物必须逐一进行分析评述，这样才能更有助于认清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1>邓小平，请注意这里不是评论邓的一生，而是只谈邓在“六四”前后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五年当大学生打着“小平,您好!”的标语上街的时候，这是邓一生中政治生涯的顶峰，无论是从个人名望或改革的初期成绩来看,邓的政策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一片“您好”的口号声中邓及其幕僚都陶醉了，他们忽视了,他们没有看到几千年来隐匿在民族劣根性中的嫉妒和眼红的蛊毒又将开始发作，他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毛氏文革派和陈苏派都对改革不满，且时时准备反扑!
他们尤其忘记了，这时恰恰是应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好时机，即在此种条件下发动一次“清党运动”，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因为虽然在1979年查办了四人帮，但各地各级各部门的四人帮毛派份子远远没有肃清，文革的恶劣影响也未从根本上扫除，这些影响和势力(包括陈氏史达林派)为六四事件埋下了种种祸根。
这些各种不同的假左势力利用学生的民主热情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将运动引入歧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如果邓在八五年借用学生的热情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上述势力採取大规模的扫荡，那邓在一九八九年就会主动的多!
这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加以表述：那就是苏联改革解体的成功与当年赫鲁晓夫对史达林及史达林主义的公开而无情的揭露批判是分不开的。初看起来这是“马后炮”，是理论文章报刊书本上的胜利；但理论上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实践上的胜利，旧苏联法西斯政权一夜之间解体,既是民主自由的胜利，也可说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彻底胜利。
悲剧在于老邓没有赫氏那样的勇气去揭露批判毛贼的罪恶丑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共没有列宁式的领导人所致，其实不尽然。这里面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的对立面国民党当时还有一定的力量，二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太深，不愿公开批判毛，也是儒家“为尊者讳”的封建奴才思想的反映。邓小平即使是改革者(仅指中共党内而言)也没有能打破这个思想枷锁,，这两个原因造成了邓在此问题上的徘徊不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后的结果就是六四时的被动局面。
一九七零年，毛贼与所谓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断然粉碎这个党”的问题，毛为了个人争权竟然连自己本党的利益都不顾，断然搅乱粉碎这个党，以便重组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独裁的党。但邓小平却没有为了更好地进行改革而对这个封建党加以较彻底的清洗与整顿，这不仅显示了封建奴性和其它关联行为对邓的束缚,而且还表现了邓作为“改革总设计师”来说缺乏更深刻的战略眼光，邓及其幕僚看不出毛式共产党早已成为邓式改革的绊脚石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从现代政治家的角度出发，邓只能是第二流的政治家；注意：这并不是说毛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毛应当是第一流的作恶家和害人家。
2>赵紫阳,缺乏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勇气,手腕，也缺乏相应的任人用事的水平。在就任总书记以后没有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一个具有胆略的幕僚(谋士)圈子是他的一大失误，这个失误造成了赵日后在“六四”中几乎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而招致失败。赵过份地依赖了过去的官僚机构，赵的周围尽皆平庸之辈—包括严家其,鲍彤从实践来看都是庸才而非奇才!
六四事件对于高级政治家们来说此乃天赐良机是也!正是玩弄政治手腕大展鸿图的大好时机，易曰：“君子豹变，大人虎变.”此时变正当其时！
赵应先装出一副“极左”的姿态来支持邓，从朝鲜回国以后立即发表一个支持老邓的声明(讲话)，内容越慷慨激昂越好!以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十分坚定”“党性原则极强”，在解决学生问题的过程当中要尽量地配合老邓，以便在这一过程之中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攫取更多的权力—主要是借机接下“军委主席”的宝座，等到把上述的事情基本放平以后，再把脸一抹，发动一次突然袭击……，运作如下：
首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或社论,指出“六四”产生的原因是文革毛派和苏式陈派反对阻碍改革并在幕后煽动学生和群众所致，这篇文章不必经过邓小平就发表，因为邓小平是否有勇气与这两派彻底决裂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样就把矛盾转移到文革与保守二派身上，如此一来,可以想象的是此文一旦刊出，不啻如暴风雨之后的震天惊雷，对那两派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并趁此机会大力清洗这两派人马。当然此时的老邓肯定会有“不通过我”的想法，但也不可能完全阻止赵，因为毕竟在此之前赵已支持并帮助了邓—关键是接下军委主席的职位后再动手!
施展这种左右开弓的办法，肯定能进一步巩固赵的地位并赢得这场改革之战的主动权，与此同时把社会不满情绪的这股祸水引向毛派与陈派，并假借这股祸水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开路!
这才是高招，只有这样运筹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的大手笔!赵不需要也根本没有必要与邓公开对抗，更不必说什么把赵大经送给人民审判之类的废话，因为这类废话实质上是迎合庸众嫉妒心理的一种不必要的软弱的表现。
“顺从民意”要看什么民意?真正的政治家不是简单的顺从民意，而是鼓动民意,使用民意，引导民意摧毁敌对势力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刘晓波先生懂吗?
顺便问问刘晓波先生：对当年北京地区那些挂起毛尸像章来反对邓的改革或对邓的改革表示不满的民意，也要顺从吗?(因为刘在某一篇文章中说，赵顺从民意就是好的)我们需要回到毛时代吗?
可以说用毛来反对邓是反动行为，邓与毛相比，邓是前进者，那怕是前进半步,也还是前进了。
刘晓波先生：我们需要顺从反动的民意吗?
赵与邓的公开分歧严重地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反而从侧面增加了毛派,陈派的力量，这才是赵作为总书记这样高级职务的人不应犯的政治大错误。当然赵的周围没有一个得力的谋士圈子，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正如淝水之战后,苻坚痛哭道：使王景略在,吾断不致有此之败!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此事严,鲍二人要打板子!
“联吴拒曹”在“六四”前后对于赵来说就是联邓打毛-陈派。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策略,在此过程之中也要适当地收拾一下学生运动—捨卒求胜是正常的历史策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的正确的策略选择。
3>严家其,鲍彤，官位也不算低，不仅是中共的所谓“高干”，且在当时来说是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物，也可说是赵总书记的幕僚长或高参，但实在不敢恭维，只怕是小才大用!前清重臣胡林翼在<<抚黔书牍>>中说过：“此辈貌似有为，其实无能。”
作为高参谋士军师历史上有姜太公，张良，孔明，刘伯温``````等都有重大的建树；个个都是运筹帷幄，扭转乾坤，巧计破敌的经纶之手，而严鲍二人作为高参助赵却连一条象样的好主意也拿不出来，反而把赵总书记保下了台，可笑也夫，可耻也夫!(渎职罪?)最后竟然跑到BBC上去哭鼻子说：“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这纯粹是一个小市民的语言，说这种话太没水平了。不要忘了你们是 总书记的高参啦？！你们应当想到，想不到就没有资格当总书记的高参—尸位素餐。
重要的是在赵尚未回国之前，严,鲍二人就应拟定上,中,下三策,(注意：这是严,鲍二人的份内职责)以供赵回国后研究採用。上策就是建议赵一回国就应立即发表极为坚决的“扶邓演说”—中共称之为“讲话”，越激烈越好，坚决支持云云``````。下边的操作，前面论述赵紫阳时已叙述过，不再赘述此为上策。
中策是不公开反邓，但也不完全公开支持，模棱两可，拖时间坐山观虎斗，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下策则是参照当年盛世才二十四人拿新疆的方法，来他个鱼死网破，以求绝处逢生。至于严,鲍促使老赵的“顺从民意”的行径，实在是一策也不策—送死去的!
盲目附和庸众,无原则地所谓“顺从民意”是政治上无知和浅薄的行为。
借用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黎澍先生的话讲：群众是站不起来的。
4>方励之，一介书生，天体物理学者，有善良的民主愿望，颇有些小精明的个人政治手腕—钻入中共并升任大学校长。但此人没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也无谋士式的策略水平，首先是在开始时就没有喊出有策略水平的政治口号，对准党内的改革派喊打倒— 是被人利用,还是本身分析能力有限?接着在广场的进退中又指挥不当，造成进退失据,牺牲惨重，方先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其次，小家子气十足。在八九年五月下旬运动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关键时刻,方还指派其太太李氏对学生们说：“不要和其他的运动力量联合，我们不被任何一派所利用``````我们只要搞我们的高自联``````。”真是可笑，你认为你只搞你的高自联人家就不镇压了吗?这恐怕是一种政治幼稚病的幻想吧。
在这种几近无知的思想的指导下，高自联的最后归宿定是失败。在政治口号上和部份思想意识上早已被更阴险更狡诈更有政治经验的毛,陈两派所利用，还说不被利用，(至少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利用—你们什么也不懂呀—但又不好意思承认)怪不得中国古代有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来原因有在于此。
须知民主运动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而政治上相互利用是一种经常或正常的情况，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一点都不相互利用的政治家。
方先生又说共产党太强大了``````。方先生的这种小儿之见我看不必再宣扬，以免误导他人!
不是共产党太强大，而是你们自己太孬种。不是毛泽东太高明，而是你们自己太无知!
记得清初朱彝尊有这样几句词:
"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旧事惊心,长途望眼,寂寞间亭堠.当年锁钥,董龙真是鸡狗!"
此种水平的人物怎能对得起"六.四"中死难的学生青年?
5>刘宾雁，正义感强烈，有良心的记者作家，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但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认识不清，刘曾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说过他曾经参加中共的原因：“当时是抗战胜利后，大家都盼中央，对于共产党也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但后来物价飞涨，街头卖儿卖女，这以后我才参加了共产党``````.。”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战之后社会发展的过程，两极分化甚至是非常艰难的生活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仅从这一点就去反对国民政府，拥护中共的反叛暴乱是非常无知且轻率浅薄的行为，妄想完全避开这个历史阶段也是一种庸人的幻想！刘本人和当时相当一部份参加中共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这种幻想的产物。
这类人都是在这种看起来善良但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幻想或思想的支配下去反对国民党的，这就决定了今后刘先生等人的悲惨的人生道路-被打成右派，遭迫害二十二年。因为当年这些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卖儿卖女的人用香港人的话说就叫“人渣”，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些人渣来替他闹革命。刘先生虽然不是这种人渣，但却误入歧途去替这类人渣“革命”或是卖命？其结果必然是自投罗网！
顺便说说：彭德怀，贺龙``````都是这类自投罗网的典型。
刘先生可作一个慈善家，正直的记者作家或评论家，作政治家不很合格。且听说刘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社会主义运动”……，我感到不解的是刘怎么会还在怀念他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在中共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牢还没坐够？
我看刘在某些方面属于张东荪，王造时，闻一多``````之类的糊涂蛋。至于《争鸣》说刘是什么丰碑，本人不敢苟同！
请自由民主派的海内外的朋友们注意：凡是拥护，赞成，怀念，支持，幻想社会主义的人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派！另外请你们注意，刘到死都没有承认参加中共是错误的行为，就凭这一点刘就远远不如王若望！！！
再说刘参加毛共，助毛共反叛国府，以致毛共祸乱全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刘认识了吗？忏悔了吗？刘在后来被毛共迫害二十二年，也可说是助毛为虐的必然结果，正如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人的悲惨下场一样，都是助毛为虐的报应！
6>王若望，中共党员中最彻底的觉悟者，一九九二年王先生到美国，一下飞机就大声喊道：“我错了，我过去相信共产主义错了……。”大彻大悟，觉今是而昨非！佛家称之为“成正果”。注意：这么多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还没有任何一人象王先生这样坦诚的承认参加中共是自身的错误行为，所以我说王若望是大彻大悟就是这个道理。
王先生是唯一成正果的中共党员，许家屯，李锐，郭罗基，方励之，严家其……其他等等，在思想的觉悟程度上都不如王！关键是后面所提到的这些人物都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参加中共是一种错误行为。
7>王军涛，陈一咨等人，此辈原是一九七九北京之春的老将，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但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打倒邓是没有用的，要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是首先必须批毛批史达林主义，并彻底铲除此二人在中国的影响，这个要害他们没抓住。
其余的高自联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王丹，柴玲``````等等人物都太年轻，政治上尚未成熟，不必要评论。
“工自联”有效么？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不成熟的阶级，“文革”中的若干情况已充份地说明了当年“共产国际”的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文革”中，据说是十分“伟大”的工人阶级被中国最优秀的流氓地痞头子毛泽东所利用，分成两大派互相武斗，拿刀砍杀自己的工友。这么容易的被一个并不高明的湖南土流氓所利用的阶级，能承担历史的重任么？
六.四以后的大陆民运
“六-四”以后的大陆，民主运动进入低谷状态，虽然全国各地经常性地会出现一些小组织，但都未能成气候。一直到“六四”十週年前后才出现两个比较大型的组织—一个是中国民主党，另一个是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前者的声势大于后者。民主党有一定的民众基础，而研究会只局限于一小部分自命不凡但实质平庸的中共中层知识干部之中。
但民主党人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公开成立的错误，结果被中共当局一网打尽，主要人员全部判了重刑，可说是损失惨重。
还有一个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其主要主持人据说是一个曾任过中共地委书记之职的方某人，对于这一部分人，中共仅逮捕了方先生一人就把这个“研究会”彻底摧垮了。
此外有一个美籍华人吴弘达先生成立了一个什么“劳改基金会”，对此本人实在难以理解吴先生为何钟情于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本人建议吴先生将此基金会改名为“中国大陆政治犯援救基金会，这样做恐怕对自由民主的贡献更大一些。
其他的海外民运组织对中国大陆社会原则上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缺乏民众基础。
展望未来及对海外民运的若干看法
今后约二十年左右是中国大陆即将发生巨变的重要时间段，其中十年以后到十五年左右为第一阶段，十五年以后二十年之内为第二阶段，在十年之内即使有局部地区或个别的动荡可以震动中共的反动统治，但还无法立即推翻中共的反动统治。
在十年以后二十年之内，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都将在这一段时间内重新分化，组织集结完毕并进行决战，这次总爆发又将是一片尸山血海:凭君莫问中原事，二十年后血如海！
在这一片尸山血海之后，中国能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那就看这二十年中民主派的努力奋斗，《史记》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请问海外民运诸君：座中谁是青田子？谁是高材捷足者？
现在的问题的要害是政权问题，理论宣传是必要的，如果老是停留在一般的理论阶段，没有任何前进，那恐怕只能算是空谈，空谈误国。
注意：若干海外民主刊物网站编辑部里就有安全部的特工！并再次提醒海外诸君：“六四”中从大陆逃亡海外的人员当中就有一 部份是表面伪装赞成“六四”而内里却是奉命进行在民主派内部进行长期潜伏破坏的特工，这个明显的问题，你们海外民运偏偏从来就没有提出过或进行过任何一种形式的自我检察，这又说明了你们的民运组织是何等松散或松懈！
如此松散或松懈的组织，战斗力从何而来？
有些人专门指望中共高干会给他们什么民主，这是奴才对主子的期望—当然，这也许大多数是特工的小窍门—引导你们去乞求民主。
现在又有一些人提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此类提议者如果不是政治幼稚无知之徒，就是中共安全部的故作姿态的诱导，为什么？因为甘地面对的是英国这样的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才能收到“圣雄”的效果；甘地如果在中国的话，毛的红卫兵的皮带一次就可以把他送上西天，根本不可能在被打昏以后醒过来再游行了—最大的可能是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什么主义也就都不存在了。
请问：已经永远醒不过来了，怎么再提倡那个什么“非暴力主义”呢？
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至少有一部份人的骨子里有玩艺—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民主派的战友送给安全部的特工打去？
话说回来了，如果中共政权是一个类似于英国那样的民主宪政的国家那就是一个什么非暴力的问题，离开英美式的民主宪政的前提去谈“非暴力”那纯粹是与虎谋皮！
中国的海外民运还不是很成熟，这种不够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成熟的整套的政治策略，二是缺乏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和谋略家。许多表面上看上去十份风光的民主派人物实质都不是真正的符合质量的政客谋士，所谓“风云际会”尚待时日。
再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过程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凡是经过白色专制的国家或地区都能很快地进入民主政体，如韩国，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而红色专制的国家就很难或几乎不可能产生这种有益的变化，目前也只有越南有这种可能或开端，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
是否白色专制是亚洲国家进入民主状态的重要的或唯一的渠道？中国需不需要再来一次白色革命?
现在有不少人大喊营救王炳章先生，这个喊法不错，但为什么不去侦查出卖王炳章的叛徒或卧底呢？那些喉咙喊的最大的，其中有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恐怕就是卧底或内奸！
反特务的问题：应先成立一个反间谍小组，你们到现在连一个反谍小组也没有，叫别人怎么说呢？
本文主要是谈“六-四”，民运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但由于“六四”以后，海外民运数量突增，所以顺便说一说。
方励之和“六四”高自联的几个头头，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向全中国的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作出解答，而这个问题你们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廻避，这个问题就是：
在高自联头目的会议上是谁提议将“三壮士”出卖给中共的公安局？
你们为什么要出卖“三壮士”？
你们明知毛比邓还要坏（坏的多）为什么只反邓不反毛？
你们现在对那次的出卖行为是怎样认识的？有没有反省的内容？
方励之，王丹，柴玲，吾尔开希```````逃遁是不行的，你们必须回答，向中国的所有的自由民主派的人们回答！
可以说在中国只有彻底反毛的人才会是真正的民主派，一般的反毛派（如李锐，郭罗基``````等等）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现在你们的关于“六四”问题的研究的水平直到目前为止还仍然停留在展示血腥照片的阶段上，至于吸取教训，重整旗鼓，改变策略，``````等等，一概全无，看不到你们有新的具备战斗力的见解。
你们除了拿着血腥照片哭诉以外，还有没有新的战术？老是痛哭诉说时间长了会使人产生厌烦之感（《祥林嫂》式的诉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提出来什么新的战略或战术性的见解。
我总感觉到你们的水平还有待于大幅度的提高，太多了，需要提出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老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不要说拿政权了，就是把政权给你们，恐怕也掌握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的能力呀？！
海外民运要想担当历史的重任，必须认真检讨自己，全面的提高自己，否则只有让位给更能有所作为的力量或群体了。
可能批评的多了一些，但也可能引起更多的争论，以便能达到更多的总结经验，提高操作水平``````。
不能反省自己的人，就不能提高自己!
(此稿从一九九O年写起)
拨琵琶,续续弹,唤庸愚,惊懦顽`````—郑板桥
一九八九年震动中国及世界的“六四”运动至今已十七年有余，“六四”事件发生后，全球各电台，报刊杂志都曾给予了广泛的报道与评论。但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家的评论和分析能够击中该问题的要害，即使是较为著名的<<美国之音>><<BBC>>``````等，也只是新闻报道比较详尽全面，而对其政治本质,理论问题,策略运筹等等的内容分析却未跳出旧的俗套，毕竟外国人看中国问题难以深入其中。
而中国的许多人，包括若干"六.四"的组织者，活跃份子，学生领袖以及像严家其,鲍彤等等在内的中共政要的所有的回忆及评述都不怎样深刻。他们的东西，主要是回忆内幕，痛惜哀叹；而不是从社会内质，基本理论，策略经验这几个方面出发去进行分析和总结。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毫无疑义，不管“六四”本身有着多少的缺点和弱点，他毕竟是中华民族又一次的觉醒 ，因此对这场运动的复杂的起因,过程,优缺点，尤其是对负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更为重要。
为了更伟大的未来，我们必须较多的从分析“六.四”的错误缺点入手，以便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必须涉及到具体的人或事，且毫不忌讳地加以阐述；六.四时期我历经上海,南京,武汉,成都,北京``````,和若干大学生-高自联,工程师,教授``````等交换过意见,这些人给我的感觉，总的来说是在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本想热情投入的我，在整个六.四期间反而都是在观察和分析。中国有句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我的文章就应了这句话吧!
正面的意义
六四有三个伟大：
最伟大的壮举：砸毁毛贼画像。
最浩大的行动：同步大游行。
最响亮的口号：自由民主。
六四以后中共党内外的反对派增多了，那些过去一贯盲目相信中共政权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觉悟。
不管发动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似乎他们在主观上还不想彻底否定中共政权)但中共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了-客观的效果自然地超越了发动者的主观的意志。
出现了一次变革中共政权的机会。
以上是六四的积极意义。
“六四”从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但实质上大多数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并非参与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负面的效果和后遗症倒是十分严重。
创造了一次吉斯尼记录，世界华人同步大游行，中国五千年来第一次，全世界自创世纪以来唯一的一次。
由大学生们喊出了自由民主的口号，这本来是最有意义和最伟大的口号，不过由于出卖“三壮士”的原因，从而将此口号的意义自然地打了折扣，并由此显得此民主运动有些过于勉强(或是一种小市民的民主运动-市儈式的民主运动?或是颤颤竞竞的奴才们在乞求民主?)
这次游行示威本来足以变革中共政权，但由于发动者和操作者缺乏运筹和策略的能力,最后错失良机。
代表封建法西斯势力的毛画像，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被平民勇士摧毁，不过最不幸的是这三位平民勇士却被他们的“民主大学生”出卖给中共当局。
错误和负面的影响
六四在客观上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后果，赵邓先后下台，而赵紫阳却是邓之后的唯一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接班人”；其他的所谓的“接班人”江泽民远远不如赵。江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改革的思想准备，只是在老邓南巡讲话的压力下，才勉强地继续经济改革。而江氏的所谓改革则纯粹是中共干部抢劫式的捞钱!官倒还需要倒，江泽民一伙连倒都不需要倒。江之后的则居然大喊向金正日学习，此类“驯服工具论”教育出来的产品，还能指望他们干些什么?
六四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体现在上层权力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改革等问题，“六四”以后，中共为了转移矛盾，加剧了对社会下层的打压，所谓“城管”“拆迁”等问题就是从六四以后搞起来的。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直接损害了社会下层的生存利益，为什么海外民运在国内没有民众基础，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开始就喊“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行为，是毫无策略头脑的表现；说明发动者方励之等人缺乏政治分析力和政治谋略的运筹能力。
长期的僵死式的占领天安门广场是愚蠢无知的行为，这个责任不在学生，而在方励之夫妇。
最尴尬最肉麻的又丑又错的事,就是向中共当局出卖“三壮士”的蹩脚之举—关键在于中共根本不承你这个情；一直到现在，出卖了别人还没有讨到好，这种事情想起来最噁心。
方励之发动游行示威有功，但指挥运筹无能(学生的伤亡与此有关)有过。
严家其,鲍彤运筹帷幄失误(没有策略水平)，造成赵紫阳下台有大过-渎职罪。
赵紫阳本人在政治斗争上也不是很成熟，尤其是党内斗争，不是“雄才大略”者也!
以上严,鲍的渎职和赵的不成熟，不仅使他们个人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而且是坐失良机，丧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好机会。
由于严,鲍运筹失当无能，没有真正的策略头脑和对局势冷静的正确的分析，不仅使得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派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而且还造成了顽固派的猖狂反扑，最后竟然给前苏联KGB的遗毒份子江泽民拾了个便宜。
用当初改革派的话来说是：帮倒忙。
最大的问题是毛氏文革派利用一般民众的不满情绪，阴险地躲在大学生们的民主的口号后面向邓小平的改革进行猖狂反扑；以陈云,王震为代表的苏式法西斯派也不动声色地暗中两面捣鬼从中谋利，他们早就想把老邓挤下台了，只是“理由”还不够充分，这一回找到机会了。
局势非常复杂，你们看到了这个“伟大的党”党内捣鬼的一贯的鬼把戏了吗?那些报刊杂志,电台,分析到了这个问题了吗?严,鲍,方看到并仔细分析了吗?
毛氏文革派借用民主运动的口号和机会向邓氏的改革反攻，若干的一般的民众也不分好歹地跟在里边起哄，重玩毛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的表面高喊民主自由，实质准备建立苏式法西斯制度的卑鄙欺诈手腕，这个问题请问你们谁在论文中提到了吗?你们看到了这种斗争的严酷性和隐蔽性了吗?
一句话,你们缺乏更深刻的分析能力。
“打倒官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策略的，你们认识到了吗?赵大经，邓家兄妹发那一点小财，有什么了不得？你们的眼眶子太小了！
你们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力量派别的情况了吗?认真而深刻的分析了中共党内的各个派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力量了吗?``````。
你们进行了一般的兵棋推演了吗?-敌我斗争弈棋分析。
没有，恕我直言你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或思想准备，实质上方励之等人主要目的只是想建立一个"高自联"而已,根本没有"还我河山"的豪情壮志-小家子气太多。
还有不少的人是本着小市民的嫉妒思想或眼红病心理来反对老邓的改革。在“六四”之前，有少部份从监狱劳改队释放出来的一些人，开饭馆或开服装店发了一点小财，“六四”的那些“革命群众”居然认为这也是邓的“错误”？！他们居然认为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应该比别人“高”一点，应当先由在所谓“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发财……这也是相当数量的人对邓小平不满的原因之一。（无知又龌龊）
若干大学生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北京的若干大学生是希望用“良心”来感动“他们”，而我遇到到的那个川大研究生则幻想利用陈云去限制反对邓小平```````简直是荒唐。
六四中还有许多毫无头脑的不满的论调：“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九亿赌,一亿舞又有什么不好呢?越赌越舞才是好，只有又赌又舞垮的才更快!“舞破中原始下来”既然如此,那还为什么要批判赌和舞呢?让“他们”在又赌又舞中快点垮掉不更好吗?君不见赵高与秦二世的游戏吗？
由此可见，你们实质上只是一群简单而平庸的的不满份子而已，既无政治分析能力亦无策略水平，更无战略眼光；毛泽东就喜欢利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力量，谓之“革命群众”—实质是社会庸众及社会“混子”和“痞子”的联合混合群体。
对错误和缺点的分析
1>运动的主导人物在政治上并不成熟，尤其是缺乏优秀的策略头脑和深刻的政治分析力。我们知道当时国外媒体和<<美国之音>>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称之为三大精神领袖，当然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有一定的正义感和一部分民主思想，也同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角斗士，用封建土痞子法西斯领袖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缺乏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所以运动一开始就喊错了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政治分析力和受到文革派(包括留苏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造成的。
而且在当时急于打倒老邓的是文革派和留念“铁饭碗”的人，陈云当然也希望邓下台,由陈选一个留苏派的代表人上台，以此阻止改革，尽可能的多保留一些苏式法西斯政治的影响，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所以一开始民主运动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毛氏文革派和陈氏留苏派所利用，这两派份子也乔装成民主派在背后煽动，别有用心地喊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稍有一些政治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能无端地激化党内改革派与民主力量之间的矛盾，而毛派和苏派都在窃窃嘻笑，为他们的阴谋得逞而频频举杯。
为什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喊打倒邓小平是错误的?首先改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拖改革后腿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陈云留苏派和毛派残余分子(胡乔木等)，纵然打倒了老邓，试问中共党内的另外两大派别—毛,陈两派能赞成改革吗?不管哪一派力量取代老邓掌握全国性的政权都不会继续改革，你方励之考虑到这点了吗?那除非是陈云(留苏派)或毛派重新上台，陈派和毛派比邓要坏的多(不是坏一点的问题，而是坏的多!!!),这两派连最起码的经济改革都不肯干，还能指望他们搞政治改革?你方励之有没有分析这些问题呀?你们方先生,刘宾雁```````等等,那一伙人能有执掌全国政权的能力吗?
说穿了,许多人高喊打倒邓小平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在前期改革中有许多高干子女确实发了一点财(官倒)，在眼红病毒的刺激下,一个个雄纠纠的佩戴着老毛子的尸(像)章慷慨激昂地走上街头````````，这到底是眼红病还是民主?
你们反对邓小平的原因只是出于对老邓个人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若干问题的简单的不满，而不是从更深远的改革的战略目标出发来审视邓与改革的整体问题!
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问题是在邓还是陈?在邓和陈之间我们应先打倒谁?可以说首先要打倒陈!!!-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要打倒陈派(苏派)并同时继续打毛，(要年年打,月月打,时时打，毛派怎样打人,我们就怎样打他—以毒攻毒)才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邓小平即使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朋友，也决不是自由民主的第一号敌人；中国自由民主的第一号敌人是毛泽东!是毛氏文革派和陈云(史达林主义)派!
那末，可能有人要问：依你所说,这场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民主运动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接上一九八五年高呼“小平,你好”的那个“茬”，不仅不提打倒邓赵的口号，反而高呼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支持赵的深化改革的口号；同时又大声疾呼“坚决要求公开批判史达林毛泽东的所有错误,以便进一步推进改革”，还可以再提出诸如“清洗四人帮的残余势力”“把妨碍改革的陈云,李鹏等人拉下马”```````
从策略上讲,首先攻击苏式社会法西斯主义，高喊批判史达林的错误，并进一步提出批判毛的错误，决不直接喊叫打倒邓赵的口号，但一定要喊打倒陈云李鹏等人的口号，以此迂回进击；如果一开始不喊打倒邓赵的口号，只喊批毛和史达林的错误，并大喊坚决支持邓小平将改革进行到底```````等等，那廻旋的余地就要大的多!老邓也未必一下子就会作出“动乱”的定性。
据说，六四之前方就给老邓写过信，大概老邓没理方，方就以老邓为目标了—这其中肯定还有其它的各种不同派别和目的的人物在背后撺掇；以我看方校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它的政治派别利用了—当然方不一定好意思承认，但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有时间或有条件的人可以去调查一下，看看方校长当时和哪些角色来往，这些人在文革前后又是什么样背景的人？？？
是不是那些自称是什么文革中的“人民文革”的东西？这些人反邓最起劲—社会下层的毛氏文革份子。（亦即“人民文革”份子） “ 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不是好东西—不管是那一派！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民文革”—都是毛的狗！
笔者今年六十一岁了，完全有资格说这句话！文革我是全程经历者。
应当说句公正话，邓小平的若干改革是受到陈氏苏派和毛氏文革派的联合压力而不得不后退的。举例来说：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阮铭先生在BBC上所说的一些事情是基本可信的，即一九七九年春,北京民主墙运动时，有很多民办刊物,当时邓小平已准备让步，同意其登记合法出版，这无疑是邓小平在政治思想,文化新闻等方面向民主化迈出的极重要的一步。但立即遭到党内的另一大佬—苏式法西斯的代表人物陈云的坚决反对，为此,邓不得不后退。因此北京的西单墙民主运动遭遇到极大的挫折，这一事实也从客观上说明了许多事情不能单方面责怪邓小平。
如果认为邓当时能和陈决裂，那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的看法，在党内邓的实力未必比陈雄厚，我们的策略应当是帮邓打陈(不管邓是否同意)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而六四恰恰是帮陈打邓,(至少是在客观上)这纯粹是自以为聪明但实质无知透顶的愚蠢行为。
中国的民主派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的最大障碍是毛派和苏派，如果六四在抬高邓小平的改革的锣鼓声中开场，以打击毛派和苏派为突破口，再高喊支持邓小平改革的口号，那文章就要好做得多，邓小平即使不是很愿意接受这种“推动”，但也可能不会彻底反对，这种方法在古代的名词叫“清君侧”。
2>“打倒官倒”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应该看到官倒是封建社会法西斯主义走向彻底崩溃时出现的一种固有的社会现象，关键在于中国必须完成第二次原始积累；中国的第一次原始积累在1946-1948已基本接近完成，但被中共的所谓“革命”破坏殆尽，中国资本元气大伤，如果没有资本阶层和中产份子，则中国的改革永远不能成功。既然如此，长痛不如短痛，至于在这个过程之中由谁来发财，那不是主要的题目。(谁抢到机会就是谁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因此从战术上讲不仅不应当反对官倒，反而应当加强官倒!!大中小倒一起倒，彻底倒光彻底拉倒。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彻底倒光之日，就是重建中国民主之时!
你们根本没有看到官倒现象里边所隐藏着的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的意义。
要知道，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愈是反对官倒，毛式封建法西斯就愈能在垂死中挣扎延长，毛派和陈派都想借用这个口号来对付邓，尤其是毛派更想借机报复，所以当你们在六四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喊叫打倒官倒的口号时，你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被以上的毛、陈两派所利用，只是不好意思承认。
3>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喊过打倒毛的口号，这是最大和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也没有对毛的罪恶进行过任何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对此必须严正的指出：贪污腐败,官倒和社会风气沉沦到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都是以奸诈无耻为荣的地步,这是毛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英国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毛泽东正是这种绝对权力的制造者，试问为什么不批毛？
在毛统治时期，中共干部和毛自己的腐化特权是不是腐败?
女青年的初夜权是农村上调和入党提干的通行证，这是不是卖淫?
改革只不过是把这些荒淫的特权转化为直接的公开的金钱交易关系罢了(其实还比以前公平一些)，把这类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这不仅是政治理论上的无知表现且又是重大的不可原谅的理论错误。
邓小平以职业政治家的眼光在开始就看出了文革派和陈的保守派在利用学生的民主热情来反对他，因此邓说“六四”是动乱，不能排除这个原因。而毛氏文革派和留苏派也的确有借刀杀人的目的—借学生的民主之手打掉邓，结果民主派和学生遭到血腥镇压，而邓小平也不得不黯然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民主派改革派两败俱伤，毛氏文革派陈氏留苏保守派一齐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毛的批判不够，毛的阴魂不散。在八九民运之前,毛的残余势力已经蠢蠢欲动，一九八八年春之后，北京就一度出现相当一部份人佩戴毛的僵尸像章来反对邓的改革，对这种危险的信号,你们至今没有任何认识!这是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时的一种前兆，可悲的是民主运动居然需要佩戴封建法西斯僵尸的像章作为暴发的前兆!所以就凭这一点，“八九民运”“民运”这两个字就要打折扣，既然是真正的“民主派”就不应当佩戴封建法西斯头目的像章。
你们没有真正的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对这个问题你们不敢分析，证明你们内心有鬼！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肯定你们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4>狭隘的孤立主义，学生们太年轻，不好过多的批评。作为具有主导作用的方励之等人只想建立一个<<高自联>>来实现他们的“民主”，这简直可笑!中国的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单独依靠某一种力量来解决的。当然啰，也可能方先生从开始起就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大的后果，这就是我在前边所说的：运动的效果远远地超过了发动者的原来的设想。
也可能是如<<讓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此其志有限也!
5>民主派与学生的失误还在于应当退却的时候不退却或陷于狂热情绪的影响中从而无法命令自己退却，当运动进行到五月二十八日时，(即同步大游行结束后)实际已告一段落,高潮已经过去,稍有一些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能看到这时应当激流勇退，等待新的历史时机再一次冲击方为上策。学生青年固然是由于年青而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作为具有指导影响力的方励之和其他的知识精英们却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策略理论来说服学生，这就决定了青年学生的悲壮历程。别的事小,最重要的是牺牲了一大批的最优秀的民主青年，这对民主力量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最近我在<<自由圣火>>上看到一个笔名叫“梦之魂”的人著文说不须要退却,因为东欧苏联的民众没有退却。
这个所谓“梦之魂”的人是一个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根据他的言论就可以分析推断此人如果不是无知之徒(和刘晓波,方励之差不多的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就是居心叵测的内奸!
我们要问一问“梦之魂”：你故意的拿别人去牺牲,目的何在?你怎么不站在冲锋枪前面去挡枪眼的?明知对方要动枪了还叫别人不要退,给冲锋枪去扫,你想干什么?
你的目的我很清楚：拿别人去牺牲，自己好出名—以便到处哭诉，多么丑恶的内心世界!
作为指挥官来说，首先要明攻守进退之道，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主动撤退,廻避决战,保存实力,以待未来,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军事常识。如果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点常识都没有的话，就根本没有资格谈政治!
东欧苏联?中国是那样的国家吗?死搬硬套,祸国殃民!--中共就是乱搬乱套苏联和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把整个中国搞的人不象人,鬼不象鬼!
你们的水平太差了!
5>“六四”再次暴露了中国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体的不成熟性造成的，这种不成熟性从历史上来看早就存在。比如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中国的众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社会贤达”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不民主还不自由,(其实国民政府要比共党好的多，几近欧美)于是伙同中共更加起劲地反对国民政府—开辟所谓“第二战线”，其中有比较著名的所谓“七君子案”(是否七条糊涂虫?)还有什么朱自清```````等等；若干知识分子像中了邪似的或明或暗的帮助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结果呢?中共一旦得手先搞掉胡风—来个下马威—杀鸡给猴看；接着反右文革，许多教授学者知识人士被逼自杀跳楼，劳改劳教流放(下放)者不计其数，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曾帮助过中共的“社会贤达”张东荪，中共给他的回报是：灭门—父子三人全部坐牢。）)还有北京大学的冯友兰与金岳霖二人在反右时相向而泣，还不敢高声，生怕窗外有耳。
哭都不敢高声哭，这是毛泽东给你们“新中国的主人”的待遇啊!想当初，身在福中不知福，国民政府那样宽厚那样民主还说不好,现在这样好了。又如一九四八年不愿去台湾的马思聪先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匪徒逼其啃地上的青草，谓之曰：你姓马，马应吃草!受此奇耻大辱，马先生乃幡然悔悟，终于捨命逃出中国大陆，先到香港后去美又至台湾。(先不肯去，最后拼命逃着去)
再看今日“六四”之中，又是首先提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这实质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复以前的错误行为。应当首先提出“坚决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打倒封建份子”“坚决支持改革,坚决要将改革进行到底!”```````等口号为第一口号，首先把斯大林当靶子打,从策略上来讲更有利一些，打了斯大林就等于打了毛泽东，打了斯,毛就等于打了陈云,王震,胡乔木这一伙``````也就是打了文革派和苏式保守派。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这两股反动势力,只要打倒了这两派,不愁改革不向前进，没有这两股"左祸"硬拉住老邓，问题就要好解决的多。
再说，老邓重新上台才几年?这副烂摊子从根本上来说是毛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搞坏了的，整个下流的封建法西斯制度是毛一手造成的，试问：是应当先打倒毛呢还是先打倒邓?此外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有一个明显的劣根性(也是国民的劣根性)欺软怕硬，喜欢作奴才!毛泽东是百分之一百地迫害政策,其手段之残忍与无耻为斯大林希特勒所不及，反而大家都“老实”，不少人还积极的相互残杀以献媚取宠。邓小平稍微放开一点,便都来打倒人家，这和当年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又有什么两样?
相当一部份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的人士(不是全部)应当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六四”前后为止作两种对比,扪心自问：到底谁对民众更宽松更自由更民主?不要敌我不分,在嫉妒和看见别人发财就眼红的心理支配下自作聪明地乱起哄!更不可认敌为友或存有不可告人的孬种心。
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胡适先生和张大千先生。不管中共怎样威胁利诱,一概置之不理，大千先生干脆画了一张荷花出水图以回答毛的所谓“邀请”，巧妙而高雅地刺了一下毛。胡,张二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各有不同的伟大造诣，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成熟，他们两凭着自己成熟的政治智慧避开了中共和毛的迫害—这才是真聪明,大聪明!
现在就看你们能不能反省自己了。刚刚看到丁子霖的报道,更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被余杰称为所谓“天安门母亲”的女人，实质是站在毛派的立场上来反邓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假民主派份子。
关于力量的分析
参加“六四”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同样的是非常复杂，要想能比较正确的认识六四的问题，就必须对社会的各种参与力量进行较深刻的分析，那么当时有哪些社会力量积极的参加和支持了这场运动呢?
1>受西方先进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尽管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在整个知识群中不多或可以说是很少，但他们是整个运动中的最优秀的群体，是主流代表；没有他们的这种现代民主意识，整个运动就黯然无光。
2>自毛共统治大陆以来，使尽各种手段玩弄,愚弄下层民众，几十年来,各阶层的民众看透了毛及毛共的邪恶本质，他们认识到,如若不铲除毛及毛共这个历史的怪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是民众中具有较高度觉悟的人。不过这种人也不是很多，但这一部份的民众毕竟是最先觉悟者，天使先知觉后知，没有他们，其他的群众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3>大量的各阶层的各种色彩的民众，据以不同的原因而产生的共同的不满.他们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有些飘忽不定之感；高潮时积极参加,低潮时一哄而散，实在不行了就自称“上当受骗”了。通过这么多年的人为的政治运动,相当一部份民众已经认识到共产党不是个东西!这种“上当”的说法也是此类不满思想的略带一些灰色幽默的反映，他们属于有一定思想水平的跟风支持者，约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4>最可笑最可怕也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一部份人也来反对邓小平了，他们人数颇多，他们是毛的最积极的追随者—同时又是是民众中最消极保守最无能又最会“混”的群体，不过他们并不要求什么民主，也不想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与前面所说的那两部份群众完全不同，他们只想依附于某一个政权或政治集团，有一个半饥半饱的铁饭碗捧着就行。他们没有真正的思想,也不想进取，但却善于嫉妒和眼红；他们不愿或根本没有能力看到社会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两极分化，他们对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是从现代西方文明的角度出发去反对，相反,他们希望社会倒退到老毛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去，这样他们的那种依附性就可以得到最充份的发挥并可以永远地充当光荣的奴才。
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的这种封建小生产者的眼红和嫉妒的情绪(仇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以变成一种极其残忍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疯狂力量。这种嫉妒眼红疯狂而又残忍的破坏力，正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历次争权夺利的运动中屡屡获胜的看家法宝!
比如：我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前后，曾和一位南京大学的高自联的头头谈过文革和官倒的问题，对文革他看的比较正确``````是毛利用民众云云``````。对与官倒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不患财之寡也，而患财之不均也。”这种见解就错了，我当即反驳道：“孔子这句话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资本社会的发展，资本必须积累！”此人在大学生中还算是比较敏锐的，我讲完之后，他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
那一位四川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因参加“六四”被开除，一九九0年我问他为什么参加“六四”？他的回答是因为心理不平衡—典型的眼红病份子—这就是中共哲学研究生的水平，这种心理不平衡的人都是一种反动势力。
此类“群众”在“六四”的人群中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5>毛氏文革派份子，这是一股最邪恶最下流的势力，一九二七年就有人送给他们一个最贴切的雅号：“痞子运动”!他们的特点是狭隘凶残,善于破坏挑剔,狡赖多变，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但却能半生不熟地摘取一两个马列邪教的名词来胡乱吹嘘，以便煽动前面所说的那部份既无能又喜欢嫉妒的群众，他们是中国五千年来封建社会中长期汇聚的血污腥臭，尘垢渣滓，邪气毒虫中蠱化而出的人妖怪胎，其最高级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他们表面假装赞同民主自由(这一招他们早在1945-1948就玩过),并利用民主派在政治斗争策略上的幼稚性，促使民主派和青年学生喊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错误口号，以便达到自己的阴险的政治目的：做仇人的是民主派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打倒的是党内改革派；而毛的文革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报了1978-1980的打压清洗之仇，甚至大有复辟之势，妄图将中国拉回到毛式封建法西斯的制度之下。
6>暗中使劲，表面上装正经,坐山观虎斗，等着坐收渔人之利的苏式法西斯保守派，这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陈云,王震等人，又名史达林式的法西斯主义。此辈极端残忍，但表面十份正经,假装斯文，不象毛派份子张牙舞爪，但内里阴毒过人。他们暗中支持毛氏文革派对付以老邓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同时又借用邓氏改革派的力量打击毛派及其他反对派，以便继续维护法西斯独裁体制和保持特权地位。
这几种前进的和倒退的，民主的和封建的，激进的和保守的，中间的和顽固的，一般平和的和阴险毒辣的……社会力量，在一九八九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当自然地奇怪地纠合在一起向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发起了进攻，结果是民主派与党内改革派两败俱伤，毛氏文革派和苏式法西斯派一齐哈哈大笑，他们终于暂时的在某种程度上得逞了。
可以说“六四”运动是一场起因非常复杂的运动,，运动的复杂性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参加运动的社会力量成份也极为复杂，正是因为有以上的复杂性，所以才会在最后的阶段出现难以控制的几近混乱的场面，以至于不得不走向悲壮牺牲的结果(当然这也包括中共安全部的特工的捣乱)。“六四”的全部意义主要在于还有一个笼统的自由民主的口号，假如没有这个口号，那就是毛派的眼红病份子要打倒改革开放中先发财的一部份人，所以才反对邓小平，仅此而已，别无新意！
简论几个人物
对于“六四”运动中的若干名重要的人物必须逐一进行分析评述，这样才能更有助于认清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1>邓小平，请注意这里不是评论邓的一生，而是只谈邓在“六四”前后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五年当大学生打着“小平,您好!”的标语上街的时候，这是邓一生中政治生涯的顶峰，无论是从个人名望或改革的初期成绩来看,邓的政策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一片“您好”的口号声中邓及其幕僚都陶醉了，他们忽视了,他们没有看到几千年来隐匿在民族劣根性中的嫉妒和眼红的蛊毒又将开始发作，他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毛氏文革派和陈苏派都对改革不满，且时时准备反扑!
他们尤其忘记了，这时恰恰是应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好时机，即在此种条件下发动一次“清党运动”，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因为虽然在1979年查办了四人帮，但各地各级各部门的四人帮毛派份子远远没有肃清，文革的恶劣影响也未从根本上扫除，这些影响和势力(包括陈氏史达林派)为六四事件埋下了种种祸根。
这些各种不同的假左势力利用学生的民主热情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将运动引入歧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如果邓在八五年借用学生的热情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上述势力採取大规模的扫荡，那邓在一九八九年就会主动的多!
这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加以表述：那就是苏联改革解体的成功与当年赫鲁晓夫对史达林及史达林主义的公开而无情的揭露批判是分不开的。初看起来这是“马后炮”，是理论文章报刊书本上的胜利；但理论上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实践上的胜利，旧苏联法西斯政权一夜之间解体,既是民主自由的胜利，也可说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彻底胜利。
悲剧在于老邓没有赫氏那样的勇气去揭露批判毛贼的罪恶丑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共没有列宁式的领导人所致，其实不尽然。这里面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的对立面国民党当时还有一定的力量，二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太深，不愿公开批判毛，也是儒家“为尊者讳”的封建奴才思想的反映。邓小平即使是改革者(仅指中共党内而言)也没有能打破这个思想枷锁,，这两个原因造成了邓在此问题上的徘徊不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后的结果就是六四时的被动局面。
一九七零年，毛贼与所谓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断然粉碎这个党”的问题，毛为了个人争权竟然连自己本党的利益都不顾，断然搅乱粉碎这个党，以便重组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独裁的党。但邓小平却没有为了更好地进行改革而对这个封建党加以较彻底的清洗与整顿，这不仅显示了封建奴性和其它关联行为对邓的束缚,而且还表现了邓作为“改革总设计师”来说缺乏更深刻的战略眼光，邓及其幕僚看不出毛式共产党早已成为邓式改革的绊脚石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从现代政治家的角度出发，邓只能是第二流的政治家；注意：这并不是说毛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毛应当是第一流的作恶家和害人家。
2>赵紫阳,缺乏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勇气,手腕，也缺乏相应的任人用事的水平。在就任总书记以后没有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一个具有胆略的幕僚(谋士)圈子是他的一大失误，这个失误造成了赵日后在“六四”中几乎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而招致失败。赵过份地依赖了过去的官僚机构，赵的周围尽皆平庸之辈—包括严家其,鲍彤从实践来看都是庸才而非奇才!
六四事件对于高级政治家们来说此乃天赐良机是也!正是玩弄政治手腕大展鸿图的大好时机，易曰：“君子豹变，大人虎变.”此时变正当其时！
赵应先装出一副“极左”的姿态来支持邓，从朝鲜回国以后立即发表一个支持老邓的声明(讲话)，内容越慷慨激昂越好!以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十分坚定”“党性原则极强”，在解决学生问题的过程当中要尽量地配合老邓，以便在这一过程之中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攫取更多的权力—主要是借机接下“军委主席”的宝座，等到把上述的事情基本放平以后，再把脸一抹，发动一次突然袭击……，运作如下：
首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或社论,指出“六四”产生的原因是文革毛派和苏式陈派反对阻碍改革并在幕后煽动学生和群众所致，这篇文章不必经过邓小平就发表，因为邓小平是否有勇气与这两派彻底决裂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样就把矛盾转移到文革与保守二派身上，如此一来,可以想象的是此文一旦刊出，不啻如暴风雨之后的震天惊雷，对那两派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并趁此机会大力清洗这两派人马。当然此时的老邓肯定会有“不通过我”的想法，但也不可能完全阻止赵，因为毕竟在此之前赵已支持并帮助了邓—关键是接下军委主席的职位后再动手!
施展这种左右开弓的办法，肯定能进一步巩固赵的地位并赢得这场改革之战的主动权，与此同时把社会不满情绪的这股祸水引向毛派与陈派，并假借这股祸水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开路!
这才是高招，只有这样运筹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的大手笔!赵不需要也根本没有必要与邓公开对抗，更不必说什么把赵大经送给人民审判之类的废话，因为这类废话实质上是迎合庸众嫉妒心理的一种不必要的软弱的表现。
“顺从民意”要看什么民意?真正的政治家不是简单的顺从民意，而是鼓动民意,使用民意，引导民意摧毁敌对势力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刘晓波先生懂吗?
顺便问问刘晓波先生：对当年北京地区那些挂起毛尸像章来反对邓的改革或对邓的改革表示不满的民意，也要顺从吗?(因为刘在某一篇文章中说，赵顺从民意就是好的)我们需要回到毛时代吗?
可以说用毛来反对邓是反动行为，邓与毛相比，邓是前进者，那怕是前进半步,也还是前进了。
刘晓波先生：我们需要顺从反动的民意吗?
赵与邓的公开分歧严重地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反而从侧面增加了毛派,陈派的力量，这才是赵作为总书记这样高级职务的人不应犯的政治大错误。当然赵的周围没有一个得力的谋士圈子，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正如淝水之战后,苻坚痛哭道：使王景略在,吾断不致有此之败!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此事严,鲍二人要打板子!
“联吴拒曹”在“六四”前后对于赵来说就是联邓打毛-陈派。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策略,在此过程之中也要适当地收拾一下学生运动—捨卒求胜是正常的历史策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的正确的策略选择。
3>严家其,鲍彤，官位也不算低，不仅是中共的所谓“高干”，且在当时来说是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物，也可说是赵总书记的幕僚长或高参，但实在不敢恭维，只怕是小才大用!前清重臣胡林翼在<<抚黔书牍>>中说过：“此辈貌似有为，其实无能。”
作为高参谋士军师历史上有姜太公，张良，孔明，刘伯温``````等都有重大的建树；个个都是运筹帷幄，扭转乾坤，巧计破敌的经纶之手，而严鲍二人作为高参助赵却连一条象样的好主意也拿不出来，反而把赵总书记保下了台，可笑也夫，可耻也夫!(渎职罪?)最后竟然跑到BBC上去哭鼻子说：“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这纯粹是一个小市民的语言，说这种话太没水平了。不要忘了你们是 总书记的高参啦？！你们应当想到，想不到就没有资格当总书记的高参—尸位素餐。
重要的是在赵尚未回国之前，严,鲍二人就应拟定上,中,下三策,(注意：这是严,鲍二人的份内职责)以供赵回国后研究採用。上策就是建议赵一回国就应立即发表极为坚决的“扶邓演说”—中共称之为“讲话”，越激烈越好，坚决支持云云``````。下边的操作，前面论述赵紫阳时已叙述过，不再赘述此为上策。
中策是不公开反邓，但也不完全公开支持，模棱两可，拖时间坐山观虎斗，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下策则是参照当年盛世才二十四人拿新疆的方法，来他个鱼死网破，以求绝处逢生。至于严,鲍促使老赵的“顺从民意”的行径，实在是一策也不策—送死去的!
盲目附和庸众,无原则地所谓“顺从民意”是政治上无知和浅薄的行为。
借用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黎澍先生的话讲：群众是站不起来的。
4>方励之，一介书生，天体物理学者，有善良的民主愿望，颇有些小精明的个人政治手腕—钻入中共并升任大学校长。但此人没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也无谋士式的策略水平，首先是在开始时就没有喊出有策略水平的政治口号，对准党内的改革派喊打倒— 是被人利用,还是本身分析能力有限?接着在广场的进退中又指挥不当，造成进退失据,牺牲惨重，方先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其次，小家子气十足。在八九年五月下旬运动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关键时刻,方还指派其太太李氏对学生们说：“不要和其他的运动力量联合，我们不被任何一派所利用``````我们只要搞我们的高自联``````。”真是可笑，你认为你只搞你的高自联人家就不镇压了吗?这恐怕是一种政治幼稚病的幻想吧。
在这种几近无知的思想的指导下，高自联的最后归宿定是失败。在政治口号上和部份思想意识上早已被更阴险更狡诈更有政治经验的毛,陈两派所利用，还说不被利用，(至少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利用—你们什么也不懂呀—但又不好意思承认)怪不得中国古代有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来原因有在于此。
须知民主运动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而政治上相互利用是一种经常或正常的情况，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一点都不相互利用的政治家。
方先生又说共产党太强大了``````。方先生的这种小儿之见我看不必再宣扬，以免误导他人!
不是共产党太强大，而是你们自己太孬种。不是毛泽东太高明，而是你们自己太无知!
记得清初朱彝尊有这样几句词:
"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旧事惊心,长途望眼,寂寞间亭堠.当年锁钥,董龙真是鸡狗!"
此种水平的人物怎能对得起"六.四"中死难的学生青年?
5>刘宾雁，正义感强烈，有良心的记者作家，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但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认识不清，刘曾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说过他曾经参加中共的原因：“当时是抗战胜利后，大家都盼中央，对于共产党也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但后来物价飞涨，街头卖儿卖女，这以后我才参加了共产党``````.。”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战之后社会发展的过程，两极分化甚至是非常艰难的生活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仅从这一点就去反对国民政府，拥护中共的反叛暴乱是非常无知且轻率浅薄的行为，妄想完全避开这个历史阶段也是一种庸人的幻想！刘本人和当时相当一部份参加中共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这种幻想的产物。
这类人都是在这种看起来善良但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幻想或思想的支配下去反对国民党的，这就决定了今后刘先生等人的悲惨的人生道路-被打成右派，遭迫害二十二年。因为当年这些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卖儿卖女的人用香港人的话说就叫“人渣”，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些人渣来替他闹革命。刘先生虽然不是这种人渣，但却误入歧途去替这类人渣“革命”或是卖命？其结果必然是自投罗网！
顺便说说：彭德怀，贺龙``````都是这类自投罗网的典型。
刘先生可作一个慈善家，正直的记者作家或评论家，作政治家不很合格。且听说刘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社会主义运动”……，我感到不解的是刘怎么会还在怀念他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在中共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牢还没坐够？
我看刘在某些方面属于张东荪，王造时，闻一多``````之类的糊涂蛋。至于《争鸣》说刘是什么丰碑，本人不敢苟同！
请自由民主派的海内外的朋友们注意：凡是拥护，赞成，怀念，支持，幻想社会主义的人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派！另外请你们注意，刘到死都没有承认参加中共是错误的行为，就凭这一点刘就远远不如王若望！！！
再说刘参加毛共，助毛共反叛国府，以致毛共祸乱全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刘认识了吗？忏悔了吗？刘在后来被毛共迫害二十二年，也可说是助毛为虐的必然结果，正如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人的悲惨下场一样，都是助毛为虐的报应！
6>王若望，中共党员中最彻底的觉悟者，一九九二年王先生到美国，一下飞机就大声喊道：“我错了，我过去相信共产主义错了……。”大彻大悟，觉今是而昨非！佛家称之为“成正果”。注意：这么多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还没有任何一人象王先生这样坦诚的承认参加中共是自身的错误行为，所以我说王若望是大彻大悟就是这个道理。
王先生是唯一成正果的中共党员，许家屯，李锐，郭罗基，方励之，严家其……其他等等，在思想的觉悟程度上都不如王！关键是后面所提到的这些人物都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参加中共是一种错误行为。
7>王军涛，陈一咨等人，此辈原是一九七九北京之春的老将，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但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打倒邓是没有用的，要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是首先必须批毛批史达林主义，并彻底铲除此二人在中国的影响，这个要害他们没抓住。
其余的高自联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王丹，柴玲``````等等人物都太年轻，政治上尚未成熟，不必要评论。
“工自联”有效么？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不成熟的阶级，“文革”中的若干情况已充份地说明了当年“共产国际”的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文革”中，据说是十分“伟大”的工人阶级被中国最优秀的流氓地痞头子毛泽东所利用，分成两大派互相武斗，拿刀砍杀自己的工友。这么容易的被一个并不高明的湖南土流氓所利用的阶级，能承担历史的重任么？
六.四以后的大陆民运
“六-四”以后的大陆，民主运动进入低谷状态，虽然全国各地经常性地会出现一些小组织，但都未能成气候。一直到“六四”十週年前后才出现两个比较大型的组织—一个是中国民主党，另一个是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前者的声势大于后者。民主党有一定的民众基础，而研究会只局限于一小部分自命不凡但实质平庸的中共中层知识干部之中。
但民主党人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公开成立的错误，结果被中共当局一网打尽，主要人员全部判了重刑，可说是损失惨重。
还有一个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其主要主持人据说是一个曾任过中共地委书记之职的方某人，对于这一部分人，中共仅逮捕了方先生一人就把这个“研究会”彻底摧垮了。
此外有一个美籍华人吴弘达先生成立了一个什么“劳改基金会”，对此本人实在难以理解吴先生为何钟情于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本人建议吴先生将此基金会改名为“中国大陆政治犯援救基金会，这样做恐怕对自由民主的贡献更大一些。
其他的海外民运组织对中国大陆社会原则上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缺乏民众基础。
展望未来及对海外民运的若干看法
今后约二十年左右是中国大陆即将发生巨变的重要时间段，其中十年以后到十五年左右为第一阶段，十五年以后二十年之内为第二阶段，在十年之内即使有局部地区或个别的动荡可以震动中共的反动统治，但还无法立即推翻中共的反动统治。
在十年以后二十年之内，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都将在这一段时间内重新分化，组织集结完毕并进行决战，这次总爆发又将是一片尸山血海:凭君莫问中原事，二十年后血如海！
在这一片尸山血海之后，中国能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那就看这二十年中民主派的努力奋斗，《史记》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请问海外民运诸君：座中谁是青田子？谁是高材捷足者？
现在的问题的要害是政权问题，理论宣传是必要的，如果老是停留在一般的理论阶段，没有任何前进，那恐怕只能算是空谈，空谈误国。
注意：若干海外民主刊物网站编辑部里就有安全部的特工！并再次提醒海外诸君：“六四”中从大陆逃亡海外的人员当中就有一 部份是表面伪装赞成“六四”而内里却是奉命进行在民主派内部进行长期潜伏破坏的特工，这个明显的问题，你们海外民运偏偏从来就没有提出过或进行过任何一种形式的自我检察，这又说明了你们的民运组织是何等松散或松懈！
如此松散或松懈的组织，战斗力从何而来？
有些人专门指望中共高干会给他们什么民主，这是奴才对主子的期望—当然，这也许大多数是特工的小窍门—引导你们去乞求民主。
现在又有一些人提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此类提议者如果不是政治幼稚无知之徒，就是中共安全部的故作姿态的诱导，为什么？因为甘地面对的是英国这样的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才能收到“圣雄”的效果；甘地如果在中国的话，毛的红卫兵的皮带一次就可以把他送上西天，根本不可能在被打昏以后醒过来再游行了—最大的可能是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什么主义也就都不存在了。
请问：已经永远醒不过来了，怎么再提倡那个什么“非暴力主义”呢？
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至少有一部份人的骨子里有玩艺—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民主派的战友送给安全部的特工打去？
话说回来了，如果中共政权是一个类似于英国那样的民主宪政的国家那就是一个什么非暴力的问题，离开英美式的民主宪政的前提去谈“非暴力”那纯粹是与虎谋皮！
中国的海外民运还不是很成熟，这种不够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成熟的整套的政治策略，二是缺乏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和谋略家。许多表面上看上去十份风光的民主派人物实质都不是真正的符合质量的政客谋士，所谓“风云际会”尚待时日。
再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过程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凡是经过白色专制的国家或地区都能很快地进入民主政体，如韩国，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而红色专制的国家就很难或几乎不可能产生这种有益的变化，目前也只有越南有这种可能或开端，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
是否白色专制是亚洲国家进入民主状态的重要的或唯一的渠道？中国需不需要再来一次白色革命?
现在有不少人大喊营救王炳章先生，这个喊法不错，但为什么不去侦查出卖王炳章的叛徒或卧底呢？那些喉咙喊的最大的，其中有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恐怕就是卧底或内奸！
反特务的问题：应先成立一个反间谍小组，你们到现在连一个反谍小组也没有，叫别人怎么说呢？
本文主要是谈“六-四”，民运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但由于“六四”以后，海外民运数量突增，所以顺便说一说。
方励之和“六四”高自联的几个头头，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向全中国的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作出解答，而这个问题你们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廻避，这个问题就是：
在高自联头目的会议上是谁提议将“三壮士”出卖给中共的公安局？
你们为什么要出卖“三壮士”？
你们明知毛比邓还要坏（坏的多）为什么只反邓不反毛？
你们现在对那次的出卖行为是怎样认识的？有没有反省的内容？
方励之，王丹，柴玲，吾尔开希```````逃遁是不行的，你们必须回答，向中国的所有的自由民主派的人们回答！
可以说在中国只有彻底反毛的人才会是真正的民主派，一般的反毛派（如李锐，郭罗基``````等等）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现在你们的关于“六四”问题的研究的水平直到目前为止还仍然停留在展示血腥照片的阶段上，至于吸取教训，重整旗鼓，改变策略，``````等等，一概全无，看不到你们有新的具备战斗力的见解。
你们除了拿着血腥照片哭诉以外，还有没有新的战术？老是痛哭诉说时间长了会使人产生厌烦之感（《祥林嫂》式的诉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提出来什么新的战略或战术性的见解。
我总感觉到你们的水平还有待于大幅度的提高，太多了，需要提出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老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不要说拿政权了，就是把政权给你们，恐怕也掌握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的能力呀？！
海外民运要想担当历史的重任，必须认真检讨自己，全面的提高自己，否则只有让位给更能有所作为的力量或群体了。
可能批评的多了一些，但也可能引起更多的争论，以便能达到更多的总结经验，提高操作水平``````。
不能反省自己的人，就不能提高自己!
(此稿从一九九O年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