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药”以“新药”的身份上市，乃是价格翻倍的一种形式。(Getty Images)
医药行业是个人命关天的经济活动领域，然而其价格年年翻番，以及近来“齐二药”、“奥美定”、“欣弗”、“人体免疫球蛋白”等重大药品或医疗安全事件的接踵发生，使恐慌心态在全社会持续蔓延。
风暴骤起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让中国政府不无尴尬的是，报告指出，行贿在中国医疗机构是普遍行为。
2005年7月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刑拘。2006年春节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王国荣等数名官员被刑事拘留。
2006年12月底，已退休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双规”，2007年1月24日，郑案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曾在药政部门一把手的岗位上干了11年。1998年药监局成立，首先便出台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将地方局批准药品（“地标”）的权力全部收回，推进地方药品标准转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国标”）。正是这一次“地标”升“国标”的转换，为权利寻租留下了巨大空间。
“新药”真相
在美国，一个新药从研制到批量生产，最后进入市场，大约需要七年时间。2004年美国FDA受理了148种新药申请，而中国药监局同期却受理了10009种，平均每12分钟就批一个新药，堪称世界之最。据统计数字，2003-2005年审批下来的化学药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仅有212个，其中真正的化学实体仅有17个，加上中药22个，这个比例只占总药品数量的0.39%。剩下99.6%的可谓是换汤不换“药”，都是“老药”以“新药”的身份、翻倍的价格上市，却都通过了药品注册部门的审批。
据业内人士介绍，其中一种主要手法就是，在老药中增加一些无用成分后摇身一变成新药。例如，阿斯匹林每片仅0.03元，取而代之的“巴米尔”，每10片6.3元；但有效成分仍是单一的阿斯匹林，价格却增加20倍。
“批文”经济
“为追求高额利润，医药企业必须想尽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手续获得药品批文，抢先占有市场。”一位业内人士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医药企业拿到了“新药”指标就等于获得了单独定价的权力。 新药审批分成三个阶段：新药临床申报、新药临床试验以及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申报。然而几乎在每个阶段，医药企业都可以找到利益关联者行贿。
很多医药企业为了拿到“新药”批文，专门抽出一部分人进行公关活动。市场上还涌现了大量药品报批公司或机构。他们把官员和专家聘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让官员和专家到药企参股分红。在他们那里，搞一个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对这部分钱，企业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消费者转嫁。
为何处处腐败？
这种管理机构、企业、专家机构混乱地捆绑在一条利益链上，必然导致上串下通的腐败行为。然而有业内人士表示，“药监局高官的落马，决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也不只是因为权力太大，无人监管。这就好比一个链条运转不畅，而恰恰在最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断裂。”
郑筱萸曾对媒体宣扬过他的金钱观：“一个人去世时，能带走的一定不是金钱，而留在世上源远流长的是人的品格和精神。”这些曾被郑筱萸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内容，如今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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